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扫荡打鬼子，坟墓里养好伤再上战场

　　偷袭遇险

　　一把刺刀悄无声息地刺了过来……

　　天很黑，只有几颗星星。

　　1200多人——一个团的士兵在苍茫的夜色中急行军。5连2排1班班长谢银才穿梭在自己的队伍中，不时提醒士兵不要弄出太大的声音。这是1940年9月30日夜间向山东一个叫杨庙的地方急行的冀鲁豫军区教导旅47团。在杨庙，驻扎着日本兵一个排，伪军一个连，他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消灭这两股敌人。

　　1940年4月，黄克诚率领八路军第二纵队进入冀鲁豫，与杨得志的冀鲁豫支队合编为冀鲁豫军区。当年在麦子将要成熟的时候，日军集中1.5万人向河南、山东边界的清丰、濮阳地区合击。冀鲁豫军区以分散的游击战迫使敌人的扫荡提前结束。这是反扫荡后期对敌人的一次战斗。

　　日本兵住在一个很大的堡子里，堡子有一丈多高。

　　小雨在下午就停了，地依旧有些泥泞，泥土散发着清冷的香气，中秋时分天气因为这场小雨而变得萧飒。

　　5连负责攻击堡子西面。谢银才这年19岁，却已经是打了3年游击战的“老”战士。悄悄地接近堡子之后，借着稀疏的星光，谢银才挥挥手，让战士把木梯子抬过来，四五名战士踩着坎坷的泥地慢慢将梯子竖立起来，轻轻搭在堡子墙上。谢银才猫着腰第一个爬上去，到了梯子的尽头，一双手轻放在墙头，慢慢探出头，看到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敌人黑压压一片蹲在堡子宽阔的墙头，他还没来得及出声，一把刺刀悄无声息地刺了过来，出于本能反应，谢银才在瞬间低了一下头，刺刀顺着头顶滑了过去，谢银才一阵剧痛，一个翻身从梯子上摔下来……

　　2005年5月9日上午，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粮油总公司家属院，84岁的谢银才抚摸着头顶的伤痕，讲述着他自己的故事。今日的谢银才早已不是扛长枪的战士，而是享有副局级待遇的离休干部。由于耳朵听不见，老人很少说话，与家人的交流也很少，平日靠看电视打发时间，最爱看央视体育频道的篮球赛。看着记者在纸上用硬币大小的字组成的问题，许多问题都会让这位银发老人露出笑容。

　　“刺伤我的日本兵还没有来得及刺出第二刀，就被后面紧随爬上来的战友一枪放倒了。从梯子上摔下来之后，浑身都是泥，背在身后上了刺刀的步枪竟然没有伤到自己。血从我的头上冒出来，我用泥手摸了几下头顶，感觉不怎么疼，血流也好像慢了。我跟着战士再一次爬梯子，梯子很滑，我的手有些抖，我想这是被刚才的刺刀吓的。我再一次上去的时候，堡子上两三米宽的墙头上混战在进行着，喊叫声、怒吼声、哭喊声、叫骂声，还有枪声、爆炸声响成一片，不时有人跳下堡墙、被刺下堡墙……我从身后甩过老七九步枪来，借着星光辨认着敌人，我们的人多于敌人好几倍，三四个人围着一个敌人拼刺刀，当然还有战士能腾出手来放枪。整个战场都乱了，敌人有些已经开始跳墙逃跑，试图突围却无法使用他们的重机枪……激战一小时左右，歼灭日伪200多人。”

　　墓中疗伤

　　为躲避汉奸和日本鬼子，被村干部藏在一座老坟里

　　“这次战役敌人肯定认为我们只是小股的游击队，因为我们平时就以一个连的形式存在，也经常小打小闹地骚扰日军。我们在华北打游击战，像这样大一些的仗不多，这很容易给敌人造成错觉，但是一旦打，就要有绝对的把握，人数、战术都要压倒敌人。当晚敌人肯定是察觉了，他们想给我们一个反偷袭，等我们进入他们的网里才动手干净地吃掉，根本不会想到我们是新编的一个团。”

　　“战役结束后，我和其它一些受伤的战友被送到山东阳山养伤。为了躲避汉奸特务和日本鬼子，伤员被分散开在各个不同的村里。我被村干部藏在一座老坟墓里，棺材里的尸骨已经被取走，我躺进棺材，村干部帮着把盖子盖上就走了，棺材已经很破了，很多地方都裂开了，坟里被掏得很大，就像一个小窑洞，可能我不是第一个在这里养伤的。洞口当然很小，平时就用旧树枝挡住。坟墓里不用专门留透气的孔人也不会憋着。”

　　“我头疼得厉害，就自己把棺材盖子移开一些，这样感觉舒服多了，不疼了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一般我也不想自己是躺在别人的棺材里，只是夜里一点声音都没有的时候，还是很害怕。晚上和天快亮的时候专门有人来给我送饭。三天之后，我又被送到另外一个村。连队的卫生员每隔一周时间都会来探视，用盐水洗洗伤口，换换绷带……三个月后我的伤基本好了，重新回到了部队。”

　　16岁当兵

　　“参加游击队就给30斤小米，这让我坚定了决心”

　　68年前，谢银才是为了30斤小米才当上了八路。

　　谢银才1921年出生于河南省清丰县二区东王什村。排行老二的谢银才从小以要饭、扛长工度日。“吃的饭不如地主家猪、狗吃的东西。”这是谢银才对年幼时期最深刻的记忆。

　　1937年10月，日军在进行太原会战的同时向山东发起进攻，在鲁西北，国民党山东聊城专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与共产党关系很不错，中共派遣了一大批党员干部到这里工作，并建立了5万多人的抗日队伍。清丰县虽在河南，但是与山东聊城地区相邻，受到中共的影响，10月中旬就成立了清丰县二区抗日游击队。

　　11月太原会战结束，正规军向南撤退，鲁西地区成了后方，主要依靠游击部队与日本兵周旋。

　　游击队正队长胡明仁、副队长楼文忠都和谢银才是同一个村的人。楼文忠是村里的教师，谢银才跟他比较熟悉。出于这种“便利”的人际关系，1937年10月11日，谢银才在抗日游击队当了一名通讯员——因为这里有饭吃。

　　“家里没有吃的，参加游击队就能给家里30斤小米。堂哥谢秋东也参加了，当时就领走了30斤小米，这让我坚定了参加游击队的决心”，谢银才说。当年他只有16岁，瘦得像个树干，个子还没有步枪高，正副两位队长都不同意他参军，谢银才跪在地上不肯起来，这才如愿。

　　通讯员的工作就是到游击队所到之处的附近每一个村庄去了解情况，主要是侦察有没有单独或小股的日本人，敌人什么时候来村子里杀人、抢东西，再把这些情况报告给游击队。

　　“我基本上每天从天刚开始亮就出发，当时我没有枪，只在腰里别着颗手榴弹，很虚荣，怕别人看见又怕看不见，就一会把手榴弹别在外面，一会又放进怀里。另外还拿着几个木牌子，木牌当时很有用，到每一个村子先找到村干部换木牌，留一个自己带来的，拿走一个村子里的，牌子上写着某某村，这样才能证明你来过。如果有情况，村干部会把已经写好的信件给我，并说明有多重要，让我在多长时间里送到。”

　　“有一次下午的时候，我在路上走着，突然看见远处山顶上的消息树被人推倒了，紧接着响了一声土枪，这是有敌人来的信号。我也很害怕，就飞快转身向部队的地方跑了……队长问我多少敌人，我说没有看见，问我敌人到哪个村子去了，我也不知道……队长骂了我两句，就集合将近100人的队伍走了。”

　　“为了防止队员掉队，夜行时在年纪小的队员腰上要系一条绳子，几个人串在一起就不容易走丢失散。有一次，队伍急行转移几天，半夜还在路上走，我实在困得受不住了，就让绳子拖着走，走着走着一头栽了下去，掉进了路旁的一个坑中……休息了几分钟，还是坚持着上路了。”

　　“参加游击队的都是穷人，没有什么苦是受不了的，没有饭吃了，就自己在山上找东西吃，田鼠、兔子等都很好吃；游击队没有统一服装，都穿自己的衣服，都是破破烂烂的，大家也都习惯，我正儿八经穿军装是抗战胜利的那一年，参加了中央总部仪仗队的时候，发了一套旧军装，很合身，高兴得不得了。”

　　游击“小日本”

　　捡粪筐里藏手榴弹，冲进汉奸家捉日军炮楼小队长

　　1938年，谢银才当上了游击队班长。这年春天，日军的扫荡加强了。

　　有一次游击队接到消息，日本人到一个村子里去了，游击队集合起来跑了大约一个小时，在山包上藏下来。“日本人把村子里大约200乡亲的裤子都脱了，看着他们挤在一起，日本兵很多人都在笑——能听得见笑声。乡亲们没有声音，可能是不敢出声。我看着心里打颤。”

　　队长胡明仁带了几个队员下去埋地雷了，过了十几分钟，副队长楼文忠说，冲锋号一响大家一起放枪，但是不要冲，就呆在原地。“冲锋号响了之后，我们朝敌人的方向开枪，尽管都在子弹的射程之外，根本打不到，但村外面传来了阵阵地雷声，使敌人乱了方寸，他们匆匆撂下抓来的乡亲撤走去。救下那两百多人，是我们游击队最大的功劳。”

　　还有一次，一个日军炮楼的小队长到了村子里，住在汉奸家里，傍晚时分，队长在捡粪的筐子里放了手枪，上面铺了一层牛粪，谢银才和七八名队员也在筐子里藏了手榴弹，上面也盖了一层牛粪，挑在肩头就径直向汉奸家走去。“当时有很多穷人靠捡粪换粮食为生，村里出现捡粪的人很正常。”

　　“汉奸家的门从里面关着，队长说我们冲进去吧，院子里的人已经发现情况不妙，就开了一枪，我们向院子里扔了几颗手榴弹，两三个人撞开了门，响了几声枪，我冲着地上的一杆枪跑过去，等拿到枪时，战斗已经结束了，日军小队长记不得是被谁击毙了，汉奸被活捉。”

　　“游击队对待汉奸是有原则的，第一次、第二次抓住，以说服教育为主，第三次抓住，就对他不客气。这次抓住的汉奸，队长说民怨极大，是日本人比较忠实的走狗。”

　　当晚游击队就把汉奸带到日本鬼子炮楼边不远处，挖了一个土坑，把他头朝下栽了进去，填上土埋掉。然后向炮楼喊话，说小队长被打死了，汉奸就在这里，如果谁再给日本人当走狗，这就是下场。炮楼里一点声音都没有，也没有人出来。敌人一般不敢出炮楼，怕游击队放暗枪或伏击。

　　由于武器等原因，游击队不敢与敌人硬碰硬，只能是有选择地消灭单个或小股的敌人。当时的日本兵住在炮楼里，打不下来。但是他们白天经常和汉奸一起去逛妓院，也有两三个人一起抢东西的，有时也在汉奸的家里过夜。游击队主要找这样的敌人下手。

　　冲进炮楼

　　连长喊“尖刀班上”！我扣动扳机，一个日本兵倒下了

　　1939年2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344旅代旅长杨得志率部队进入冀南地区，3月，与当地活动的抗日武装合编为冀鲁豫支队，统一了冀南、豫北、鲁西南地区的抗日武装。清丰县二区游击队在山东观城县合编入纵队，谢银才被编入9连2排机枪班做战士。

　　“队伍连续行军几天，一直到和其他的连队会合之后停了下来，晚上吃完了饭，各个班都开了动员大会。感觉上已经完全不同于在河南打游击，以前游击队里的人都是熟人，没有什么纪律，打日本鬼子也是说打就打，从来没有动员会议。”

　　动员会议上说要打日本鬼子，但是打哪里的、怎样打都没有说。一直到出发后，行军路上团长才向全体指战员讲，要歼灭的是李楼一个连的日本兵，要求速战速决，以防附近敌军支援。

　　团里将主攻任务给了9连，连长刘川甲把队伍叫到树林子里，说9连要成立尖刀班，谁想去就报名。“我在游击队是班长，整编时成了战士，自己还是有些想法，就想表现一下看能不能再当班长，就说连长我去尖刀班……当时总共有10多名战士参加了尖刀班，连长讲了要怎样冲锋、进炮楼以后怎样拖住敌人。连长还没有说完，远处炮楼里敌人的枪就响了。”

　　“连长并没有让尖刀班立刻冲，我听见其他的连队都已经交上火了，敌人的机枪也向掩护连队那边招呼了，这时连长才说：‘全连弓着身子往前面跑。’还有300米左右的时候，连长示意战士趴下掩护，喊了声‘尖刀班上’！”

　　“我当时很紧张，手里握着手榴弹，肩上背着步枪，跟着班长就往炮楼跑，耳朵边呜呜地响，应该是风声和子弹飞过的声音。距离炮楼有几十米的时候，不知谁先扔的手榴弹，我也就跟着扔出去了，都没有扔进炮楼，炮楼旁边炸起了土雾。尖刀班没有停脚步就冲了进去。我个子不高，在跨进炮楼的时候，从班长的身侧蹿到前面，一抡身子，扣动了扳机，一个日本兵倒下了，死了没有就顾不上看。炮楼里很乱，日本鬼子好像也很紧张，大约有四五十个，一层有七八个人，都转过身来和我们拼刺刀，其他的从梯子上冲下来，顾不上向外面射击。从各个门洞、窗子涌进我们的战士，我们是一个团对付敌人一个连……战斗很快结束了。我抢了一支中等式步枪背在身上。”

　　“我们的装备比日本人差远了，打胜仗都是人命换来的，敌人死一个，我们可能就是死两个或者更多，当年一起打游击的战友大多数都没有从战场上下来……部队对抢来的日军枪支看得很重，这也是我为什么每一次都抢枪支的缘故。”

　　1939年，冀鲁豫支队在反“扫荡”中，毙伤日伪军2000人，自己发展到1万余人。

　　拒绝回忆

　　“最值钱宝贵”的勋章被女儿拿去打戒指了

　　谢银才总共和日本兵正面交锋过7次，每当问到在这些战斗中打死了多少日本兵，84岁的谢银才都是很严肃地一挥手，说声“不记得了”。他的老伴说，谢老从来不愿意谈这件事。

　　1941年，他在河南老家的两位堂兄(地下党员)被日本兵活埋在水井中，一起遇难的还有80多位老乡。至今老人还喜欢在说到日本的时候加上一个“小”字，也许这种记忆对他是不能改变的。

　　老人拒绝戴勋章拍照，也拒绝解释。他总共获得过5枚勋章，“最值钱宝贵”的“独立自由勋章”，被女儿拿去打戒指了；还有一枚立功纪念章也找不见了，现在只剩下3枚。

　　采写：本报特派记者　王鹏

　　反扫荡·游击战

　　　抗战初，大多数中共高层要求八路军抗战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在1937年8月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新当选的军事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有不同看法：采取运动战会使弱小的八路军过早地暴露自己。而一些高层则担心，单纯进行游击战会招致别人对共产党的责难，会说共产党不敢抗日。

　　观念的改变来自平型关战斗，1937年10月，平型关战斗结束之后，八路军高层进行了反思，“敌兵的这种顽强性，启发了我们的认识”，“如果不是群众发动起来，组织游击战，民众大家来打它，要想随便歼灭它，是不那样容易的。”华北八路军最高领导彭德怀后来这样说。

　　1937年11月12日，太原失守之后，延安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作报告：“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军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游击战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中的地位才确定下来。八路军开始在华北建立根据地。

　　1938年4月至武汉失守，八路军大幅度分兵，向河北、豫北平原、山东、冀热边和绥远等华北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

　　开赴华北建设根据地的主要是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二0师、一二九师以及大批地下工作组。

　　华北是日军进攻的重点。日军在华北先后制定了1939年度(1939年1月至1940年3月)、1940年度“治安肃正计划”，实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特务一体的“总力战”，对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进行分割、封锁、蚕食和扫荡，要达到由“点”、“线”到“面”的占领目的。从1938年11月到1940年底，华北日军出动千人以上的扫荡109次，使用兵力50万以上，反扫荡成为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要作战方式。

　　在华北，有群众的地方随时都有游击战的可能性。“敌人一旦深入，就会‘行不安，坐不稳’，在疲惫消耗之后，就不能不退。”游击战不仅牵制了大量日军，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而且逐渐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敌后战场发挥了越来越重大的作用，1942年，彭德怀说：“今天敌后，无论山地或平原，尤其在平原，只有正规军分散的游击战，与老百姓的群众游击战密切结合，打击敌人，才是最有效的办法。”

　　“日军的入侵，中国民众有序的安宁生活直接或间接地遭到了破坏。而共产党成功地获得民众支持的关键是，保证人民过有序的安宁生活，并且和人民大众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邓小平传》作者伊文思这样写道。这也是游击战能够在华北长期存在、发展，并打胜仗的基础。

　　老兵档案 谢银才

　　1921年8月15日 出生于河南省清丰县二区东王什村。从小以扛长工、要饭度日

　　1937年10月 参加清丰县二区抗日游击队，任通讯员、班长

　　1939年2月至1940年4月 在冀鲁豫支队当战士、班长

　　1940年4月至年底 任冀鲁豫军区教导旅47团5连班长。后调往延安边区

　　1941年至1943年 在延安参加大生产运动

　　1943年 调入中共中央警卫连

　　1945年8月 抗战胜利，调入中央总部仪仗队。参加延安保卫战

　　1947年至1950年1月 任6军16师48团2营5连连长，参加解放华北、西北的战斗

　　1952年至1960年 天水高级步兵学校毕业，任步兵55师炮兵306团120迫击跑一营营长

　　1960年至1962年底 任兰州军区摩托车大队参谋长

　　1963年至1965年 任青海省刚察县人武部部长

　　1965年10月 转业，调地方工作

　　1983年 离休

　　年轻时的谢银才。

　　1938年，八路军一二0师一部进入大青山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

　　冀中地区抗日回民支队进行军事训练。

　　1942年，开辟根据地的八路军在青纱帐中行进。 秦风工作室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