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会客厅》。一个普通的日本女性来到中国南京，收集南京大屠杀的证据，她想把真相告诉给日本的老百姓。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丁奶奶：

　　他们说日本人抓姑娘，我们就跑到女子大学去了，就跟她们讲你们不能出去啊，出去会引鬼子来的。

　　在南京，像丁奶奶这样，拥有这段血淋淋记忆的老人已经不多了。那些还健在的，多数也不愿意再回想起当年家破人亡的惨状。

　　今天，再次勾起丁奶奶伤心回忆的，是一个日本的女教师——她叫松冈环。

　　松冈环是日本大阪的一名小学教师，今年58岁了。她这次来到南京，请丁奶奶讲述当年那段大屠杀的历史，并将其拍摄下来。是为了回去后，能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那段历史的真相。这回，是她第40次来到南京。

　　而她第一次到南京，是在17年前。

　　松冈环：

　　我当时在纪念馆里大概待了有两个小时吧。印象最深刻的嘛，是一张李秀英的照片。就是李秀英怀孕时，被日本兵戳了37刀的那张，她的脸肿得像一个大脸盆，就那样躺在床上。

　　当时，我正好赶上李秀英本人在纪念馆讲述她受害的过程。我在听她讲述的时候，一直是深深地低着头，握着笔的手不停的在颤抖，我根本不敢抬起头来看她。

　　我记得当时有人问李秀英：“如今你再看到日本人，是什么感觉？”李秀英当时回答说：“我直到现在看到日本人都会浑身颤抖、我非常恨他们。”听到这话，我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这么多年过去了，她还是不能忘记。日本人给她的心灵和身体带来多么大的伤害啊，以至于她对日本人的仇恨是那么深。

　　第一次南京之行的所见所闻，对于松冈环来说是闻所未闻的。

　　这些意外的发现改变了松冈环的生活重心，她开始利用每年的寒暑假到访南京，搜集大屠杀受害者的证言证据，并尽可能地把真相告诉给自己的学生和更多的日本民众。

　　然而，对一些大屠杀的幸存者来说，提起那段悲惨的经历，是很痛苦的。面对来自日本的松冈环，他们大都心情复杂，不愿再说起那段过去

　　在采访中，有时陪同的翻译一说日本人来了，有的老人就会说：“啊，日本人，太可怕了！”立刻就把门关上了，不肯开开。

　　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姓徐的大爷，当时我去了他家，他一看就说，你是日本人吧，走走走，赶紧走，一看到你们这些日本人我心脏就受不了，你赶紧回去吧。我就跟他说，给我一点点时间就行，哪怕你跟我谈几分钟也行，我就反复的跟他讲。后来，他终于跟我讲了，他躲在一个地方，看到很多人被残忍杀害的场面。

　　当时听到他讲那些痛苦的过去，我心里也感到非常难受，在这个采访中我不知道哭了多少次，听着听着就流出眼泪来。

　　经过几年的努力，松冈环得到了180多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在将这些证言结集出版后，她还邀请了许多幸存者到日本讲述大屠杀的真相。

　　可是尽管如此，在日本国内，还是有人不肯相信，认为这些受害方的证人证言都是捏造出来的，于是，松冈环开始在日本寻找一些当年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老兵，请他们讲出历史的真相。

　　几年的时间里，松冈环陆陆续续地搜集到了250多个老兵的证言。这些证言结集出版后在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与此同时，这个日本女教师也引起了日本右翼团体的反感。

　　我们曾经在两天内接到了130个电话，这130个电话当中有绝大多数都是右翼团体的人骂我们的，有的接了电话就没有声音，进行骚扰的，有的直接就讲南京大屠杀是胡说八道，还有人干脆就骂我：“你还是日本人吗，干这种事情？”

　　尽管如此，这个探求历史真相的日本女教师还是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把自己民族曾经犯下的罪过记录了下来。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通过松冈环的书了解到了历史的真相。

　　主持人：给大家介绍松冈环女士的两位朋友，中央电视台驻日记者孙宝印，9.18爱国网站主编吴祖康。宝印见过她吗？

　　孙宝印：我见过，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2000年的1月23号，当时在大阪举行大阪的和平中心举行“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谎言”那个右翼集会，那一次我见到松冈环，她参加到抗议人群当中去，当时她拿一个喇叭，向参加会议的所有人喊话，右翼人在骂她，骂她是中国的爪牙。这种压力对她来说都是小菜一碟了，她的压力应该比这要厉害得多。

　　主持人：在日本她受到这么多非议，甚至声讨，她的学校为什么会同意她做这样一件事情？

　　孙宝印：像日本小学教师，所有的小学、中学、高中公立的教师应该都是国家公务员，国家公务员有相应的一些权利，一个学校不能随意解雇一个国家公务员。另外一点，在战后日本的教育界对战争的反省还是很强的，尤其是历史教师这个层面，他们对历史的反省比较深刻。

　　主持人：孩子的家长对于松冈环教他们的孩子，他们是什么样的态度？

　　孙宝印：不是所有的教师都像松冈环这么坚定，现在日本社会对历史观的看法，至少有三个不同类型，一类就是像松冈环这样坚定，能够站在受害人的角度来思考战争，反省历史，这些人在日本不能说很多；死抱着过去那种大东亚圣战观的人，持这种顽固思想的人也是一少部分；真正大部分人像一个枣核形的，有一个基本的和平观，认为战争是不应该的，这种人容易受到整个国家的政策左右。

　　尽管在日本国内，有着松冈环这些认真对待历史的民众，但是拒绝认罪，抹杀历史的日本右翼团体的势力还是十分强大。他们一方面用各种方式宣扬他们的主张，另一方面，他们把有良知的日本人看作眼中钉，极力阻止他们对真相的探询。

　　松冈环：

　　一些右翼团体曾经到我工作的学校门口散发传单，传单上面写着各种各样骂我的坏话。比如说，这种人不能做教师，要学校开除我，说我没有做教师的权利等等。

　　有一次，我们在大阪一个会堂里面举行南京大屠杀证人集会，他们右翼团体的十几辆的宣传车就在外面开来开去，用高音喇叭扰乱我们的会场。

　　现在我一个人，特别是单独行动的时候，我还是比一般人要注意的，警惕性比较高，时不时地回头看看后面有没有一些陌生的人跟踪，或者有没有一些不明的汽车突然过来。有的时候我在站台上等车，我一般不会站在第一排的第一个，我都是在后面，我怕有人把我推下去。

　　除了对松冈环组织的了解真相的集会进行破坏干扰外，这些右翼团体还不断地对松冈环这样的日本人进行恐吓和人身威胁。

　　主持人：这些都是右翼势力的一些活动。

　　孙宝印：日本右翼团体有比较明确的界定，他所谓的宗旨就是保皇，或宣扬国粹主义。有些右翼团体实际上是黑社会，为了赢得合法的外衣，最后注册为一个右翼团体，这样的数字据说在日本有一千个，人数近十万。真正活跃的，大概是数百个这样的团体，有一万多人。

　　主持人：松冈环说，在她家附近有一天有好几辆车围着她的住宅一直拿着个大喇叭在喊。除了高音喇叭，会不会有些更极端的做法？

　　孙宝印：右翼团体的源头不一样，有的承袭了战前右翼团体的衣钵，一直持续到现在，有些战后新出来的右翼团体，共通特点就是虚张声势，比如把宣传车涂成黑色，把外壳糊得很严实，弄上这种铁的栅栏，给你感觉壁垒森严，而且音量调得很大，放战前的日本军歌，主要是从气势上压倒你，给你一种威慑力。实际上说实在的，一般民众对右翼团体的感觉，心理上很反感，因为它毕竟是在大街上制造噪音，堵塞交通。但我觉得更可怕的是，如果一个社会整体上有一种右倾的动向，那是看不见的威胁。

　　主持人：现在看起来日本有一个潜规则，许多侵略过中国或亚洲其它国家的日本老兵选择沉默，有人会用日记把自己做的事情记录下来，但是没有公开来讲。

　　孙宝印：从社会结构来讲，真正反省的人的确不是很多，实际上如果曾经干过恶事杀过人，可能他最后只有三种选择，一种就是一辈子做鬼，已经做了鬼，那就把做鬼这件事正当化，心里获得一种平衡，这就是我们现在每年在靖国神社看到的这些人。还有一种就是反省，反省是很痛苦的。有一个老先生住在京都，自己当年是一个小指挥官，指挥过好多日本兵刺杀妇孺，在一天之内刺杀了许多人。有一次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把这段历史重新回顾了一下，结果病倒三个月。回忆让他九死一生，回忆本身对他来说太痛苦。而第三种选择，就是保持沉默。你沉默的话，你可以平平安安地过你的日子。选择慢慢遗忘过去。

　　主持人：松冈环本来不了解这段历史，经过慢慢发掘，了解越来越多的过去，她内心里的战争一点不亚于对于外部势力的斗争。

　　吴祖康：揭自己民族的短，自己否定自己。到上海跟她聊了聊，她说你放心，这几年下来她已经习惯了，虽然走路有点神经质了，回头老看后边，没人她也回头看，等车要站在什么位置，家里窗户是双层的，电话号码从来不能披露，丈夫去年12月份已经去世了，好在两个儿子特别支持母亲，如果她没有家庭支持，她这个人肯定就垮了。

　　对于松冈环来说，家人的支持给了她莫大的安慰。使她能够将搜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人证言的工作进行下去，并长达17年之久。

　　松冈环：“当然我也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但我觉得一个人还是应该尽可能地往前看，如果不往前看，我都难以想象我会怎样。”

　　的确，对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的探询需要很强的心理承受力。64年前，一位曾经在南京亲眼目睹了这段历史的美国女性，在以后的岁月中，就因为无法平抑内心的痛苦而自杀。她叫明妮·魏特林。

　　1937年12月，南京陷落。当时正在金陵女子大学任教的美国人魏特林小姐留了下来，她和二十几名西方人士一起，将金陵女子大学改造成了旨在保护平民的国际安全区。

　　在这里，魏特林收留了许多中国妇女，使她们得以免遭日军的蹂躏。但是每天，她还是要眼睁睁地看着更多的妇女在她面前被带走。魏特林很清楚等待她们的是什么，可是她却无能为力。

　　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魏特林笃信上帝，相信人性的真善美。但在现实中，每天，她都要目睹这些赤裸裸的兽行和毫无羞耻感的犯罪。她看到的，却是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

　　在南京待了3年后，魏特琳回到了美国。在南京目睹的种种暴行使她患上了忧郁症。不久，魏特林用煤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时隔60年，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这样评价魏特林的自杀。

　　张纯如：“魏特林也是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尽管她是在回国后用煤气自杀，但当日本兵在南京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时，她的心里就已经受到了极大地伤害，当她乘船返回美国时，她曾经几次想投海自杀，毫无疑问，南京所发生的一切，让她感到无法再活下去。”

　　1997年，张纯如写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在美国出版，在书中，对于魏特琳当时的心境，她是这样写道：

　　“天天面对日本人的残暴行为，一个脆弱的、疲惫的女人永远无法恢复其身心所受的创伤，这一切很少有人知道。”

　　正如书中所写，在当时，很少有人知道魏特林在承受着什么。同样，在今天，也很少有人知道张纯如在调查 写作的时候承受着什么。

　　她选择了以寻找南京大屠杀真相为己任，她就不得不整天面对人性的阴暗面，面对肆意的杀戮，面对血淋淋的事实，不得不孤独地与残酷的真相和现实的谎言斗争。

　　2004年11月9日，张纯如跟魏特林一样，结束自己的生命，又一个无法忍受丑恶的女子离开了人世。

　　吴祖康：你别说她们，我都有这个感受，我们在前几年为了查找证据，包括视频，还有南京大屠杀的整本画册，花岗劳工的整本画册，还有一些慰安妇的，两三个月脑子里全是这个东西，做梦都是屠场的图片，确实对心灵是很大的刺激。

　　孙宝印：我想张纯如的自杀，她写作过程中可能多次出现对人性的绝望。我知道一个日本年轻人叫熊谷申一郎，他办了一个组织，叫做继承抚顺遗迹之会，就是说我们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把一千日本的战犯从鬼变成人。他是一个日本大学毕业生，出于偶然的因素，他了解到这点，跟这些从中国回来的老兵做了些接触，亲耳听到他们讲当年在中国的暴行，他说，这几乎就摧毁了他对人和人性的基本信赖。他说对这种罪行加以掩盖的话，是对人性的再一次摧毁，而这更让人绝望。

　　孙宝印：不过我相信他们自己内心有一种升华，小野寺孝利律师曾说，别人骂我不是日本人的时候，骂我不爱国的时候，我总是要很自信地说，我其实是最爱日本的，我做这个事情不是为了不单纯是为了中国，不单纯是为了中国的受害者，我同时更是为了日本。

　　吴祖康：对他的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只有这样日本人才能回归到亚洲和平的大家庭，否则他永远是亚洲的一个异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