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瞭望周刊记者　张冉燃 李铮 顾玲

　　陈泽伟 钱荣 李忠将 崔峰 呼涛

　　记者一路从内蒙古自治区敖汗旗贝子府镇到辽宁省北票市，横穿大黑山自然保护区时看到，在人类过度开发后孑遗的几万公顷原始森林地带，很多原本长满了树木的山包都被劈开了大半，保护区内规模不大的铁矿、金矿随处可见，数辆大型挖掘机正在紧张地作业，装满矿石的大卡车紧凑地往返于305国道，而很多废弃矿点所在的山包已被砍成秃山。

　　据当地居民反映，随着近两年铁矿石价格翻了好几倍，盗采铁矿的行为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政府管得不严时，所有矿点24小时不间断地干，砍树的现象特别严重，矿主不敢把树往山外运，就在山里找个偏僻的地方埋了。当地一位农民对记者说：“国家是不让砍树，那你说这山上的树都是谁砍的？检查的人今天一走，他们明天还干。”

　　大黑山自然保护区地跨内蒙古和辽宁，按地理划分由两地分别管理，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1年批准设立，而在辽宁境内是省级自然保护区。大黑山自然保护区位于叫来河水系与大凌河水系的分水岭地带，是科尔沁沙地南侵的天然生态屏障，是内蒙古高原与松辽平原毗邻的自然环境转换带，更是环境演化的敏感区，也是华北、东北、蒙新动物区系的过渡地带，是一个以保护草原、森林等多样生态系统及珍稀野生动植物和西辽河水源涵养林为主要对象的综合性自然保护区。

　　当地居民说，大黑山地区的原始森林是抵挡科尔沁沙漠南侵至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如果它被人为地破坏了，这些地区的沙漠化将更加迅速。

　　自然保护区：“抢救性”划建

　　我国自然保护区的主体部分是由林业部门负责管理，包括大黑山。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国家林业局自然保护司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处长李忠介绍说，自然保护区发展到今天，人们对其功能的认识已经大大扩展：一是给科学家提供一个研究区域，二是实现生态保护的功能，三是为公众提供一个精神熏陶、自然教育，以及旅游休闲的区域。但是这一切都必须基于保护的基础上，保护区的原生态如果被破坏了，其他一切就都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自1956年我国建立第一批自然保护区以来，各级林业主管部门抢救性地划建了一大批森林、湿地、荒漠和野生动植物类型的自然保护区，构成了我国自然保护区事业的主体。截至2004年底，林业部门建立的自然保护区为1672处，面积1．19亿公顷，占国土面积的12．4％，占全国自然保护区面积的85％，有效保护了全国40％的湿地，20％的天然林，85％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85％的野生动物种数和65％的植物群落，在生态保护和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家林业局社会林业研究发展中心丛日春博士认为，林业系统建立的自然保护区，从数量水平看已经居于世界前列，是非常之好的，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一些专家也认为，我国自然保护区建设已经从抢救型的划建转为整体提高，也就是提高管理水平、提高管护质量的阶段。但是必须看到，我国自然保护区的结构分布仍不尽合理，地区发展仍不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说，“抢救性”划建的任务仍很艰巨。

　　国家林业局近期下发的文件明确提出，到2010年，自然保护区数量要达到1800个，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6％左右，使90％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和90％的典型生态系统类型得到保护，同时，使我国50％的自然湿地、70％的重要湿地得到有效保护，基本形成自然湿地保护体系；到2030年，保护区数量达到2000个，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6．8％左右，使95％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和95％的典型生态系统类型以及90％的自然湿地得到有效保护，并使60％的国家重点保护物种资源得到恢复和增加；到2050年，保护区数量2500个，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8％左右，使所有的国家重点保护物种和典型生态系统类型得到有效保护，并使85％的国家重点保护物种资源得到恢复和增加。

　　扩大和发展自然保护区，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关系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都愿意接受的。大黑山保护区的遭遇多少也证明了这一点。接受采访的官员和专家并不讳言，现有自然保护区的保护状况不容乐观，主要由于体制的原因，一些保护区“划而不建、建而不管、管而不严”，更有些保护区尚处于“有牌子、没机构、没经费、没人员”的局面。

　　扎龙：谁为湿地补水付账

　　正是丹顶鹤大批北迁的季节，在湿地生活和工作的人翘首期盼，希望天空上出现野鹤的影踪；与此同时，湿地所在的齐齐哈尔市和大庆市也在紧急磋商，出资为干旱的扎龙买水救急。自2001年以来，丹顶鹤的重要栖息地扎龙连续多年大火不断，干旱缺水的“鹤乡”敲响生态危机的警钟。

　　扎龙自然保护区原是齐齐哈尔市扎龙渔场所辖渔区。1979年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省级自然保护区，成立扎龙自然保护区管理局。1987年4月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92年扎龙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公约》名录。

　　扎龙在世界鹤类保护中占有重要地位，全世界现存鹤类15种，中国有9种，扎龙湿地有6种，6种鹤类中有4种系世界濒危鸟类，扎龙也因此赢得了“鹤乡”的美誉。除丹顶鹤、白枕鹤、蓑羽鹤在保护区内繁殖外，白鹤、白头鹤、灰鹤在迁徙途中也选择此地停歇。据不完全统计，保护区记录的鸟类中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8种，二级保护鸟类3种，省级重点保护鸟类17种。

　　每年四五月，丹顶鹤等珍稀水禽云集扎龙，鹤鸟群飞，遮天蔽日，景象壮观，它们在此繁衍栖息或停歇驻足，扎龙成为鹤鸟生命旅程中的重要驿站。

　　近两年来，扎龙湿地连年干旱，加上保护区内人类生产生活的干扰，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最令人震惊的2001年大火，从前一年秋天一直烧到第二年春天，30多万亩苇塘化为灰烬。

　　扎龙湿地同时也面临巨大的缺水威胁，湿地的主要自然水源乌裕尔河、双阳河等年平均径流量比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减少70％。缺水造成湿地萎缩、退化，荒火频繁发生，鹤类栖息地不断缩减，生物多样性受到破坏。原有湖泊大部分已断水见底，沼泽干涸，生态环境严重恶化。

　　林甸县育苇场位于扎龙湿地内。场长姜喜富说，今春大火只是扎龙湿地干旱的一个突出表现而已，问题的根源还在于缺水。扎龙湿地是乌裕尔河、双阳河呈无尾状散开形成的芦苇沼泽，近年来，上游有关县市修筑了诸多水库，将两条河流拦截灌溉农田，只是在泄洪时才能给湿地放点水，而受自然因素影响，两条河水量一直不丰沛，湿地也就得不到水。

　　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李长友说：“目前，扎龙给水只能靠嫩江，但控制水闸的‘中部引嫩工程管理处’却因为‘自己给水有成本’，不交水费不放水，扎龙湿地变成了干地，连年着大火。刚刚扑灭的这场大火着了7天多，部分地段苇塘几乎全部点燃。如果没有水，湿地很难恢复。”

　　连年大火改变了鹤的迁徙习惯，2001年，丹顶鹤提前迁徙离开扎龙。

　　湿地工作人员介绍，70年代，每年都有300多对丹顶鹤来这里安家，如今只能看到两三对了。

　　今年4月底，齐齐哈尔市对外宣布，他们将出资为扎龙买水灌溉。

　　黑龙江省中部引嫩工程管理处处长王占山说，由于自然补水的河流被截断或者干枯，扎龙补水的负担只能落到他们肩上。管理处补水是有成本的，只有交纳水费才能放水。据测算，按照每立方米2分6厘的价格，补充够扎龙需要的3亿立方米水，需要水费780万元，但没有人为这笔钱“埋单”。

　　他说：“2001年扎龙着大火后，黑龙江省和湿地所在县市筹集了300万元水费，为湿地补水4．21亿立方米，但因湿地蓄水能力差，过了一年，湿地又缺水了。2004年，没有人关注扎龙补水，我们也只是补充了0．53亿立方米，对于缓解扎龙干旱杯水车薪。”

　　李长友说，扎龙湿地横跨齐齐哈尔、大庆等市县，当初设立保护区时规定“行政区划不变、资源隶属不变”，管理局只负责湿地及动物的管理与保护，而“地盘连同地盘上的资源”仍归所在市县所有，在补水等重大问题上，管理局说了不算。目前，管理局虽然设在齐齐哈尔，但大庆市也以“本市境内湿地面积较大，分开便于管理”为由，要增设一个管理局，双方产生分歧。在“扎龙保护区管理局”的名分不明确之前，谁都不甘心为湿地掏钱买水。

　　王占山说，就目前扎龙湿地的管理体制和自然界水量规律，想把整个扎龙都补满水不光费用昂贵，而且也不现实。能否请专家规划出一个能够维持湿地生态环境、野生动植物基本生存的补水面积和指标，由水利部门保证这个区域的补水。

　　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院名誉院长马建章教授认为，给湿地补水是政府天经地义的“份内事”，补水要钱是不合逻辑的。但既然上游已经修了水库截住了水、嫩江引水管理处不给钱又不开闸，只能按照现状尽快组织论证，给供水企业合理的生态补偿金，以建立补水的长效保障机制，挽救扎龙湿地。

　　哈尔滨工业大学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叶平教授从80年代开始就一直关注湿地生态与经济，并曾经带领学生到扎龙湿地对补水情况进行专题调查。他告诉记者，“从大气环流和生态环境总体发展趋势看，扎龙湿地靠老天供水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湿地长效补水必须走有偿供水的道路，只有这条道路才是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叶平教授说，扎龙湿地的自然水已经受到上游地区经济发展所需水源的拦截，这是地方“政策性”用水，导致扎龙水源不足，按照国际通行的公共财政理论，由政府为生态补水埋单是顺理成章的事。同时，湿地中的老百姓通过湿地旅游、资源开发获得了收益，他们从收益中拿出约1／40至1／80交纳水资源费也是比较合理的。

　　由于湿地经济是一种“主体换位”的经济，在一年中的不同时段处理好人退鸟进、人鸟共处和鸟退人进的关系就能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比如，在每年5月鹤的繁殖期，实施保护区核心区的禁渔、严禁人为活动，不惊动小鸟的生长，8月份开始允许居民打渔和活动，在每年11月下旬到次年3月下旬之前允许当地居民收割芦苇。

　　青海湖：在萎缩中“蒸发”

　　从青海湖下社水文站的后门出来，沿着高低不平的湖岸走向青海湖，一根一米多高的铁质标杆孤零零地立在湖岸裸露处。湖面上风很大，湖水拍打湖岸的声音清晰可辨，水文站站长杨维忠指着标杆对记者说：“这是专门用于水文观测的标志杆，2002年我们在湖岸线设立了这个标志杆，可如今，湖岸线离它已有30多米了。”由于湖面萎缩，湖水水位下降，青海湖岸边裸露的湖床随处可见，标志杆显得更加孤单无依。

　　青海湖，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总面积4232平方公里，海拔3260米，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72万平方公里的青海省，因此湖而得名。作为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场所，青海湖早在1992年就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是拉姆萨尔湿地保护公约中著名的湿地保护区和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学家视湿地为地球之“肾”，流域总面积2．96万平方公里的青海湖自然保护区，是控制西部荒漠化向东蔓延的天然屏障，维系着青藏高原东北部的生态安全。

　　青海湖之所以备受世人关注，除了其独特的高原美景，更在于它重要的生态价值。由于湿地典型而独特，青海湖孕育了丰富而珍贵的动植物资源，被誉为天然的“高原生物基因库”。湖中被称为“裸鲤”的湟鱼，是我国稀有水生动物。青海湖的保护鸟类有189种10多万只，其中仅水禽就有72种，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二级保护动物大天鹅等。每年夏季，湖中鸟岛汇集了数十万只候鸟，它们或翱翔于蓝天之间，或嬉戏于碧波之中，或栖息于沙滩之上，鸟声如雷，声传数十里，蔚为壮观。在湖的周围，还生活着世界仅存数量不到300只的国家一级濒危野生保护动物普氏原羚，以及岩羊等37种国家级保护动物。

　　但是，这片哺育了众多生命的美丽湖泊，其自身的生命力却在不断减弱。今年78岁的藏族老人娘加吉，是青海湖南岸共和县江西沟乡下社村的村民。在青海湖边生活了一辈子，娘加吉亲眼目睹了青海湖几十年的巨大变化。她对记者说：“20年前我在二郎剑住，那儿有一个坡，青海湖的湖水大得都漫到了坡上，可是现在，湖水离原来的坡已经有很大距离了；原来湖边还经常能看到有鹤飞来飞去，这几年也很少看到了。”

　　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多年来一直关注着青海湖的水位变化，所长李凤霞告诉记者，1975年～2000年的25年间，青海湖的湖岸总体变化趋势是陆地相对向湖水方向推进，湖岸形体整体萎缩，变化较大的湖岸为东岸沙岛和海晏湾地带、北岸沙柳河入湖一带地区、西岸布哈河入湖地带。经卫星遥感测量，西岸和北岸陆地相对推进距离分别达到1566．3米和3266．9米，年平均推进距离分别为62．6米和130．6米，湖区东岸沙体形似“鸟嘴”侵蚀东岸湖水，近100公里的水体被分离，只有很窄的河道连通湖区，且“鸟嘴”有继续延伸趋势。

　　而除了湖面萎缩，青海湖还面临着沙化、旱化、草原退化等问题。昔日的青海湖，曾是西王母“千帐之国”草肥水丰的广袤牧场。但记者在青海湖北岸看到，过去众多的子母湖湾，现在已所剩不多，代之出现的是一处处干涸皲裂的湖盆和连片的沙包沙原。在青海湖东岸，一座座连绵的沙丘正向湖面步步紧逼。据统计，青海湖周边退化草地面积已达65．67万公顷，占区域草地总面积的34．9％，并仍以每年3％的速度增长；沙化土地面积已达765平方公里，且每年以10余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大。同时，有资料显示，青海湖正在从单一的高原大湖泊分裂为“一大数小”的湖泊群。青海省卫星遥感中心工程师徐维新说，早在20世纪60年代，青海湖北缘就分离出面积达48．9平方公里的尕海湖。后来又分离出沙岛湖和海晏湖两个新湖泊。根据最新的卫星照片显示，在青海湖东北面，又有一个面积达96．7平方公里的湖泊近期已基本分离出来。

　　此外，由于人类的酷渔滥捕，使10年才能长半公斤的青海湖湟鱼资源一度濒临灭绝。湟鱼数量越来越少，个体越来越小，多年的过量捕捞，湟鱼资源已减少至不足初期的1／10。在青海湖这个鱼鸟共生型的生态系统中，一旦鱼类减少，以其为生的鸟类必然受到影响：鸟类因为食物锐减，生存受到威胁，青海湖一直引以为豪的鸟类数量不断减少，青海湖鱼鸟共生型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整个青海湖生物链也因此遭到了破坏。

　　专家们发出这样的警告：如果不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青海湖的湟鱼会“黄”，鸟岛会“倒”，青海湖将在青藏高原上被“彻底蒸发”。

　　草海：人类的过度干扰

　　春暖花开，黑颈鹤再次飞离草海。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季，黑颈鹤、灰鹤、斑头雁，数不清的各种鸟类如约而至，草海再次成为鸟类的“天堂”。人们怀着一种惊喜、好奇的心情，纷至沓来，嬉笑、烧烤、追鸟。寒冷冬季里，草海里一幅人欢鸟叫的场景，有人说，经过多年的努力，草海再次呈现出人鸟和谐相处的动人场景。

　　人鸟真的和谐相处了吗？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草海位于西部贵州威宁县城西南侧，是一个完整的、典型的高原湿地生态系统，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中，被列为一级重要湿地。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典型性、重要性、生物多样性、气候特殊性以及物种的丰富程度在世界上都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

　　现在，草海已成为迁徙鸟类的重要越冬地，分布各种鸟类184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有黑颈鹤、白头鹤、白鹳、黑鹳、金雕、白肩雕、白尾海雕等7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有20多种。50多种是中国和日本政府保护候鸟栖息环境协议规定保护的珍稀鸟类。其中以我国特有的黑颈鹤最为珍贵。黑颈鹤是世界上惟一一种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类，目前，世界上仅存6000只左右，大部分在中国大陆的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和四川北部地区繁衍栖息。

　　尽管国际合作和我国各级政府正在积极帮助草海农民摆脱贫困，通过多年的宣传教育，草海农民有了较好的环保意识，有关部门也在通过各种方式力图改善草海的生态环境。然而，草海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中成为一个重要砝码。在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中，草海的生态环境并没有彻底改善，黑颈鹤的生存空间变得越来越拮据，人鸟“和谐”相处的背后，却是人类频繁干扰的无奈。

　　在草海，记者看到，码头上一块牌子上写着“指定线路”游和“自选线路”游，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选择草海游的线路。游船无序地开进了草海，船上烤起烧烤，游客一边吃着烤肉，一边追逐着海中的鸟，嬉笑、叫嚷、拍水、轰撵，游客尽其所能让原本安静栖息的鸟儿惊醒，受惊的鸟儿惊慌失措地四处逃窜，不时地惊飞起来，或是钻入茂密的水草中。而一些游客为了近距离一睹黑颈鹤的风采，纷纷将游船划到离黑颈鹤不到10米远的地方，举起相机照个不停。一些胆大的黑颈鹤警惕地徘徊在湿地中，而一些胆小的早已惊飞起来。黑颈鹤像惊弓之鸟随时准备振翅而飞，一部分无奈的黑颈鹤、灰鹤不得不早出晚归，飞离草海几十公里觅食。草海保护处处长余永清说，这样长途跋涉的觅食，更增加了黑颈鹤被伤害的危险程度。在海中，渔民布下的渔网好似埋藏在草海中的地雷，一旦误入，鸟儿小命难保。而在草海周边的小店里，小贩们不停地向过往游客兜售着各种鱼虾，介绍说是草海特产，而就在这些年，草海特有的一种鲫鱼已濒临灭绝。

　　除了游客，草海周边的近3万多农民成为侵扰草海的主要人群。在人均不到0．5亩的土地上寻求活路，虽然有的草海农民宁肯卖血求生，也不轻易捕杀鸟类，但贫困的农民不能停止生产生活，他们的活动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保护区。在农民耕地播种时，黑颈鹤跟随着草海农民，啄食农民播下的种子，因为资源的不足，黑颈鹤与草海的农民一样，变得穷困潦倒。人类的侵扰就是对生态的最大破坏，保护黑颈鹤就要给它们一个没有侵扰的空间。就如在海上烧烤必将给草海带来严重污染，而对游客无限制地在草海任意游玩，给草海的生物带来太多侵扰，人鸟本不应相亲。

　　草海位于县城边，3万多居民排放的每天约1．5万吨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加上草海周边农民农耕施用的每年约10吨的化肥、农药等污染物质的大量入侵，也致使草海遭受污染，排污口附近水体呈现富营养化。2004年，一项对草海人工河检测发现，这条人工河水下植物长势茂盛，草海保护处处长余永清说，这意味着一是草海周边流失的土壤增加，另一方面表示草海水质富营养化成分增大。夏季，在草海的一些区域，一眼望去，紫萍将湖面覆盖成红红的一片，余永清说，紫萍的疯狂生长正是海水富营养化的重要体现。余永清说，现在，草海保护已陷入“两难”境地，一边急需退耕还水还沼泽，以增加鸟类容量，减少环境压力。一边是农民耕地减少，带来生存压力，人类活动频繁，带来鸟类生存环境遭受严峻挑战的矛盾。一边是草海受严重污染，一边却是国家投入近千万元的草海排污工程，这项工程由于前期地质勘探工作不够充分等原因变成了“半拉子”工程。

　　草海诞生在15万年前。上世纪50年代，因洪水泛滥实施排水工程，使草海水域面积减少到31平方公里。70年代，草海周边人口迅速增长，农民进行大规模的排水造田，仅2年时间，开垦出5700多亩农耕地，炸毁了草海出水口的大桥节制闸。这时草海仅存约5平方公里水域面积，丧失了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作用，草海地区空气湿度减小、降水量减少。草海的生物有的在劫难逃，从此销声匿迹，有的死里逃生，濒临灭绝，70年代，迁飞鸟几乎绝迹。唇亡齿寒，大自然开始以春旱、大风、冰雹、霜冻、缺水、干枯等灾害疯狂报复人类，黑颈鹤与人类一起，失去了它们共同的家园。上世纪80年代，贵州省政府开始人工恢复草海水域面积到25平方公里，草海地区气候环境得以逐年改善。1992年，草海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从生成到消亡，再从消亡到重生，草海的“生死轮回”决非简单意义上“干”与“湿”的历史交替，它提示着人们必须认识到，尊重自然就是善待人类自己。余永清说，以生态代价换取的暂时利益，并不会因此扩大生存空间，让群众过上好日子。而如何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和保护的矛盾成为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西部地区大于一平方公里的湖泊面积占全国同类湖泊面积的72．3％，沼泽面积占全国沼泽面积的66．9％，对我国生态环境的影响举足轻重。但西部自然保护区大多处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社区经济发展的需求对于资源的依赖十分明显。与此同时，保护区由于经费不足，需要依赖开发区内资源创收，扩大多种经营途径，造成保护区与社区矛盾紧张的原因之一。余永清说，自然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扶贫工作任重道远。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矛盾是保护生态的重要条件。□

　　资料:

　　矛盾：保护区与所在地政府

　　李忠表示，扎龙的情况暴露了目前保护区存在的突出问题，也就是权属问题。正常来说，自然保护区一旦划建，就应该将保护区内各类管理权归于保护区管理机构。但长期以来，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扎龙划建了保护区，保护区内群众的安置，渔场、农场的管理等权力都应该归于保护区管理机构，但现在这些都做不到。也有做到的，例如陕西长青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按道理说，国家划建了一个保护区，这个保护区内的企业、人员，就要服从保护区的管理。并不是说非要把人员、企业都迁出去，但这些企业、人员要与保护区的要求相一致。但目前，很多保护区做不到这一点，保护区内企业、人员的管理权不在保护区管理机构。

　　丛日春指出，自然保护区的管理者或许能够管得住当地百姓乱砍滥伐的行为，但当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利益与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就只能乖乖让路了。因为管理者拿的不是自然保护区的工资。

　　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常是国家不管交由省来管，有的省也不管再交给市管，市如果也不管那就交给县来管，但国家林业局有规定，如果申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需要有管理机构，那么就挂靠，挂靠就是兼职。尤其在当地经济落后的时候，没钱去养活一个新的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因为增加一个编制财政就要多花一部分钱，所以多是兼职挂靠。有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构挂靠在地市级的林业局里面，由地市级林业局里面的防火办等机构的负责人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局长。

　　武夷山自然保护区是一级政府，它当时是福建省的一个派出机构，现在大概是林业厅的一个派出机构。剩下几乎都是事业单位。至少到1997年，“全国1／3的自然保护区尚未建立管理机构，基本处于批而不建、建而不管的状态。”

　　近几年，国家林业局启动了六大工程，其中有自然保护区建设一项，国家每年有几个亿的建设资金，批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要配套几百万上千万元的基本建设费用。好多地方为了争这笔钱，拼命申报进入国家级。申报国家级需要的机构、人员等要求，就采取变通的办法去挂靠，申报下来拿到钱了，也仍然没有人专门去做这个事情。因此对自然保护区没有长远规划，包括机构、人员、科研、经费等，处于有了今天不知道明天怎么办的状态。

　　你挂在别人的单位能不听人家的吗？任命权在别人手里，不听我的话就把你拿下。它可以修度假村、发电厂、小水电厂，想养鱼、挖矿、修高速公路，你不同意，我巧妙地调离你就是了。我们有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条例，但往往实行不下去。有些地方随意调整保护区的规划，把核心区改为试验区。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保护要向经济利益让路。国家林业局组织专家论证修改自然保护区的规划，需要国务院批准，这是很难的。现在大家都热衷于旅游开发，因为自然保护区最可看的就是在核心区里，如果你不让进，旅游开发就没法搞。违法的人也不是地方政府，都是私人老板、公司等承包人。比如说，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人在核心区搞旅游那是知法犯法，但往往地方政府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谁都没有授权，就有了合同，承包公司就进来了。反正是企业行为，既不是政府让搞的，也不是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让搞的。它一般跟地方政府提前就把关系折腾好了，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方面也顶不住，半推半就似乎也就默许了。公司做规划的时候也不会规划到核心区，但真正做的时候它就会做到核心区里去。他们对保护区的破坏其实是最厉害的。当地政府会得到税收等方面非常小的利益，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也就是象征性地收一点管理费，甚至还拿不到，一包30年、50年，大的收益都到公司老板那里去了。他们也会给当地社区解决一定的就业，比如宾馆服务员等，但大部分的老百姓还是在外围，是利益不相干者，即便是带动就业，但工资也不会很高，因为当地的收入水平低，所以得不到多少好处。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人在那里护林、防火，做了很多工作，环境保护好了，公司进来了，大部分的收入就落入了私人的腰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