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寄希望于将中国作为其反对Intel垄断的主要阵地，但目前中国《反垄断法》的缺失显然令其难以实现这样的期待

　　记者 谢良兵 特约记者 李仙玉

　　“在反垄断方面，日本发生的事情是全球的一个象征。”美国超微半导体公司（AMD）总裁兼CEO海克特· 鲁尔兹喜悦地宣称。

　　鲁尔兹所称的“日本发生的事情”，其实就是指3月8日日本公正取引委员会（JFTC，相当于各国的公平交易委员会）对Intel在日本垄断事实成立的判定。

　　在日本的胜利

　　3月8日，日本公正取引委员会发布了《关于Intel违反<独占禁止法>规定的劝告》。该委员会认定，Intel用它的市场垄断地位压制了公平、开放的竞争，从而违反了日本《独占禁止法》第三章的规定。

　　日本公正取引委员会（JFTC）委员山田昭雄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透露，JFTC的调查结果表明，Intel通过对日本台式电脑制造商施加各种限制，运用了不正当手段来遏制竞争对手日益增长的市场份额。由于Intel的这些不正当竞争行为，使得AMD和美国芯片开发商全美达(Transmeta)公司的总市场份额从2002年的24%降低到了2003年的11%。

　　在这份《劝告》中，JFTC要求Intel尽快调整其在日本市场的商业行为。并对Intel作了一些限制，其中包括，Intel必须通知它的客户和员工，不准再以拒用竞争对手的CPU为条件向那些日本电脑制造商提供折扣和其他资金支持。

　　山田昭雄向《商务周刊》介绍说，JFTC还向Intel下发了最后通牒，要求其在3月18日之前对该《劝告》进行明确表态。但Intel认为其在日本的商业行为是公平合法的，因此表示在采取进一步行动之前，公司将对JFTC的《劝告》进行评估。之后JFTC只好将Intel是否接受垄断《劝告》的期限，由3月18日延后至4月1日。

　　“我们高兴地看到，4月2日Intel公司终于接受了我们的《劝告》。在今后的时间里，公正取引委员会将对Intel公司进行审决，5月份就会有一个审决的结果。”山田昭雄介绍说，Intel也向委员会承诺，在此期间停止不正当的竞争行为。

　　日本公正取引委员会对Intel的垄断调查是从去年4月份开始的。当月8日早上，日本公正取引委员会派遣约10名调查人员，突击搜索了Intel日本分公司东京都千代田区办公总部及筑波据点，搜索工作一直延续到下午。山田昭雄告诉《商务周刊》，该次搜索主要就是怀疑Intel不正当地要求客户拒购AMD等厂的CPU，涉嫌妨碍市场竞争的相关规定。当天他们一共搜查了Intel在日本的3个办公分支机构，带走部分文件档案，并向部分Intel员工做了笔录。此后，他们还向其他一些公司发放了调查表，并到AMD日本公司询问了相关问题，直到今年3月8日完成调查取证。

　　这项持续了11个月的调查，查明了Intel在侵犯消费者权益和压制竞争方面的主要行为，包括2002年5月开始，为占据大部分的日本市场，Intel对日本的5家电脑厂商进行折扣优惠或资金提供，但同时提出3个条件——必须使用英特尔产的CPU；英特尔的CPU占90%；各公司主导型号的系列产品都必须用英特尔公司的CPU。

　　日本公正取引委员会判定Intel在日本垄断事实成立的当天，AMD立即在美国总部发表声明，其总裁鲁尔兹表示：“这是日本的客户和消费者的胜利。这是在尽力消除自由公平竞争的障碍。我们希望这种竞争障碍的消除不仅仅是在日本。”

　　AMD布局世界战场

　　AMD获得了支援。在日本公正取引委员会发表《劝告》的同时，欧盟委员会也表示将与日本方面合作，介入Intel涉嫌违反垄断法案件的调查。

　　鲁尔兹曾经说：“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在于颠覆Intel一家独大的垄断地位。”这有些夸张，但为了获取公平竞争的机会，AMD公司确实一直在世界各地与Intel斗法。

　　早在1987年，AMD就曾在美国本土提请反托拉斯诉讼，指控Intel阻碍竞争，采取不公平的手段阻止AMD获得芯片关键技术。在长达8年的诉讼中，Intel的年销售额迅猛增长，而AMD却差点因此濒临破产。

　　2000年10月，AMD向欧盟提交申请，控告Intel恶意竞争。欧盟对Intel进行了调查，但是没有采取法律行动。2001年10月，AMD直接向北加利福尼亚地方法院提出申请，要求该法院强迫Intel提供专家的证词和相关文档，以便于欧盟对Intel的反垄断调查。但在2003年9月18日，美国联邦交易委员会（FTC）的一些调查人员表示，对于AMD的指控持怀疑态度，美国FTC终止调查。这让AMD非常郁闷。

　　不过，2004年5月，欧盟重新启动了这项调查，并向多家公司索取Intel经营做法的新数据。欧盟目前正在研究这些公司的答复，但是监管方何时采取下一个正式步骤，例如对Intel提出正式指控，至今还没有正式的答案。

　　根据欧盟反垄断法律，如果Intel被裁定违反了反垄断法，将可能被处以高达全球年营业额10%的罚款。

　　Intel在日本被判垄断事实的成立显然鼓舞了AMD的士气，AMD法律事务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行政官Thomas M. McCoy表示：“Intel旨在通过其市场地位非法限制创新的行为是无法容忍的。我们鼓励各国政府都审视一下国内处理器市场，以免遭此类伤害。”

　　McCoy指出，企业和消费者应当能够在一个人人遵守规则的公平市场上，自由地选择多种不断创新的竞争产品，AMD信奉公平、开放的竞争以及由于竞争给客户带来的价值和多样性，而Intel损害消费者权益证据确凿。通过阻止台式电脑制造商自由选用CPU，Intel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剥夺了全球消费者自由选择最符合其需要的电脑的权利，他说：“Intel为了压制竞争对手而人为限制市场份额的行为，显然违反了全球各地的反垄断标准。”

　　中国的反垄断难题

　　在中国市场，业内一些人士也一直指责Intel有垄断行为。方兴东在《挑战英特尔》一书中就披露，长期以来国内众多PC厂商对英特尔言听计从，从不敢与其他处理器制造商包括AMD合作。

　　有媒体指称，Intel在中国的垄断主要表现在：一是利用公关在政府采购中占据份额；二是在对产业链的控制上；三是在市场推广上与OEM厂商捆绑，最明显的就是广告补贴。

　　“Intel在中国市场推广上与厂商的捆绑，提供了均值达到50%的经费支持，在市场、宣传、运营乃至管理等多方面对国内厂商进行全面渗透，英特尔借此取得了主导权。”方兴东说。

　　在中国，几乎绝大多数的PC机箱上都有“Intel Inside”的标签。显然，Intel的战略意图在于中国市场全局。十几年来，Intel正是通过控制各厂商的产品数量、推出档期和价格，把握这些没有核心技术的PC厂商的生产和产品命脉。

　　AMD 认为，Intel此次在日本被裁定垄断事实成立，对于中国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中国将是AMD反垄断的主要阵地。因为美国现在还是比较垄断的竞争环境并不利于AMD的发展。”鲁尔兹认为，只要有一个公平、开放的竞争环境，就可以看到Intel垄断地位的结束。

　　AMD中国公司一位高层向记者透露：“我们将支持中国政府对Intel进行反垄断的调查。”但他同时表示，由于中国目前尚没有《反垄断法》，AMD主要是和客户及政府沟通，配合工商部门进行这方面的调查。

　　不过，《商务周刊》致电国家工商总局公平交易分局反垄断处时，该处的一位负责人就告诉记者，目前并没有对Intel进行反垄断方面调查的意向。

　　反垄断法律专家、中国法学会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王晓晔告诉《商务周刊》，目前AMD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大概不到30%，其余都被Intel所掌控。但王晓晔表示，虽然Intel在中国的份额明显偏大，占有绝对的市场支配地位，但市场支配地位本身并不违法，关键得看Intel是否有滥用市场支配的行为，比如搭售行为或强制交易行为、捆绑销售、拒绝交易、价格歧视等。

　　王晓晔还强调，即使有这些行为存在，由于中国目前还没有《反垄断法》，所以AMD诉求的急切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要求进行反垄断调查的愿望还很难实现。“没有反垄断法律，如何去确定反垄断行为的存在违法呢？”王晓晔说。

　　中国《反垄断法》指向谁

　　——访中国法学会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王晓晔

　　记者 谢良兵

　　4月2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欧盟竞争政策研讨会”上传来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送审稿）已经完成，目前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正在审议。而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已将这部法律的审议列入议事日程，明年有望出台。《商务周刊》就此采访了全程参与《反垄断法》起草制定过程的反垄断法专家、中国法学会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王晓晔。

　　《商务周刊》：目前看来，跨国企业滥用垄断行为主要有哪些？

　　王晓晔：一是针对企业实施限制竞争协议，为获得巨大利润，以协议方式对市场进行划分，操纵市场价格和联合抵制；二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即以低价倾销、搭售、歧视待遇等行为排挤其他竞争对手；三是进行反竞争的兼并，为限制或消除其他企业的竞争能力，采取收购、合并的方式使其他企业失去竞争能力。

　　《商务周刊》：一般判定垄断的依据或者说标准是什么？

　　王晓晔：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标准。从国际上来说，像美国和欧盟，一般规定一个企业的市场份额要占到1/3或者是35%，但不是说一个企业达到这么大的份额就是垄断了，因为它们在很多情况下是通过合法的方式取得的。只是这些市场占有率很大的企业更容易利用这个市场份额来排挤竞争对手，进行一些压制竞争行为，从而形成一种市场垄断。这个占有率不是绝对的标准。例如一个煤矿，它目前产量占有70%的市场，但它可能开挖几年之后就资源殆尽了，这个占有率并不能说明其垄断地位。因此除了占有率，判断垄断还要考虑企业的财力、技术条件、销售渠道、采购渠道、沉没成本等因素，要考虑进入市场的难度，比如法律上的障碍。

　　《商务周刊》：事实上从1994年开始，中国的《反垄断法》就已经在起草制订了，为什么10多年过去了，这部法律还未出台？

　　王晓晔：这里面有很多问题。首先是很多中国人并不了解反垄断，有些人觉得中国并不需要《反垄断法》，这是非常错误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垄断，也就不可能有反垄断。但国家一旦要建立市场经济机制就必须反垄断，市场本身就是竞争性的。其次就是各行业和部门的利益之争影响了《反垄断法》出台的进程。

　　《商务周刊》：中国反垄断有没有什么特殊性？

　　王晓晔：中国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就是必须要反行政垄断，行政垄断是目前中国垄断的一个最大的特色。中国现在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政府的职能还没有完全转变，政企不分的状况没有完全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限制竞争到处可见，如强制买卖、地区垄断、部门和行业垄断、强制联合以及制定具有限制竞争影响的行政规定等等。像当年东北搞的“啤酒大战”，只要经销商销售了外地的啤酒，就会立即被当地政府没收罚款，这就是典型的地方保护。这种不公平的限制竞争是非常可怕的，后果很严重，政府在市场竞争中应该处于中立的地位，政府不能为了偏向某个企业而去损害另一个企业的利益。

　　《商务周刊》：即将出台的中国《反垄断法》将会是什么样的？

　　王晓晔：中国的《反垄断法》借鉴了发达国家的经验，尤其是德国、欧盟和美国的反垄断法律制度。和其他国家一样，我们的《反垄断法》也由禁止垄断协议、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控制企业合并这三大支柱作为重要内容。但是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禁止行政性的垄断行为是我国《反垄断法》非常重要的内容。

　　另外我们还对违法垄断行为采取了比较严厉的制裁措施。现在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规定，对于公用企业的强制交易行为最高罚款为20万元，这个数额对于那些实力强大的垄断企业显然不具有威慑力，因此，我国《反垄断法》对于行政垄断协议、滥用市场地位行为的最高行政罚款提高到1000万元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