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温州人炒房仅仅为了赚钱,那么《意见》的出台应该会抑制他们的投机行为。但如果炒房的背后还有其他目的,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作者】叶建亮 未来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5月中旬,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建设部等七部委《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此后,部分地区楼市降温。除了开发商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之外,很多炒房者也变得一筹莫展,炒房主力军——“温州炒房团”目前已在上海深度“套牢”。《意见》的出台会根除温州人的炒房行为吗?
炒房不仅为逐利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弄清,温州人炒房是否仅仅为了资本逐利?如果是,《意见》的出台对温州炒房者的打击应该是很大的,他们的炒房行为应该会随之降温;但如果温州人炒房还有别的目的,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据悉,在温州,炒房的收益绝对算不上最高。据悉,温州民营企业的资金收益率一般都在20%以上。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温州人都适合做企业。但是,就算所有炒房者都不适合做企业,他们的炒房资金也有很好的投资渠道。众所周知,温州的民间资金借贷市场(有人称之为地下钱庄)非常活跃,资金借贷利率月息最低为0.8,一般为1.2,最高为1.5。换句话说,只要将月息换为年息,温州市场上民间资金借贷的投资回报率大致为10%-18%。至于风险,由于温州人相互之间的资金借贷一般都有房屋、工厂等不动产作抵押,所以不见得比炒房来得高。
更重要的是,如果说炒房收益很高,那么何其他地区的人就不如温州人那般热衷于炒房呢?
由此可见,收益率的高低虽然是吸引温州人炒房的原因之一,但不是惟一的因素,温州人热衷于炒房还有其深刻的原因。
露富为表明个人信用
很多有钱人都不喜欢露富,怕招惹不必要的麻烦,但温州人却不然。温州许多人分散在全国各地办厂或经商。每当过年,他们必然不远万里回家一趟。期间,有一个仪式十分盛行,就是除夕之夜到寺庙里面“招财”。所谓“招财”,无非就是庙观里的和尚(或道士)在神龛前供奉许多“金元宝”的工艺品,并在旁边设置一个化缘箱。前来朝拜的善男信女便会在烧香之后,“求”一个“金元宝”,并主动向化缘箱里捐献一定的钱财。令人惊奇的是,这些被外人称为“东方犹太人”的精明商人,在寺庙中却显得颇为“糊涂”——庙宇内并没有规定每个人捐钱的数目,只要捐个十元八元就可以“求”一个元宝了;但是许多人都竞相捐出高额的钱数,八百一千的不在话下,五千一万的也大有人在。
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种宗教信仰或迷信问题。但是,中国的宗教(佛教和道教)教义从来不要求信众用金钱来施善行或表达善心。原来,过年的所有宗教活动中,当地人最为关注的便是这“招财”活动。大凡在同一村子里的人都会相当注意每个人向化缘箱里所捐献的钱的数目,并以此为谈资。而且,每次若有人捐钱的数目超过一定量时,活动的组织者还会以一定的形式加以确认和奖励,比如大声宣布某某捐钱多少,或者以放鞭炮烟花的形式向人展示某某捐钱的多少。
如果问题仅仅停留于此,那也不过是一个简单的炫耀形式罢了,并无特别之处。而关键的问题在于,当捐钱成为公共信息和关注点之后,这一行为本身就转变为个人信誉发送机制。
因为大多数人的在外经商都是与本地休戚相关的。一方面由于民间金融的存在,许多人是借用本地人的资金外出经商的;另一方面,这些外出经商的人又大都与本村的小企业相挂钩,销售这些企业生产的产品。而且重要的是,他们之间的资金关系不是立即付款,而是存在着频繁的赊帐和借贷关系。因此,外出经商的人在本地的信誉形象是影响其经营成功与否的关键。
如果信誉不好,则不仅将很难贷到资金,也无法获得本地企业产品的经销权。因而与之相关的人必然十分关注他们在外地经营状况如何。但是,由于这些人都是外出经商的,本地的人显然无法实地监督和了解他们的真实经营状况。因此,每年一度回家的“表现”自然成为重要的信息指标。他们必然要千方百计的表现出自己在外经营状况良好。因而会出现一些令人难以想象的现象,如一些常年在外的人会不惜重金在家里建造豪华的房子而白白空着;父母的寿辰丧葬等会奢侈挥霍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实际上它的背后都包含了为获取乡里一种良好信誉的诉求,而这种信誉是与经济利益直接挂钩。
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小小的不足1元钱的小工艺品会有人以上万元的重金求得。这并不是出于慈善或是信仰,而是在发送个人信用信号。因为在正月里街头巷尾的日常议论中,这些人必然成为焦点,而这些公众议论的信息又成为他们下一个年度将钱借给谁以及跟谁做生意的重要决策依据。
露富是信用体系不健全的产物
许多公众和媒体在面对这些现象的时候都会掉进惯性思维的陷阱中,总认为这是那些暴发户的陋习,或者是不思进取的小农思想和短期行为等。实际上在一个信用评价机制不够健全的群体中,这些看似难以理解的行为恰恰承担了另一种信用功能。
如今,随着温州人生意的不断做大,发送信用信号的方式也越来越灵活多样,不再局限于原有的“招财”捐钱(证明经营效益好)或是不惜重金建造豪华房屋(房屋是固定资产,就算借款的人跑了,房子也跑不掉),炒房也成了发送信号的载体——能够有能力大量购买房地产的人在外的经营状况当然不会很差。
温州人之所以偏好露富,不能单单指责他们喜欢攀比。他们的行为是“民间借贷缺乏信用机制”的产物。希望随着政府对民间金融的逐步放开,更多“地下钱庄”能够进入合法的融资渠道,需要资金的民营企业和个人也能够方便合法得到贷款。否则,即便是有政策抑制,炒煤炒房之后,温州人也许还会“创新”出别的方式来满足他们发送信用信号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