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5月中旬的一天，一架来自北京的中国民航专机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为了我们这架专机，香港方面专门封锁了整个跑道，我印象中那天的机场是空空荡荡的”，章含之回忆。她的93岁老父亲章士钊在家属及医护人员的陪同下，坐轮椅被抬下飞机舷梯。虽然年逾九旬的章士钊对外宣称是到香港探望第三夫人，但境外媒体毫不费力地猜出这位老人此行的真实目的只有一个——台湾问题。

　　记者◎李菁

　　“主席在我们临行前说，我们派一个包机过去，就是要制造轰动效应。你想，在那个年代，一架三叉戟，一大帮家人、护士、警卫，再加上93岁的老人，能不轰动嘛！”章含之说，“一个80岁的人（指毛泽东）派了一个93岁的人来，其实就是想明确地向外传递两岸和解沟通的意图。”

　　章士钊的香港之旅出乎许多人意外，包括章含之本人。在接受采访中，章含之也详细回忆了章士钊此行的前前后后。1969年，奚夫人因肺炎去世，“父亲的生活变得很枯燥”，章家人希望将在香港的殷夫人接回来，但殷夫人不愿回大陆定居。章士钊于是提出去香港，理由是“孤独”。但考虑到老父亲年事已高，已在外交部工作的章含之和家人都持反对意见，主张继续争取殷夫人回来，去香港一事于是耽搁下来。

　　“后来这个事情不知怎么被主席知道了，有一次他跟我开玩笑说，‘你们很不人道，人家要团聚你们却阻挠’，我觉得行老（指章士钊）应该去，现在跟台湾的联系也应该建立起来。”章含之回忆，“主席一发话，我们都不好再说什么了。主席后来关照总理，一定要好好准备，我们派个专机送去，造一点声势！”

　　“我回去问父亲:‘你还去得了吗？’父亲说，他一定要去，这个事情（台湾问题）一直在我心上。”章士钊最终成行，章含之却忧心忡忡。她后来在一篇回忆中这样写道:“我到香港后的心情却是复杂的……香港五六月的气候十分闷热，父亲住在香港闹市区一幢楼的底层，并不太宽敞，也没有花园可以透点新鲜空气。特别是室内的冷气空调，我真怕老人受不了。”

　　章士钊到达香港后情绪并不热烈和兴奋，反而“出奇地冷静”，“他似乎意识到他是在履行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次伟大使命”，章含之说，到香港的第二天，他就急匆匆安排会见各方面的旧友，“殷夫人和我都劝他休息些日子，然而父亲急不可待”。一周后，章含之带女儿洪晃回北京。“我很少见他动感情，他是个极深邃的人”，但在这一次告别，章士钊却显得格外柔情，“他特别舍不得妞妞，临别前再三抚摸她的手和脸，要她3个月后来接爷爷”。

　　回北京没多久，6月30日夜，章含之接到电话，告之章士钊得了肺炎，得到消息的周总理立即下令组成医疗队连夜办签证赶赴香港;但医疗队还没动身，又传来章老先生已去世的消息。

　　章含之回忆，在章士钊到达香港之前，“张群和二陈（陈立夫、陈果夫）的代表已经到了”，“你告诉总理，我已和台湾来的人接上头、开始工作了，工作进行很得很顺利。告诉周总理我很想北京，事情办好我就回去，叫周总理不要忘记派飞机来接我。”在章含之返回北京前，章士钊的这番嘱咐也成了他最后的留言。

　　“我父亲最后有两个心愿:一是《柳文指要》能出版;二是能帮助解决台湾问题。他的第一个心愿后来实现了，他也算为自己的最后一个心愿而死吧。”

　　关于章士钊为两岸关系斡旋的一些“秘闻”如今已相对公开，让我们窥见在两岸关系初期，既有硝烟又有接触与沟通的那段特殊历史。

　　终其一生，亦官亦士、亦主亦客的“无党派人士”章士钊一生交游甚广，这使得他在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成为一个很特别的人物。

　　在共产党内部，章士钊与毛泽东的交情更是一段佳话。章士钊与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杨怀中）是老朋友，章士钊后来告诉女儿章含之，因为杨怀中身体不好，他把女婿毛润之介绍给章士钊，告之“润之有雄心壮志”，期望章若有机会能帮助毛。

　　1920年，筹备革命运动的毛泽东找到章士钊，希望能为其提供捐助，毛泽东后来告诉章含之，找章士钊借钱时，自己的一只鞋都是破的。“基于与杨怀中的友谊”，慷慨的章士钊为毛募集了2万银元，这笔钱于当时的毛泽东而言，不啻天文数字——毛在北大图书馆作馆员的月薪才是8块大洋。这笔钱一部分捐助蔡和森等人赴法留学;另一部分则被毛泽东用作创办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另一方面，章士钊与许多国民党元老，如于右任、张群关系很好。“斡旋人”的角色，章士钊再适合不过。1956年8月7日，带着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嘱托，章士钊曾从北京乘火车经广州赴香港。章士钊与上海闻人杜月笙的关系也非同寻常，章含之透露，“中央当时还有一任务，动员杜月笙回国”，但对大陆心存疑惧的杜月笙最终还是未能成行。

　　“从1956年开始，父亲每两年去一次香港，因为在香港有个夫人，所以他有个很好的借口去探亲，当然家人知道他执行的是中央给的和台湾建立渠道的使命，否则我母亲该吃醋了。”章含之半开玩笑地回忆，每次出行前，周恩来总理都会找到章士钊商谈很长时间，“但父亲的嘴很严，从来不对我们多说什么。”

　　1958年8月，金门炮战后，毛泽东曾让章士钊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其中有这样几句:“台澎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天，希诸珍重。”毛泽东看了很欣赏，但认为把台湾看作“南天”不恰当，后来改为“南云”。

　　从1956年到1964年，每两年，章士钊都会到香港“探亲”，一住半年。这实际上也为两岸的交流建立了一个稳定而畅通的渠道。但到了1966年又该启程时，因为“文革”爆发，固定的行程也被打断。

　　1963年，周恩来的一次神秘之行

　　已故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同志生前有一篇回忆文章，讲述1963年他接受任务为周恩来总理的一次护航行动。此事一经披露后，立即引起外界诸多猜测。周恩来秘密出海要见的人究竟是谁？

　　1963年底，海军通知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与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到北京参加一重要会议。会议结束后，时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罗青长找到吴瑞林，说周总理等一行人将赴珠江口视察，让吴在5天内准备好。

　　“我回到舰队以后，分头打电话通知有关人，并作周密安排，决定将一条大登陆舰先到内零丁洋等岛进行训练，实际上是对香港进行观察警戒，一条中型的登陆舰放在三灶岛进行训练，实际是对澳门进行观察警戒。另外两条扫雷舰、两条猎潜舰和一条巡逻艇，作好出海的一切准备工作。”

　　第五天，周恩来与陈毅、张治中到达黄埔登舰，天将黑时，舰艇来到了零丁洋锚地抛锚。第二天，吃完早餐，总理等上岸到万山要塞防区，晚上又回到舰上。总理用了两个多小时，把5条舰都看完了。也许是为了不引起过多猜测，周恩来当时向吴瑞林布置“准备执行‘援越抗美’”的任务，并配有很详细的指示。

　　直到31年后的1995年春节，罗青长在和吴瑞林见面时，才透露了总理这次绝密之行的目的。1963年底，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将出访亚非欧14国，出发前停留广州时，“周恩来总理与张治中副委员长到广东省边境，与能沟通国共两党关系的人进行秘密会晤，我当时任中央对台办主任，参与了此次鲜为人知的活动……”罗青长后来在一篇文章中也回忆了这段经历。罗青长说，在吴瑞林陪同检阅南海舰队部分官兵后，“周总理、张治中委员长登上了海军的一艘护卫舰，开始了秘密航行”。从广州到边境的预定会晤地点海上要有一天多的行程，为了照顾好周总理的休息，吴瑞林命令护卫舰低速行驶，使发动机噪音减小到最低程度。这天晚上，恰好风平浪静。第二天上午9点钟了，总理还没有醒来。童小鹏主任说:“可以叫总理起床了，总理已经多睡了一个小时啦。”总理醒来，看了看表，高兴地说:“我多年来都没有睡过这么多个小时啊。”

　　据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回忆，周恩来此次会见的这位“能沟通国共两党关系的人”，是香港文化界知名人士张稚群。“张正准备去台湾，周恩来要他转告台湾当局，美国正准备采取更多行动搞‘两个中国’，而国共两党在反对‘两个中国’的问题上要取得一致。”但不知为何，目前关于张稚群的资料少之又少。

　　曹聚仁:浮出水面的“密使”

　　有关著名报人曹聚仁在两岸穿梭斡旋的传闻在他生前就若隐若现、或明或暗地存在，但与另一位已被大量披露诸多细节的斡旋者章士钊相比，无论大陆还是台湾对曹的角色及工作一直没有系统而完整的资料，这也使得曹聚仁的身份一度可以用“扑朔迷离”来形容。

　　就在最近几年，随着诸如《周恩来年谱》等出版物的正式公布以及重要当事人回忆录的发表，很多涉及曹聚仁的内容也已公诸天下，虽然这些材料依然零散，但已可依稀拼出曹聚仁为两岸充当密使的大体形象。

　　香港来客

　　“1956年7月11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上商议周恩来接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现《南洋商报》特派记者曹聚仁的有关事宜……”这是1998年在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年谱》中的一段，“曹聚仁”名字第一次出现。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接见曹之事，可见重视程度非同一般。

　　据曹聚仁的女儿曹雷回忆，周恩来在开会商讨之时，曹聚仁已经到了北京。1950年，曹聚仁从上海到达香港工作，“大约在1956年夏天，他写了一封信给我母亲，让她转交给邵力子先生。后来可能是邵力子向上头做了汇报，让他不妨来接触一下。”曹雷说。

　　据《周恩来年谱》，1956年7月13、16、19日，“先后由邵力子、张治中、屈武、陈毅等陪同，三次接见曹聚仁”。周恩来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后来也在回忆里提及，周恩来于16日在颐和园会见并宴请曹聚仁时，进一步阐明了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思想。“曹试探地问周恩来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谈话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周恩来说:‘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价值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日战争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

　　8月14日，曹聚仁在他供职的《南洋商报》上将这次会面做了报道，向外传递了中共方面认为“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重要信息。

　　那时，已6年未同丈夫见面的夫人邓珂云立即带着小儿子曹景行赴北京。对这次北京之行，如今已是“凤凰卫视”著名时事评论员的曹景行至今还有印象。“那年我才10岁，跟着父亲在北京见了邵力子、屈武等很多人。”大人们在谈话，邵力子陪着曹景行母子游览颐和园，后来张治中、邵力子、屈武、夏衍等人请曹聚仁吃饭，大家谦让着都不肯坐主座，小曹景行最后堂而皇之地坐上了那个位子。

　　10月7日，由邵力子、张治中等人陪同，周恩来与再次来京的曹聚仁会面。这次谈话内容，《周恩来年谱》也记录得十分详细:周恩来回答了曹聚仁询问如果台湾回归后，将如何安排蒋介石等问题，周说:“蒋介石当然不要做地方长官，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关于陈诚和蒋经国也都有提及，周恩来表示，陈诚如愿到中央，职位不在傅作义之下。

　　曹聚仁夫人邓珂云后来在笔记中记载:“……这次毛主席接见了他。”可以推断，自1956年起，曹聚仁便与北京建立起稳定而畅通的交流管道。1958年8月，毛泽东再一次接见曹聚仁，让他将中共金门炮战的目的主要是对美不对台的底细，转告蒋氏父子，曹聚仁后来在报纸上以“郭宗羲”之名发表了独家文章，透露了中共炮轰金门的“醉翁之意”。

　　提及这段历史，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回忆:“毛主席十分重视曹聚仁，当时毛主席讲政治性‘试探气球’。”“总理和我们也等着曹先生把消息传递给台湾。当时曹聚仁可能没有与蒋经国直接联系上，或者出于别的什么原因，但他为了执行毛主席交给的特殊任务，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后来在新加坡《南洋商报》以记者‘郭宗羲’的名义发表。”

　　为什么是曹聚仁

　　1900年出生的曹聚仁21岁时到了上海，后在上海艺术大学、暨南、复旦、中国公学等大学任教，并为《申报》、《立报》等刊物撰写评论和杂文。1937年，“淞沪会战”的爆发改变了曹聚仁的人生方向，他“持”笔从戎，以新闻记者身份出入上海闸北战场，为《申报》、《立报》、《社会日报》和中央通讯社采访战地新闻，发回了大量报道，1947年，这些战地报道被整理成《中国抗战画史》结集出版，为后人留下一笔珍贵资料。

　　曹聚仁的“密使”角色，多多少少与他和蒋经国的渊源有关。曹聚仁女儿曹雷回忆，母亲在去世前几天拉着她的手说:“你知道吗？都是因为你来到这世界上，改变了你爸爸和我的一生。”1940年，为了小曹雷的出世，同为战地记者的曹聚仁夫妇决定在相对安宁的赣州安家。没多久，蒋经国找上门来，以“老师”相称邀曹帮助自己主持赣南的《正气日报》。“我出生后，蒋经国和蒋方良专门找了一个士兵挑了鸡蛋到我们家来看望，母亲说，蒋方良还抱过我。”

　　“蒋经国从俄国回来后，缺乏亦师亦友的关系，他后来找到了我父亲，父亲不是他的幕僚，只是帮助他办过报纸。”曹景行这样分析曹聚仁与蒋经国的关系，曹与小蒋的联系一直保持到1949年。

　　另一方面，由于早期做记者、文人的经历，曹聚仁交了很多朋友，有国有共，民主人士邵力子又是曹聚仁的老师，这一点与章士钊颇为类似，这或许是他们充当中间人最大的优势。

　　“近些年来出了不少关于我父亲的文章，有的文章像写电影剧本一样，把当时的神态、对话写得活灵活现。父亲所做的事情当时属于绝对机密，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所以那些文章大多是不负责任地猜测或编造。”曹雷坦率地表达了她的不满。

　　“我妈妈一再关照不许多问多说，我们都知道这是国家的事，我们也一直保密。”曹雷说，关于父亲的身份，多少年来外界一直沸沸扬扬，但作为家人他们很少发言，直到1996年看到原周恩来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发表的一篇回忆文章和1998年出版的《周恩来年谱》，她才感觉“必须得说出一些东西来”。1998年，曹雷在海外媒体发表文章《父亲原来是“密使”》，首次以家人或亲历者的身份披露了许多细节，在两岸引起轰动。

　　1956年的北京之行应该是曹聚仁近十年为国共牵线的起点。

　　在曹聚仁北京之行前的一期《TIME》上提到，“在香港，传闻集中在一个叫曹聚仁的中国记者身上”。文章说，“曹相信，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最好的事就是能否与共产党谈判解决问题”。因而，在收到北京方面支持他的消息之后，曹就写了一封信给旧识蒋经国，告之:“在这危急时刻，我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

　　据曹雷的个人回忆，其母亲在去世前告诉家人，“两岸建立联系的事情，最初是台北方面派人到香港找我父亲的”。于是后来有了曹聚仁托妻子转交给邵力子的那封信，从而建立起另一条与台湾沟通的渠道。

　　1999年，原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在接受采访时只是简单地提及，“曹聚仁是通过费彝民（注:香港《大公报》社长）介绍来大陆采访的”。

　　等待打开谜底

　　曹聚仁为两岸充当“密使”，这一事实基本已得到确认。但对于很多细节，仍然笼罩在一片朦胧当中。争议主要集中在曹聚仁是否到过台湾、是否与蒋经国见面以及是否存在国共之间“六项协议”这几点上。

　　关于曹聚仁到台湾去的秘闻，有两个说法，一是“蒋经国在极秘密情况下，派了一条小船，专程来港接曹聚仁先生前去台湾”（曹的老朋友王方语）；二是“蒋经国移樽就教，坐了一艘军舰，开到香港海外，接他上去商谈”（香港报人罗孚语）。其间，曹聚仁出示毛泽东给蒋介石的一首《临江仙》，内中有“明月依然在，何日彩云归”之句，道出了毛“国共再携手，一笑泯恩仇”的诚意。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涵碧楼，听取曹密访北京的报告，形成了一个与中共关于和平统一的谈判条款草案，当时称为‘六项条件’……”据曹聚仁的朋友王方回忆。

　　对此，曹雷的态度是可以提供个人回忆，但是否符合史实，只能等到有关档案公开的那一天。曹雷回忆说，父亲在澳门病重时，经常告知母亲自己做噩梦，梦见自己坐小船在海上漂，“我父亲以前从未出过海”，曹雷说，父亲当年告诉母亲，蒋经国是派一艘小船来将他接到大船上，与蒋家父子见面。此外，作家叶永烈后来在参观日月潭涵碧楼纪念馆时，发现了曹聚仁到达此馆的准确日期——1965年7月20日。

　　“我爸病重时，我妈妈专门到澳门照顾他。妈妈后来转告我，父亲清醒的时候跟他讲起与蒋经国会面的情况，说他向蒋经国汇报了几个孩子的事，而蒋经国告诉他自己的孩子不争气。”曹聚仁生前的很多资料都是夫人珂云帮助抄写、整理的，曹雷回忆:“我以前在家里看到过写有‘六条’的复写底稿。”曹聚仁去世后，因为觉得“家人不适合保存”，他的1000多封信都被交到组织保存;还有一些文件被曹聚仁的弟弟带走，当这些老人都去世后，很多重要资料的去处就无从查起了。

　　1972年，曹聚仁在澳门去世，周恩来亲自关照曹雷与曹景行奔丧一事。周总理亲自拟定了墓碑碑文:“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之墓”，算是为曹聚仁的一生做了定论。

　　“曹聚仁先生的一些资料，出于保密原因，还被存放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档案馆中。”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说。

　　曹聚仁与“一纲四目”的诞生

　　1958年10月13日——也就是毛泽东作出炮击金门的决定50天后，在周恩来、李济深、张治中、程潜、章士钊的陪同下，毛泽东这样告诉曹聚仁:“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如蒋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活动。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

　　《周恩来年谱》也映照了这次会面，年谱记载，毛泽东当时表示，“台湾抗美就是立功。希望台湾的小三角（指蒋介石、陈诚与蒋经国）团结起来，最好一个当总统，一个当行政院长，一个将来当副院长”。

　　毛泽东对台湾政策，后被周恩来概括为“一纲四目”，据金冲及《毛泽东传》中表述:

　　“一纲”是:“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指蒋介石）与兄（指陈诚）意见妥善处理”;

　　“四目”包括:

　　（1）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

　　（2）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

　　（3）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

　　（4）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毛泽东的这个想法在1963年初，通过张治中致陈诚的信转达给台湾当局。而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传》，毛泽东的想法正是在1958年会见曹聚仁的一段谈话中表露出来的。

　　1950～1969，鸿雁频传张治中

　　1949年后十多年的两岸关系，北京大学教授刘金质说:“其实还是一种内战的延续，不过表现形式是冷战，是全世界冷战局势的一部分”，“但并不排除缓和与接触”。在这种环境下，国共双方或派出密使，或托人传话。中共方面最先受命作谋和试探的，是由毛泽东亲自点将、与国共两党都有很深渊源的著名将领张治中。

　　1950年3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国防研究小组组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批准，开始为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进行工作。1950年3月11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给张治中的电报》。电文称张“现在从事之工作极为重要，尚希刻意经营，借收成效”。同年3月20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张治中，“同意”张“来京面叙”这方面的工作。

　　从这一年开始，张治中努力推进两岸和平统一。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多次给台湾当局写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甚至在他1969年4月所立的遗嘱中，还将祖国统一当作他的遗愿。”张治中的儿子张一纯对本刊记者说。

　　张治中在国民党军队中曾位至行营主任、集团军总司令、侍从室主任、政治部长，陆军二级上将军衔，还担任过湖南、新疆两省主席，与蒋介石过从甚密。同时，他又与周恩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有长期交往，曾为国共两党两度合作出过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曾代表国民党与中共进行过多次和谈，有“三到延安”之举，有“和平将军”之美称。1945年抗战胜利后，一些主战派将领敦促蒋介石通过内战，剿灭中共，唯独张治中提出不能战，因为“无论从政治、经济、民心三方面来说都不能有内战”。邓颖超在《张治中回忆录》中评价说，张将军“始终不渝地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是一位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军人”，“是国民党方面始终坚持国共合作的代表人物”。

　　因此，在1950年，中共中央选择张治中作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一重要工作的人选，无疑非常恰当。张的工作开始后，毛泽东与他在半个月内互通了4封电报。在张由南方赴京汇报时，毛泽东曾亲电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的叶剑英，为其布置沿途护卫，可见张治中肩负的使命之重要，以及中共中央对此举之重视。

　　1954年，张治中发表名为《告逃在台湾的人们》的广播，在历述国民党反动统治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和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景象后，号召逃往台湾的故旧:“只要你们能弃暗投明，就必然得到立功赎罪、既往不咎的宽大待遇。”“全国人民已经伸出手来，希望你们勇敢地走上这条生路，主动地尽自己一切可能靠拢祖国和祖国人民，使台湾早日得到解放。”这篇广播稿播出后，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杂志曾评论“是那么合情合理，那么有说服力，那么令人安心”。

　　1956年夏天，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方针，并希望台湾当局适时派出代表到北京或其他合适的地点进行商谈。张治中在回答《团结报》记者提问时，明确表示:“周总理的讲话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最诚恳的态度，我相信台湾的绝大多数人是会接受和同意的。”“周总理一再表示，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曾两次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这等于暗示我们不妨再来第三次合作。”

　　时隔不久，在1957年3月的一次民革会议上，他又专门就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阐发了自己见解，认为这种可能性主要表现在:“第一，新中国的强大所产生的吸引力很大，在台湾的军政人员，自命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信徒，眼见祖国几年来的飞快发展，日益强大，他们在今昔对比之下，自然发生倾向祖国的心情。第二，目前世界总的情势是缓和与进步，台湾在国际上的地位不容乐观。第三是台湾内部的情况，台湾军队一天天变老，经济一天天败坏，美援也不能久持，因此人心涣散，前途无望;第四，美蒋矛盾日益尖锐，美国已发动倒蒋运动，利用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分子，主张毁党救国。他们在香港出版反蒋的小册子，提出反共必先倒蒋论，这对蒋介石的刺激很大。”

　　1958年10月，张治中写了一篇《台湾应主动抛弃美帝》的短文，号召在台湾的故旧毅然抛弃美帝，回到祖国怀抱。在这篇短文中，他充满感情地写道:“你们离开祖国九年了，人生几何，经得起几回沧桑巨变？鸟倦尚且知还，人情谁不思乡？每当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翘首北望，宁不神伤？你们回来吧，家人亲友在盼望你们，祖国人民在召唤你们！”

　　1960年5月24日，周恩来请张治中致信蒋介石，“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进行”。次年6月，毛泽东再次表示:“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1962年，周恩来邀请张治中、傅作义、屈武等在钓鱼台吃饭，席间谈到台湾问题。周恩来希望他们写信给台湾当局，告诉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后来，张治中给蒋经国写了一封信，转达了周恩来的意思。1963年初，周恩来加紧了争取台湾的工作，他请张治中写信给刚赴美访问的陈诚，阐明台湾的处境和前途，说明反台者并非中共实为美国，而支持台湾者并非美国实为中共，中共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之不可侵犯性。

　　为了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张治中亲自主持民革中央促进祖国统一的工作，为使台湾回归祖国，他尽心尽力。特别是向战犯战俘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56年5月，他分批会见宋希濂、杜聿明、范汉杰等26名战俘战犯，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1959年国庆节，上述战俘多数被释放，后来做了很多对台宣传工作。

　　（本文历史资料来源: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张治中回忆录》、《张治中将军》）

　　1956～1965，十年斡旋程思远

　　1965年7月20日，栖身海外16年的李宗仁，远渡重洋回到北京，周恩来总理亲自到首都机场迎接，在两岸关系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李宗仁归国，不得不提的一个人物是他的秘书兼好友程思远。十年中，程思远五上北京，两赴欧洲，及时向中央汇报李宗仁的思想动态，并把中央的政策传给李宗仁，李宗仁归国时机成熟后，他又赴欧洲将李接回国。

　　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就台湾问题阐明立场，明确指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并郑重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

　　一直在关注时局的李宗仁，听到这一消息兴奋异常，他立即写信给程思远，嘱其同海外爱国人士交换意见，并替他准备一个文件，以便在适当时候发表。

　　1955年8月，在程思远协助下，李宗仁针对中国当前形势，在美国公开发表了《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他认为，自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一直采取“等尘埃落定”的政策。“试看今日中国，尘埃已经落定，室内红光耀目，焕然一新。”而美国当局却视而不见。他呼吁美国当局，改变对华政策。台湾局势拖下去，可能引起世界严重的问题、对中国不利，对美国亦无益。在《建议》中，李宗仁和程思远提出，“国共再度和谈，中国问题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美国应正式声明它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实行台湾海峡地区非军事化，免除台湾海峡的战争危险。然后就能够为国家统一作出安排。”

　　中共中央收到发自太平洋彼岸的信息后，展开了一场争取李宗仁回国的持久战。1956年4月下旬，李济深先生按照周恩来的意思，给香港方面的朋友打电话，请其转告程思远，想约其北京一见。程思远在回忆录中说:“虽觉突然，但事关重大，经再三考虑，决定如约秘密北上”。

　　程思远此行没办任何手续，也没带行李，由专人护送到大陆。他4月底到北京后，连续几天受到李济深、蔡廷锴、黄绍闳等人宴请。5月6日晚，张治中约他在家中吃饭。饭后，张治中说:“明天下午，政协礼堂三楼举行酒会，招待海外归侨，周总理为要见你，也来参加。不过你最好写一些材料事前由我交给总理。”

　　次日上午，程思远写了一份各方对台湾问题看法的报告，交给张治中。下午3时许，程思远到政协礼堂参加酒会，并与周恩来如约见面。4天后，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午宴招待程思远，同时在座的有多名国民党军政大员，其中有蔡廷锴、陈铭枢、张治中、屈武、刘仲容等。周恩来在酒会上表示:“这一次程先生到北京，十分难得，我们很想借此机会深入地谈谈。”饭后，周恩来在客厅里同程思远进行了3个小时长谈，涉及许多方面。谈到李宗仁，周恩来说:“李宗仁先生在声明中反对搞‘台湾托管’，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台湾问题由中国人自己协商解决。这是李先生身在海外心怀祖国的表现。请你向李先生转达，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我们欢迎李先生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

　　程思远回香港后，花了几个晚上，把回大陆的经历、感受和周恩来要他转达给李宗仁及海外人士的话，写了一封长信。因为篇幅太长，他分装了几个信封，寄给远在美国的李宗仁。而此后的3年中，李宗仁仍对与中共的关系抱有一些顾虑。

　　1959年，程思远应邀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周恩来在会见他时表示“欢迎李宗仁先生回国”。1960年秋，李宗仁派夫人郭德洁到香港，面见程思远。因怕特务发现，每次见面都是以游玩为名，初步约定与李宗仁在瑞士的苏黎世会面。但直到1963年4月，李宗仁才按周恩来的意思，动身去欧洲，他从欧洲向程思远发出信息:当年12月在苏黎世会晤。

　　出发前，程思远于11月中旬再次来到北京，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要程思远向李宗仁转达“欢迎归国”、“不要介入中美关系”和“来去自由”三点意见。

　　圣诞节前一个星期，程思远飞抵苏黎世。就归国进行了详谈。又经过一年多，李宗仁归国的各方面条件终于成熟了。1965年6月13日，年已74岁的李宗仁离美赴欧，揭开了绕道欧洲回国的序幕。6月28日，程思远再度飞抵苏黎世，迎接李宗仁夫妇回国。

　　（本文历史资料来源:李宗仁:《我的回忆》，华艺出版社）

　　（备注：本期封面图片为1966年，毛泽东和李宗仁在天安门城楼上）

　　章含之

　　1965年10月3日，周恩来参加张治中（右）欢迎李宗仁（中）夫妇回到大陆的宴会

　　曹聚仁与邵力子在北京

　　1988年，许多随国民党到台湾的“老荣民”终身未婚，无法返乡。只能居住于各地的“荣民之家”

　　曹雷

　　1957年，陈毅（右）与张治中（左）在北京颐和园登高畅谈

　　1989年，一批台湾省人参加大陆的国庆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