认清中国历史发展的走向可以知道，中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与中国的发展密切相关。

　　特约撰稿／葛剑雄

　　三千多年前，当“中国”这个名词刚被使用时，它的范围只是指今天的河南一带，以后才逐步扩大到黄河中下游地区。尽管这一地区并不是今天中国的地理中心，却一直被认为是“天下之中”，并且长期雄踞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

　　这自然得益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地理环境。三四千年前这一带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得多，气候温和，降水充沛，加上黄土高原与黄土冲积平原容易开垦，形成了最大、最发达的农业区。从夏、商、周起，直到公元12世纪，统一政权和实际政治中心都没有离开过这一范围。与中原相比，南方的开发要晚得多。西汉时还有“江南（指今湖南、江西的长江以南）卑湿，丈夫早夭”的说法，中原人视为畏途。贾谊被任命为长沙王太傅，就担心住在长沙会活不长，成天忧心忡忡，果然33岁就去世。

　　但从秦汉以来，由中原向南方的移民持续不断，在东汉末年、西晋永嘉之乱后、唐朝安史之乱后、北宋靖康之乱后更形成一次次移民高潮。大批中原人越过淮河、秦岭，渡过长江，迁往南方，其中不乏帝王、贵族、官员、文人、富户、商人，也有大批掌握生产技艺又吃苦耐劳的农民、工匠。他们不仅将北方先进的文化传播到南方，也使南方的开发扩大和深化，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加上黄河流域气温下降，降水减少，环境恶化。北宋以后，南方的经济地位已超过北方。到明代，南方的文化已明显居于优势。直到近代，这种趋势均未逆转。

　　元朝定都北京，从此全国政治中心离开中原。朱元璋建明朝时虽定都南京，却深知南方在战略上的弱点，一度考虑迁都开封。但经过考察，发现以前的汴渠早已淤塞，无法将南方的粮食运往开封，只能作罢。此后朱棣迁都北京，明、清和民国初年都以北京为首都，中原再未有过政治中心的体验。

　　中国首都的转移基本是由西向东的，除了出于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目的，也是为了便于获得南方的粮食——京杭运河提供了运输之便。但到了近代，由于西方的现代文明主要是由海上传入的，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首先是在通商口岸和沿海地区发展起来的，然后再向内地扩展，所以基本上是由东向西的。上海是最重要、发展最快、影响最大的通商口岸，又具有“江海之会，南北之中”的地理优势，加上长江作为中国最长、流域最大的河流所提供的通航便利，使长江流域成为这种“由东向西”推进模式的典型。一方面，上海获益于长江流域广阔的腹地，成为中国主要出口物资的集散地；另一方面，上海作为现代化中介和输出地，将新兴的工商业溯长江而上，推向中游的武汉和上游的重庆。因此，武汉的发达程度虽不如上海，却优于重庆。而重庆虽不如武汉，也优于更上游的城市和水运条件不如重庆的成都。但黄河下游和海河水系基本不通航运，近代的淮河已经没有自己的出海口，所以尽管北方也有天津、青岛等通商口岸，却无法通过水运影响中原地区。铁路和公路的建造多少弥补了水运的缺陷，但这些道路的主要起始点还是天津、上海，而终点长期停留在西安，上世纪50年代才延伸到兰州、乌鲁木齐。即使处于京汉、陇海两条干线枢纽的郑州，也不能与同样处于中部、却得益于长江的武汉相比，而沿陇海线的开封、洛阳早已失去昔日的荣华，沦为衰败中的区域城市。新兴的工商业得不到发展，传统的产业又备受打击，奄奄一息，可耕地开垦已尽，自然条件日渐恶化，但人口却不断增长，即使在战乱年份也未真正停滞。曾经是中华民族文明摇篮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中原地区，已经成为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贫穷地区之一。

　　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巨变。帝国主义的封锁和禁运，使沿海城市的优势不复存在，有的甚至成了国防前哨和军事要地，连上海也只能吃老本，由东向西的发展已是强弩之末。苏联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与日俱增，几乎遍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全部项目，而这一切都是由中央政府按严格的计划经济部署的。郑州作为河南省的省会，洛阳作为中国未来的拖拉机生产基地，都得到迅速发展。但到19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大饥荒使这个农业大省一蹶不振。国家立足于战备的“大三线建设”越过中部，将东部沿海地区和京津地区的重要工业、科研机构西迁至云、贵、川、陕，仅上海迁往“三线”的资产就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1970年代末统计数）。尽管三线建设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也造成很大浪费，但毕竟为西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中原却只能望洋兴叹。

　　一个地区的文化固然离不开自然环境所能提供的条件，也与社会和人文因素密切相关。当一个地方经济繁荣，政治地位优越，处于全国瞩目的中心地位时，必定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当地的文化要素、风俗习惯很自然会“领导新潮流”，成为各地引进、模仿的对象。东汉时，设在洛阳的太学一度有三万来自各地的学生，树立在太学的碑文是儒家经典的国家标准。西晋时，左思的名著《三都赋》在首都发表，才引起“洛阳纸贵”的轰动效应。开封方言作为宋朝的“国语”，随着宋室南渡传至杭州，居然取代了当地的吴方言而形成开封话的方言岛，历经八百多年影响犹在。

　　一般来说，文化的兴盛和衰落都会滞后于经济和政治状况，所以洛阳在失去首都地位后还能以“西京”或故都自豪，其园林名胜还能吸引文人学者，牡丹也能“甲天下”。但这种滞后现象是有限度的，当政治、经济长期处于劣势时，文化传统毕竟会“无可奈何花落去”。更何况，社会的大多数只能根据物质条件维持生活，在持续的穷困中形成某些恶俗也在所难免。明人王士性是一位杰出的人文地理学家，他对全国各地的观察和描述是相当客观的。在《广志绎》一书中他肯定了河南人的优点：“中州淳厚质直，有古风，虽一时好刚，而可以义感。语言少有诡诈，一斥破之，则愧汗而不敢强辩”。还列举了两种“善俗”：一是“告助”，如因贫无法交纳赋税被官府追讨，亲友就会集资帮助。一是“吃会”，凑集十多人，每月两次在社庙聚餐，每人将一点余钱交给会长储存，会员如遇到父母丧葬等急难可得到资助，以免借高利贷。会员父子相继，时间越长钱积得越多。他注意到，河南“自古为戎马之场”，元明之际的战乱“杀戮殆尽”，后来的人口主要是从各地迁来的，因此“各带其五方土俗而来”。他列举的恶俗是：百姓不重视积蓄，丰收时将粮食卖光挥霍，灾年就挑着箩筐全家逃荒要饭。赌博成风，穷人有十文钱也要赌光才罢休。输了就偷，所以小偷盛行。而偷术太差，往往登堂入室时就杀人，偷的东西都是笨重而容易辨认的，今天偷来的衣服明天就穿在身上，马上被抓获。赃物值不了几个钱，但因杀了人，有时竟有十多个人被判死刑。如果不顾“淳厚质直”的传统优点，只强调存在的恶俗，或者一味夸张这类恶俗，那必然会像今天某些人那样制造地域歧视了。

　　幼时在上海听滑稽，广东话和粤剧是演员嘲弄的对象，想不到改革开放后不仅粤语风行全国，甚至连大学里也办起粤语班。1986年我第一次到香港，如果不说英语和粤语就会遭遇白眼，但如今却经常听到港人主动致歉：“对不起，我普通话讲不好。”

　　中国有许多人自称根在河洛，都认中原为祖籍，然而嘲笑起自己的故里起来，一点都不含糊，这颇让人寒心。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不过是历史长河上的一二水花。以中国之大，各区域经济政治和文化要做到均衡发展，诚然不易，也未必可行。但明了历史的走向可以知道，所有中国人和中国所有的地方都不过是这个历史走向中的一环。彼此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皆密切相关。不管东部、西部或者中部，北京、上海或者河南，无不如此。这种认识当有助于国民以宽容、理性、克制的心情，看待这个国家中尚还存在的落后的地区和贫穷的人。从中了解到，彼人彼地彼时的疾苦，和此时此地自己的命运，其实根本相关。（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