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缥缈
纷繁复杂的资本市场,从来就不缺新闻。但今年却不同于往年,各式各样的消息充斥于市场,可以说是摩肩接踵,真假难辨,并经常在我们不经意的时候从天而降。粗略算来,包括坊间传闻,市场近来传出的重量级“大忽悠”,不下几十条。期间,不但有4月初的“愚人节行情”拔地而起,还有夹杂着大量或验或不验的“猜测”,内容相互交叉、政策变幻莫测,给市场带来沉重的心理压力。值得关注的是,虽然管理层一再希望媒体树立“正确的舆论氛围”,但收效并不明显。
从古以来,我们国家就有一种将文字视为正道的“文化传统”,这很容易就让我们这些靠着说话、写字在市面儿上“混”的人,紧追那些可以“忽悠”几句的热点议题,对此,我们一方面深受“忽悠”之惠,另一方面,也确实有点脱略形骸。
但是奇怪得很,至今我还没有看到有人站出来,褒奖“忽悠”,我们是否应为“忽悠”有所不平?回答应是肯定的。
不平之一,“忽悠”为什么可以存在?
说白了,“忽悠”乃自由市场经济的第一要义,自由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必须依赖“忽悠”才能存在的利益场所。在市场,存在着买方与卖方的矛盾,这是一种不能调和的利害冲突,也是市场经济之中的永恒的难题。
所以,一种商品,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只要有其价值,就有其两面性,就必然遭遇“忽悠”。从这个意义上说,“忽悠”的本质,是跨越哲学与理性的话语权。如果我们能够及时识别,并且遏制其危害,“忽悠”并不可怕。因为市场本身,恰恰是建在这一极其简单但是极其脆弱的社会伦理之上的,有人“忽悠”则为真,无人“忽悠”则为假。
可以这样说,市场行为经常是反智的。既然是反智的,就不会存在绝对无理的“忽悠”。赵本山“自行车换拐”的套路,在西方至少二百年前、在中国至少二千年前就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了。只要你的水平足够,就可以想怎么“忽悠”就怎么“忽悠”,想“忽悠”谁就“忽悠”谁。中国战国时期,苏秦善于“忽悠”,所以他位尊而多金,掌六国之相印,就是一个绝好的证明。
不平之二,一般来说,“忽悠”总是利大于弊。如果没有“忽悠”,我们将失去一件源于市场的“利器”。
众所周知,在我们这个时代,假如一个人对于客观事物,即便是最好的、最有道理的事物,察觉不到其中的缺陷,那他就不是一个高明的人。客观地说,每一枚硬币都有两面,即便其中的一面黏在地上,无法撬开。
经典的例子莫如“皇帝的新衣”。作为弱势群体,皇上的审美与情趣,我们不好乱讲,首选就是沉默;但是,如果我们连沉默的权利也没有,也无妨善意地“忽悠”几句,以免真正的骗子们,把一些根本没影的事,搞成“铁一般的事实”。
不平之三, 对于一些特别的事情,关系越重大,就越需要有人来“忽悠”。
无论对于“忽悠”的正方与反方,我们都要培养,都应支持。比如近些年有关“国有股全流通”的讨论,有关“国有资产流失”的讨论,就存在相对“冷场”与“失语”的现象。此一方“打死也不说”,彼一方“打死也要说”,这边打过来,那边踢回去,酷似京剧《三岔口》。这比“忽悠”还不如。
众所周知,论证“皇帝穿了衣服”,需要比较深厚的理论基础,并辅之以一定的利益动机。反之,如果说“皇上没穿衣服”,实在简单得多,儿童也能办到。在难易之间,如果允许大家尽情“忽悠”,就不会“舍其易,而求其难”了。
很多时候,想人为地限制“忽悠”并不容易,正确的方法是建立风险机制,“蜜枣是你的,毒酒也是你的”。
不平之四,市场的免疫力,远比我们认识中的更顽强。所以对于“忽悠”,只要是市场行为,只要不违法、违规,只要不危及社会正义,理应任其发展。
我们人类毕竟是直立行走的动物,有别于鸟兽虫鱼,“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吃一堑,长一智;天下滔滔,口舌滔滔;我们死都不怕,难道还怕“忽悠”吗?
不平之五,中国社会最缺的是什么?很多人认为是诚信。事实上,如果没有伪诚信,诚信无从谈起。指鹿为马易,掩耳盗铃难,在诚信与伪诚信之间,是“人与自然”的分野,而不是“人与人”的分野,中间地带,大抵都是“忽悠”。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忽悠”有其反抗奴性的特质,是相当消极的一种自由,但它毕竟属于自由。
反观中国历史上的历朝历代,有很多善于“忽悠”的人才,大多具有优秀的领导潜质,只要他能体恤到人民的苦难,总会干些正经事,总会成就一番追求。虽然此类人物少之又少,但是我想,我们总有一天要回归法治社会,回归到一种更加有序的社会体制之下,让人们想坏而坏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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