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晚上七点半，明星版《雷雨》在北京的第一场演出就要开始了，下午两点演员们进行最后一次彩排，为了繁漪这个角色潘虹做了两年的心理准备，这是潘虹从艺以来首次出演话剧。

　　杨春：从戏剧学院毕业二十多年第一次登上舞台，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演话剧？

　　潘虹：是因为繁漪，是因为《雷雨》是因为曹禺先生。我在戏剧学院念书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台下，在台上看我们老师演的那一版《雷雨》，我就希望这个角色有一点会落到我头上，当然那时候不一样心态，年轻，对这么一个女人用我们今天的时髦话来说她患很严重的犹豫症的女人，理解不是很多的，但是我同情她，我喜欢她那份凄美，但就因为不理解她给我留下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神秘的一个空间。我觉得哪天我自己成熟了我有了人生的力量我来解释一下这个。

　　杨春：很多人这么多年来有不同的方式演绎这个角色，你的主导之处在什么地方？

　　潘虹：我希望她是一个更符合现代人心理的更确定我们现代人新生活节奏由于下岗由于情爱，由于孩子由于种种的社会原因凡多各种各样矛盾的总和能使一个女人变成一个犹豫症女人一个总和的代表。

　　杨春：我理解，有很多东西其实是穿越时空的，但是你寻找的这个契合点在什么地方？

　　潘虹：我想其实无论我们这个戏要跨越多少年，我们倒回去也好，顺回来也好，从过去看现在看将来，女人身上的通病是一直的。其实女人很可怜，所有的女人没有一个女人说我要成为一个女强人，成为一个大女人，我觉得这是一个悲剧的一个寓意，我们都希望成为一个小女人，有人呵护，有人拥戴，我能占有别人，别人也能占有我，懂得爱和爱我的人，然后我觉得繁漪也就是如此。（戏）她病了两个星期她没有下过楼，当她下楼的时候一切都变了，房间的陈设变了，老爷依然在找他年轻时候的梦，然而她那个情人，她心里的那个男人有两个礼拜没来见她，这种心里的压力，性饥渴，所有的东西对一个健康女人来讲这种折磨我觉得观众是懂的

　　杨春：你觉得你成功了吗？你赋予繁漪身上这些新的东西你觉得你能打动观众吗？

　　潘虹：我觉得我是在赌，也许我赢多过于输，但是还会有输的成分在里边，我很期待北京的演出，20多年以后我战战兢兢地去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告诉我自己，也许我会被别人哄下来。

　　杨春：但是在演艺圈来做了这么多年到了这样一个地位还会有这样的担心？

　　潘虹：就要说句心里话，其实我是一个很脆弱的人，我很怕输，尤其输给舞台观众，但舞台剧不同，他喜欢你他会跟你一起哭，一起笑，他不喜欢你他排斥你，他不接受你他会骂你。当我今天一千多个观众的口碑在社会上在网上流传的话对我是一种巨大的压力，所以刚开始第一次演出是在上海大剧院，我走下楼梯走出测木条的时候，我听到第一前排的观众有一声叹息，哎，她怎么这样呀，我顿时找到了，这个感觉是他要的。

　　杨春：找到这个点了？

　　潘虹：我就依着她那声叹息我走下去，一直走到了今天保利剧场。

　　杨春：你把《雷雨》，把繁漪这个角色当做一次考试吗？

　　潘虹：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想对自己是一种总结，有的时候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我们做影视的人就像流浪艺人一样，四处的安营扎寨，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一种空落落的，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在像坐舞台旁边那时候那种纯洁感，单纯极了，我什么都不想，我什么都不知道，重要的是我跨出舞台的第一步让台底下一千多个观众看到我那一刻，他们就会说她适合不适合。

　　杨春：但是直到现在对于这一次的考试能够打一什么分数心里还没有底？

　　潘虹：你要问我自己的话，我只能说我尽力了，我不知道会是什么一个分数，我觉得这个结果可能对我来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问过自己，我每天摸着我自己的额头告诉我自己，这三小时我尽力了，我投入了，我燃烧了，我跟这个角色深交了。

　　1979年，潘虹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此后20年，潘虹在数十部影视剧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的悲剧人物形象。这些角色为她赢得了很多殊荣，27岁得全国大奖，29岁得国际大奖，32岁在日本东京电影节获“世界十大影星”称号。这其中给观众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潘虹1983年在《人到中年》中饰演的陆文婷一角。

　　杨春：是你会有一种对悲剧的这样的理解？跟你的经历有关系呢？成长环境有关系呢？还是性格有关系？

　　潘虹：这两者都有，还跟我的审美有关系，我喜欢看的书都是悲剧的，喜剧的东西我觉得也是中国的喜剧尤其是东方人的喜剧都不够幽默，所以喜剧本身来讲它的含金量并不是很高，而悲剧恰恰不同，我有的时候在马路上看到一个人背影离去的时候我就很好奇我觉得他快乐吗？所有人都没有告诉我快乐，无论他是多少成功的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总，还是一个普普通通在我们人流当中匆匆而去的一个行人他们留给我们的那一眼都是那样的茫然。

　　观众眼中的潘虹无疑是一个成功的演员，然而银幕下的潘虹却经历坎坷，她的父亲是右派，潘虹的童年是在周围人的白眼中度过的，十岁时父亲自杀，过早地经历人间悲剧，使潘虹对人生和艺术的理解更加深刻。

　　潘虹：那个时代的演员，好像家里面没有一点烙印打在今天自己的这张脸上的话，那我觉得可能不可能的，只是没有人像我一样我把这个东西当做是一种，怎么说来着，我小时候就没它当做一个抗拒社会的理由，我曾经抗拒我，不瞒您说，我父亲的死以后，自杀以后。但是当我做演员以后我希望把它化为一种资本，因为我过早地有这份体验，我希望有我的体验来带动我所有的跟我的同龄人或者比我年纪稍微长几岁的人，经历过文革的人，文革当中我们是孩子，但有一些文革当中是20几岁的比较成熟的青年人的时候，他们家里边受到的所有种种的东西可能不亚于我，那一份回忆有泪以后我们不是更珍惜自己吧。

　　杨春：这么多年来一直是独来独往，反对冷静地看待这个社会，看待这些人，还要这么一直下去吗？

　　潘虹：其实每个人都有合适自己的生活的一种方式，我的那一种就是用自己的左手每天去握着自己的右手给自己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