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5月19日，日军侵华老兵91岁的本多立太郎跪在“七·七事变”的发生地卢沟桥上，他身旁站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王新华和《我认识的鬼子兵》作者方军。
本多作为侵华士兵1939年8月驻扎在江苏金坛县，期间，在上级命令下曾杀死一名中国军队战俘。“但是，并不能因此而说自己没有罪行，我毕竟亲手杀死了对方。”本多说，他想找到那位战俘的亲属，“当面诚心诚意地谢罪”。
本多立太郎自1986年2月开始在日本各地进行侵华战争忏悔演讲，至今已有1027次，听众累计18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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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岁日本老兵本多立太郎来华谢罪，以此证明“还有一个日本人希望和平” |
昨日，中国民族报社，本多立太郎和部分中日关系研究者座谈。本报记者王申摄
对话人物
本多立太郎
1914年生人，日本国北海道小撙市人。现在91岁。
1939年5月被召入伍，8月在中国江苏金坛驻防。
1941年8月回国，1943年再次应召入伍，在北千岛驻防。1945年8月日本战败，作为苏军俘虏被押送西伯利亚。1947年8月回国，1974年退休。
1986年2月开始在日本国内巡回演讲，现在已经演讲1027次。
对话动机
5月16日下午6时30分，北京金鼎轩饭店。91岁的日本侵华老兵本多立太郎，面对着3名当年中国被掳劳工，深深地鞠躬，为自己60多年前的罪行向中国人民谢罪。一位91岁的老人为何仍要来谢罪？又为何选择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这个时机？作为战争亲历者，他的感触又是什么？
昨日，和部分中日关系研究者座谈后，本多立太郎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今日，本多立太郎先生将离京赴沪，并造访日本部队曾经驻扎过的江苏金坛。
不知道用什么语言表达自己的愧疚
正因为有不和谐的声音，就更应该来，来证明还有一个日本人希望和平。
新京报：你5月16日晚曾会见几个中国劳工，感觉是怎样的？
本多立太郎
（以下简称为本多）：当天劳工们讲了在日本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惨痛经历，我害羞得不行，已经不知道用什么语言表达自己的愧疚，只是握着他们的手，我真的希望日本政府能够正式向中国人民道歉，向劳工们谢罪。
新京报：你为什么要来中国谢罪？
本多：自己在战争中犯过罪，所以要来深深地反省。
不是日本政府，也不是任何民间组织派我来的，我的举动只代表我本多立太郎———一个战争的经历者。
新京报：为何选择现在这个时机？有怎样的愿望？
本多：目前中日关系不太好，有人为我的到来担忧；但自己觉得正因为有不和谐的声音，就更应该来，来证明还有一个日本人希望和平，日本也不只有小泉一个人。
曾在战争中杀过中国人
当时是新兵，也不能反驳，就和其他人用刺刀将10个俘虏解决了。
新京报：你当时是怎么参军的？
本多：我1934年加入朝日新闻社，1939年突然接到粉色的信封，命令必须参军，不得不离开京都，回老家北海道参军。
新京报：是被迫参军的？
本多：战前日本有规定，男子到了20岁就要去当兵。
经过三个月的军事训练后出发到中国，但出发前并不知道要“到中国抢东西去”，当时对我们的教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服从上级命令，天皇都称“上级的命令即朕命”。
新京报：你被分配到什么地方？
本多：1939年8月到了江苏省，分配到日本驻江苏省部队，一直到1941年8月，在这段时间内一直穿军服、拿着枪做警卫，与国民党及新四军发生过多次战役。
新京报：在战争中你主要做什么？
本多：武长，下士官（相当于班长）。
新京报：你在战争中杀过中国人吗？
本多：上个世纪30年代末，从金坛押送10个俘虏到南京，途中遭到袭击，有子弹射过来，军队要分散、隐蔽，于是上头命令我们把人处理掉，当时是新兵，也不能反驳，就和其他人用刺刀将10个俘虏解决了。
看到累累白骨，惭愧得抬不起头
作为亲临战场的人，我的感受是战争是不能被允许的，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新京报：战争中，你进过慰安所吗？
本多：没有，从没去过。
新京报：对于慰安妇问题怎么看？
本多：当年在江苏的金坛建有一个慰安所，慰安妇有中国、日本、韩国人，一到周日日本军队就跑去。日本陆军曾找借口说，如果当时没有慰安所，军队到外面可能会干出更多坏事，所以才建此所。
日本官方也曾说民间办的慰安所和军队没关系，实际上不可能，当时部队转移时，把慰安妇用卡车带走，因为有军队的押送，才可以运送，实际上军队对此是保护的。
新京报：对南京大屠杀，你是怎么看？
本多：日本右翼曾说，南京城当年只有20万人，屠杀了30万人是不可能的，从而想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上我前几年亲自到了南京一趟进行调查，当时的守城部队30万，市民20万左右，加起来有50多万人，大屠杀30万的数字并非夸大。
不管数字是多少，大屠杀是事实，也是不允许的。
2003年5月和2005年1月，我两次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看到累累白骨，真的是惭愧得抬不起头来。
新京报：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战争意味着什么？
本多：事情要通过战争来解决就是不对的，作为亲临战场的人，我的感受是战争是不能被允许的，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在日本做了1000多场讲座谢罪
我把日本全国各地都走遍了，在日本听我讲过战争的共有18万人。
新京报：你回国后又被派到前苏联了？
本多：1941年8月回国后，不到两年，又接到命令到了“北方四岛”，一直待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
新京报：日本战败投降时什么心情？
本多：一方面觉得失败了，心情复杂，但同时又觉得特别高兴，因为终于可以回家了。以为从此后可以结束战争回家了，谁知又和苏军发生战斗，投降后被送到西伯利亚一个煤矿，一直待到1947年8月份返回日本。
新京报：回到日本后开始怎样的生活？
本多：回到日本后结婚、生子，找不到好的工作，就去了银行（当时大家觉得不是太好的工作），当过支店长，一直到60岁退休。
新京报：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对战争有忏悔的心态？
本多：经过西伯利亚这两年，回国前（大约1947年）开始忏悔。
新京报：你用讲座形式来谢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本多：1986年2月份，第一次向其他人讲起战争经历，当时是跟京都邮局的50人讲，直到2004年11月份在日本秋田县一个学校的讲演，一共做了1000场讲座。2004年12月，获得日本记者同盟颁发的和平奖。
新京报：在日本国内一般什么团体邀请你去讲座？
本多：大中小学、妇女民众团体、教育组合等。
新京报：你的这些演讲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阻力和干涉？
本多：我把日本全国各地都走遍了，在日本听我讲过战争的共有18万人。我的演讲跟日本政府没有关系，也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干涉。
曾收到很多匿名恐吓信件
这次来家人也很担心，但我自己决定的事，谁也拦不住。
新京报：你每次来中国，是自费还是有经费支持？
本多：都是自费的，自己掏钱买的机票，自己赶过来。
新京报：来中国之前，家人阻止过你吗？
本多：老伴今年80岁，很支持我做这些事，不会有太多干涉。但这次来家人也很担心，但我自己决定的事，谁也拦不住。
新京报：你及你家人是否会受到右翼势力的干扰？你此次回国后会有压力吗？
本多：说句实话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事情。来之前有人对我讲，去中国之前即使和中国媒体见面也不要和日本媒体见面，但见过中国媒体后，日本媒体肯定也会知道。到目前为止，我先后收到过很多莫名其妙的恐吓信件和电话，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匿名的。
有时我也想，虽然我已经91岁了，无所谓了，但不想给家里人添麻烦。
新京报：今后你打算怎么做？
本多：我来中国后听到的大家的问题和意见，回国后都要向他们转达，将大家的意见做个反馈。
不能正确面对历史，是精神上的弱者
在日本三四十岁的人对真正的日本历史不知道，十几岁的人就更不知道。
新京报：日本国内还有像你这样积极忏悔的人吗？
本多：这种人很多，很多日本老兵曾经做出了一个《不战决议》。他们以前参加过战争，不但给外国人造成了很大痛苦，也给自己国民造成了很多痛苦。老兵们做出这样一个决议，以后不再参加战争，要和世界各地的人搞好关系，为了和平。
新京报：但日本国内还有一些人不能正确面对历史。你认为他们为什么要歪曲历史？
本多：简单地说，他们是精神上的弱者，他们没有直面事实的勇气。
新京报：对于过去那段历史，日本国内知晓的情况怎样？
本多：在日本三四十岁的人对真正的日本历史不知道，十几岁的人就更不知道，日本的年轻人大多数还是为了考试而去学习，考试题也有一些问题。
新京报：你认为为了中日关系的改善，我们最基本的是需要做什么？对于年轻一代，有什么很好的方法让他们知道？
本多：最重要是交流、对话。交流的时候吵架都没关系，要更多创造交流的机会，只要坐下来，没有谈不拢的事情。
对于年轻人来讲不应该有什么困难的事情，要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进行交流，主要是对话。
采写/本报记者 申剑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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