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安创建活动中，各地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开展各具特色的创建活动，为当地百姓营造一方平安。从昨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了北京、辽宁、陕西开展平安创建的情况，今天让我们走近东部地区的江苏、上海。

　　 平安江苏

　　江苏南京的秦淮河畔，走在这里，我们随处能感到一种和谐安宁的社会氛围。自从2003年4月江苏省率先在全国开展平安江苏的创建活动以来，始终把社会矛盾纠纷的调处作为平安的基石抓紧抓好。现在在江苏采访，无论是外来客商，还是当地百姓都把江苏作为生活最安心的地方。

　　平安创建活动是2003年江苏在全国率先开展的，与许多地区不同的是（与众不同的是），在经济发展上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的江苏人，在平安创建上，又给自己提出了目标定位，创建全国最安全地区。

　　记者： “你觉得作为最安全的地区是从考核指标来看，还是在江苏老百姓的心里是最安全的地区，你觉得哪个更重要？”

　　江苏省委书记 李源潮： “当然主要还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我想这个是最基本的。什么叫小康社会？我们直接到老百姓当中去调查，老百姓提出几条，一条钱要多一点，一条要过得太平一点，要安全，第三，环境要好一点。根据这样一个要求，我们把平安建设，把建设最安全地区，作为我们一个基本的奋斗目标，这个目标究竟达到没达到，靠谁来认可，靠老百姓来认可。”

　　这几年，江苏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快，但同时各类社会矛盾纠纷也比较多，特别是由于利益格局调整引发的诸如企业改制、征地拆迁、环境保护、劳资关系等一系列新型矛盾大量增加，每年的上升幅度都在30%左右，群众上访集访不断增多，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第一位问题。

　　李源潮回答道：“建设最安全地区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是最早在南京提出来的，是一件事情刺激了我们，是一个由于社会矛盾激化，形成一个投毒案件，当时全国都知道这样一个案件，痛定思痛，我们建设全国最安全城市，形成一整套的机制。”

　　2004年4月江苏在全省推行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而这个新机制的源生地在江苏南通。

　　记者：“这里是启东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的听政对话室，每到政府有大的方针政策出台的时候，就会在这里召开听政对话会。”

　　市民：“我在这里提一个问题，市民拆迁以后，一些拆迁户却因买不起高价房，安居房又比较紧张，造成没有住房，我认为政府应该在这方面采取措施。”

　　启东市市长曹斌：“首先对市民支持我们的城市建设非常感谢，我最近了解了一下，最主要是我们房源还不能够适应广大拆迁户需要，供需不能平衡。我们在管理中不排除可能有疏漏，我们土管局局长也在座，会后就了解是不是经济适用房按安居对象落实。”

　　召开这样的听政对话会是南通大调解机制中的一个重要形式。在启东市的拆迁工作中，原先租住集体公房住户的安置问题矛盾突出，很多群众找到调处中心。调处中心接访后，马上派出调解员进行调查，并会同城建、土管等联动部门协商解决办法，单是听政对话会就开了5次。

　　居民 史岳娟说：“调解中心说，你放心好了，我们政府做事不会不为老百姓着想的。”

　　针对这些拆迁户的实际情况，调处中心协调多个部门拿出了解决办法，通过适当调整补偿方案，提供安居房、廉租房等多种房源，拆迁居民最终得到了妥善安置。他们亲切地称调处中心是解决难题的老娘舅。

　　记者：“从实际工作感觉来看，你觉得这种大调解的机制和我们传统的各种调处方式比较，它的核心变化在什么地方？”

　　李源潮：“它是一个党统一领导的，政法部门组织牵头的，叫做矛盾调处服务中心来具体操作的，司法部门给予指导的，有关的政府和社会各个部门予以配合的，这样一个原来叫做民间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于一体，来综合解决这些社会复杂矛盾的机制。”

　　记者：“我们去年在南通采访的时候，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情景，咱们南通市崇川区一个区长，那天上班的时候，他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午要到调处中心坐班，各地党政一把手到调处机关去坐班，你觉得这种上班是不是很有效？”

　　李源潮：“我觉得这个是很需要的，党政领导干部到一线去解决这些矛盾，使这个调处中心能够集中各种资源，有它一定的权威性。领导如果有本事把问题处理在下面，刚刚发生的时候，叫处理在早、处理在小的时候，它所发生的几率就比这个矛盾发展到大的时候，要花的成本小得多，这样的领导是高明的领导。”

　　如今，在江苏，省、市、县、乡、村、社区、大中企事业单位普遍建立了调解组织，落实了调解人员，一个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大调解网络已经形成。调处服务中心对各类社会矛盾纠纷实行“统一受理、归口办理、依法调处，限期办结”，确保“有纷必受，有受必处，有处必果，有果必公。”

　　李源潮：“我们能不能就在家门口把这些矛盾解决了，事实证明是能的，在江苏，这个大调解机制，（去年）处理了30多万件这种比较复杂的社会矛盾，97%都解决了，只有3%转入了司法程序，老百姓叫作不跑路、不花钱，不打官司，不伤感情。”

　　大调解机制的推行，带动了整个江苏的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善动脑筋的江苏人结合各地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扬州市整合调解资源，在全省建立了第一个市级的信访调处督办中心。南京市建邺区针对征地拆迁的突出矛盾，推出“阳光拆迁”的系列措施。宿迁市将60多个遗留的上访难题逐个排队梳理，落实解决。

　　为了使大调解工作持之以恒，江苏还把这项制度的落实作为一项考核指标纳入了平安创建活动，赏罚分明。平安创建以来，全省各级党委政府用于平安江苏建设的专项奖励资金达1.5多元，而与此同时，也有265个地区、部门和单位被实行一票否决。今年4月28日，40多个还没有拿到“社会治安安全县市区”牌子的一把手领导被请到江苏大丰，参加全省平安创建推进会，他们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

　　李源潮：“我们觉得干部有时候还是需要一些压力的，因为在社会转型期，有相当一部分老百姓感到压力特别大，我们要通过我们更好的工作，使他们的压力降下来。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干部要不断地使他有压力，有压力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给干部加压，为百姓减压，这个工作思路在平安江苏的创建活动已初见成效。2004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江苏公众安全感认可度为95.14%，在全国名列前茅。如今江苏已经成为很多外来客商投资创业的首选之地，在苏州工业园工作的美资企业总经理柏麦高先生专门从北京请人，创作了一个反映平安苏州的小品，准备和苏州的民警一块表演，他说在苏州工作生活的感受就像墙上的这幅字：笑口常开。

　　记者：“那么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和省委书记一块儿开综治会的时候，你现在是不是很有信心地说，我江苏是全国最安全的地方。”

　　李源潮说：“这个不能这么说，山外青山楼外楼，英雄好汉争上游，争得上游莫骄傲，还有英雄在前头。这个建设全国安全地区，这是我们建设的一个目标，我们永远朝着这样一个前进的目标走。”

　　构建平安上海篇

　　上海是一个有着1700万人口的国际化大都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使这个城市焕发着勃勃生机。如何来营造良好的治安环境为经济发展服务？上海经过几年的探索，逐步形成了专业队伍和普通市民紧密结合，群策群力；统一高效，快速反应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上海市委副书记 刘云耕：我觉得一个地区社会治安的好坏是衡量这个地区领导人执政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政党，或者作为一个地方的领导人，如果说你连社会治安都控制不了，那么你要发展经济，要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就无从谈起。

　　刘云耕 上海市委副书记 作为主管综合治理工作的市委副书记，刘云耕有着多年在基层政法机关工作的实践经验，也曾经当任过上海市的公安局长。2003年4月，上海市公安局提出了进行现代警务机制改革的工作思路，希望同过警务改革，改变警察多年以来形成的“朝八晚五”上下班模式，将社区民警、治安民警和巡逻民警“三警合一”，让警力充实到基层，在全市推行网格化巡逻机制。

　　上海市委副书记 刘云耕：当时我们的民警还有一种思想，现在是经济在大发展，全国的案件都在上升，我们上海的案件不上升是不可能的，我们经济发展那么快，我们上升也是必然的，所以每年都上升10％以上，但是我后来一调研就提出来，我觉得这个观念，社会治安的状况跟经济的发展，不是说经济发展了，治安状况一定要恶化。这种我觉得是一种无能为力的、无所作为的懦夫思想。

　　这是3月22日凌晨3点16分，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的监控录像记录下来的画面。当时，甘泉派出所的值班民警王明祥通过监控录像发现，这两名男青年在志丹路一家网吧门前企图盗窃一辆摩托车。王明祥马上与正在附近巡逻的三组民警取得了联系，让他们赶往案发现场。凌晨3点18分，接到指令一分多钟以后，民警吴静波和另一名同事最先赶到现场，将两名犯罪嫌疑人逮了个正着。

　　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甘泉派出所民警 吴静波：犯罪嫌疑人偷了车子以后，不管朝什么方向跑，都有我们民警，因为我们好几辆车子同时朝这边赶过来，就是朝几个路口同时赶过来，他基本上就是堵当中了。赶到以后当犯罪嫌疑人没有反映过来，怎么警察已经到了，在他发愣的时候，我们就上去把他抓住了。

　　被盗车主 黄纯：然后车子被找到以后，又是一种从大悲到大喜的感觉。因为这是我第一份工作赚的钱，非常辛苦，所得我觉得能找回来，我真的觉得非常开心。

　　被盗车主：后来我是听警察跟我说，因为他们在那个地方警察巡逻，布控什么的，我就发现上海的治安，真的是OK。

　　这位失主所说的巡逻布控，就是上海警方正在实施的网格化巡逻体制。以普陀公安分局为例，（做图）在普陀区58平方公里的辖区内，15个派出所各有一台GPS巡逻车24小时全时段巡逻,再加上各分局普遍巡逻时间段、派出所轮流巡逻时间段和各警务区选择巡逻时间段，形成分局、派出所、警务区“三级巡逻”的架构，保证重点路段24小时都有民警在路面上巡逻，随时可以对辖区内发生的治安案件进行快速处置。

　　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 局长 胡世民：平时我们民警这个掌握许多有用的信息，到社区里面开展走访、调查、访问，获取一些我们所需要的一些这个管理的信息，有了这个信息的平台，然后再加上我们指挥调度的快速反应，再加上我们装备跟上去，那么现在我们就构成了就是说立体化的这种治安防控的体系。

　　除了公安机关这支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主力军外，上海从2003年起，又开始培育另外一支担负预防犯罪任务的专业力量----社工群体。

　　魏静是一名禁毒社工，此前一直从事科技研究工作。2003年10月，魏静被选聘到上海市卢湾区禁毒社工站，从此，从没有接触过毒品的魏静开始了一种特殊的经历，每天都与吸毒人员打交道。

　　魏静的第一个帮教对象叫“阿三”。阿三原来人称“三老板”，生意一度做的很红火。从1999年开始吸食毒品后，几十万的家产在短短两三年的时间里被吸光了。他的妻子后来也染上了毒瘾并因为盗窃而被劳动教养。2003年12月22日，魏静第一次来到了阿三家，结果被拒之门外。

　　阿三她来的时候，我正在犯瘾，觉得她影响了我休息，于是就在阁楼上骂她。

　　魏静的真诚与耐心，最终使阿三打开了房门，也敞开了心头的那扇门，阿三拿出了自己的日记，这里记下的是一个绝望者心中的秘密。

　　魏静：我看的时候看到了两篇遗嘱，我当时就非常的震惊。00：17：17因为他写遗嘱的时候是跟他妈妈吵了架以后，孩子没有人带，他和儿子，两个人在他小阁楼上待了7天7夜，就是靠吃方便面，他已经没有，已经没有钱了，他在邻居那里也借不到钱，人家都已经不敢给他再借钱了，他觉得没有活路了

　　对于一个象阿三这样的人，如何来给他希望？帮他重新树立起对生活的信心呢？魏静了解到，阿三生活特别困难，一直在申请廉租房，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被批准。经过魏静十几次的联系 交涉，有关部门同意了为阿三办理廉租房。这样，阿三每月有了400多元的廉租房补助。2004年年初，魏静又想办法帮阿三三岁的儿子找到了一家幼儿园。，此后人们发现阿三变得积极乐观了，2004年2月，阿三在一场火灾的救援中表现突出，被卢湾区授予了“见义勇为奖”。

　　魏静：阿三领那个奖状的时候，双手发着抖，眼睛流着眼泪。他说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领过奖。

　　阿三：如果没有魏静，也许我已经走上了以贩养吸的道路，也许已经吃官司了，是她给我带来了希望。

　　在魏静的帮助下，阿三现在已经找到了工作，每月有了稳定的收入；接受帮教一年半的时间内，没有再吸食毒品。

　　目前，在上海像魏静这样的禁毒社工有400人。一年多以来，本着“助人自助”的理念，魏静所在的自强社团已经为一万八千名象阿三这样的吸毒成瘾者建立了帮助档案，并成功推荐就业五百多人。此外，上海还建立起了对闲散青少年进行帮助，预防青少年犯罪的阳光社团、对刑满释放和解除劳教人员进行帮教的新航社团，三大社团共有专业社工1300多人。

　　上海市委副书记 刘云耕：这1300多位社会工作者背后现在有1万多名义工，是志愿者队伍，义工是不拿工资的，社工是我们政府给予一定的经费，他们是有一定的报酬。今后我们进一步发展就是要逐步地要使行政的力量慢慢的在社团组织里要适当的弱化，然后要使我们党的影响力，使我们社团自治的法律规范的下面这样一种运作机制要逐步逐步地强化。可以进一步使我们的社会治理和防控工作全面化。

　　“勇敢的第一人，关键的第二人；成功的第三人，铜墙铁壁是众人”。

　　“铜墙铁壁是众人”，这也是上海对市民在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中所能发挥作用的独特理解。除了专业队伍以外，怎样来调动普通市民参与社会治安防控的积极性呢？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居民生活在社区之中，因此社区是城市平安的第一道防线。目前上海大大小小的社区共有几千个。由于流动人口众多，管理的难度也很大。上海市通过政府资助的方式，建立了一批社区矛盾调解室。对社区的矛盾纠纷提前摸排，及时处理。还有的小区采取了“时间储蓄银行”的办法。凡是有一技之长，愿意为其他居民服务的人都可以加入居委会开办的“时间储蓄银行”。他们为居民提供服务以后的时间，由居委会确认以后计入存折，居民在需要服务时随时可以向居委会提出支取。这个个性化“银行”运行几年以来，已经有七百多人自愿加入，储蓄项目包括法律服务、医疗、家庭教师、家政等十多个方面，几乎涵盖了居民们的种种生活需要。

　　上海市委副书记 刘云耕：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社区里面，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社区的平安是和谐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合部分，因此如果说每个家庭都安全了，每个社区都成为了安全小区，那么我们整个社会它必然是一个和谐的、稳定的社会。

　　居民们满怀激情地舞动着手中的红绸，同时也舞动着无尽的活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自豪，因为，他们为自己的城市平安贡献了力量；他们骄傲，因为有了他们，上海治安的铜墙铁壁才更为坚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