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仁

　　国家旅游局近日宣布，开放大陆居民赴台旅游，而台湾当局仍僵化宣称，坚守2001年的所谓“原则”。消息传来，笔者不仅感慨万端。我的舅舅在台北，我真的好想去台湾探亲、旅游。

　　外婆有两个儿子，我有两个舅舅。

　　外婆有两个儿子，我有两个舅舅。

　　中国的现代史错综复杂，两个舅舅参加了中国的两个不同政党。

　　1941年，皖南事变震惊华夏。共产党舅舅本欲北渡长江，深入敌后打游击，偏陷于重围，死在国民党枪口之下。为怕外婆难过，舅舅牺牲的消息，外公一直瞒着外婆：“参加部队，哪里就能随便回来探家呢？”

　　1949年，解放军渡江在即，国民党舅舅要带住在南京的外公、外婆去台湾。外婆说：“你姐姐、弟弟都在这边，我怎么舍得呢？你也别走，留下来，共产党会宽大的！”但是舅舅还是匆匆走了，留给外公、外婆的是40块银元。

　　全国解放，人民政府敲锣打鼓送来光荣烈属证书，外婆她老人家才知道，大儿子走了，小儿子也早就牺牲了。一下子，外婆等于“失去”两个儿子。

　　儿时，我常听外婆念叨共产党舅舅，却从未听她老人家说起国民党舅舅。刻骨铭心的还有母亲的千叮咛、万嘱咐。填写《履历表》“社会关系”一栏时，我总是把早已牺牲的共产党小舅和缈无音讯的国民党大舅，同时填写上去，而且，小舅的姓名和政治面貌，永远排在大舅的前面，母亲说：“一定要这样填！”　

　　“你舅舅他什么时候能回来，这两边什么时候能和？”

　　光阴荏苒，1981年3月，国民党舅舅托朋友从香港往老家寄了三封信，其中的一封，辗转寄到我们手中。可惜，和小舅一起参加共产党的母亲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坚决反对我给舅舅回信。理由是：过去填表，可以写大舅“1949年去台，现下落不明，无任何联系”，倘若现在给他回信，就必须对组织坦白说出，就等于“死”的社会关系变“活”了。

　　可是，外婆他老人家坚决不同意，说：“回信！叫你大舅快回来，我都90岁的人了，他再不回来就见不上了！”羞向人前说起自己还有个“国民党儿子”的外婆，思绪像是打开了闸门，对我讲了台湾舅舅小时候的许多故事。

　　我偷偷写了信，可等舅舅的回信却等了整整一个多月。原来，北京至香港，信可以通过邮局寄；香港至台湾，我给舅舅信，要等香港朋友捎过去。

　　舅舅的回信，句句洒泪，字字泣血：“……三十三年所日夜企盼的家信，终于收到了。第一眼看到爱甥的来信时，既高兴又难过，各种不同的感受齐集心头，顿时热泪满面。我们一遍遍地读，每字每句地读，几乎每句话都能背得出……从相片上看，外婆精神很好，正慈祥地对着我们微笑，只可惜我们不能跪在她老人家的面前，诉说离情，更不能晨昏定省，亲侍茶饭，亲调汤药。不能尽孝于万一，舅舅、舅妈愧疚五内！……”

　　随后寄来的相片中，有一张是舅父母和表兄弟齐刷刷跪在地板上照的，外婆的曾孙、曾孙女也跪在地上仰着小脸，望着从未见过面的“太祖母”。老眼昏花的外婆，对相片上众多的孙子女、曾孙子女辨不清也记不住，但对每一张相片上的舅舅，总能颤巍巍地一下“指”出来。

　　舅舅还通过朋友帮忙，经香港银行给外婆寄来了钱，舅舅写道：“没有征得姐姐和爱甥的同意，就往家里汇了点钱。舅父母流落海外三十余年，这就算是舅的一点点孝心。请爱甥一定代舅舅、舅妈给外婆多买些鸡蛋、瘦肉、鱼和水果。”拿着舅舅辗转寄来的钱，我买了适于老年人食用的食品。每递给外婆一样，都要大声说：“这是用舅舅寄来的钱买的。”90岁的老人吃的不多，老人家的问话却反反复复：“你舅舅他什么时候能回来，这两边什么时候能和？”

　　“子欲养而亲已不在，惟夜夜仰望天空长叹！”

　　1982年、1983年，我还抱着一线希望：舅舅或许可以偷偷绕道香港回家看看。舅舅也抱着同样希望：“舅父母日思夜渴望回家，但因生意繁忙、护照难办等诸多因素，实在难以抽身回家以尽人子之道。此乃舅最不孝、最痛苦的事。遥祝外婆大人心脏病不要再发作，有如高加索人一样，寿高一百二十岁。一旦海峡两岸可以自由通航，舅当即速启程，侍奉母亲大人膝下，再不分开，再不远离。舅想这一天不会很远了。”

　　我也以为这一天“不会很远”，因为大陆这一边，政策确实在变。记得舅舅来信之后的第二年，慰问烈属的街道干部前脚刚走，5分钟后，家里便涌进了更多慰问台属的人。这是街道干部第一次代表人民政府，到我家慰问台属———外婆，他们手中拎着的慰问品。

　　可是，海峡那一边，政策仍然僵硬。人活到70不算稀奇，人活到90也仍然可以耳聪目明，但要活到120岁，实在是太难太难了。不管海峡那边的舅舅寄来多少药，也不管海峡这边的医生如何尽力抢救，可怜老母与游子之间，依旧是生离死别的悲剧。

　　1984年6月，我的外婆等不及，终于去了。

　　我在心底有好多埋怨：真个是“商人重利轻别离”，舅舅忙着做生意赚钱，难道连绕道回来一趟都舍不得？舅或许猜到了我的心思。外婆去世，他又写来长信：“……三十多年不见外婆的面，舅舅、舅妈日思夜想的，就是一定要回家看看……可一旦回家，面对重病在身的亲娘，舅又怎么忍心住上十天半月就走，外婆大人又如何能够忍受再一次的离别之痛？若长住下去，台湾这边的儿女又如何安排？左思右想，只有等一等，再等一等……人天永隔的悲惨结局，舅也猜到几分，可舅实在是无能为力……子欲养而亲已不在，惟夜夜仰望天空长叹！”

　　一道海峡，万重藩篱，宝岛何时回归？50余年，两岸上演了多少类似的人间悲剧。　

　　“光是在故宫卖面包、卖汽水，也能变成百万富翁呀！”

　　1987年11月，台湾当局终于作出决定：有条件地允许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旅游。

　　1988年，舅妈在表哥陪伴下，参加台湾旅游团，绕道美国洛杉矶，第一次回大陆探亲。记得舅妈回到北京家里，曾掏出《台胞证》如释重负地说：“啊呀，大陆政府真是想的太周到了，我们在美国办理了《台胞证》，在北京，海关真的只在《台胞证》上加盖入境签章，据说回去的时候，也不在护照上留下一点痕迹，万一台湾方面追查，我也不怕！”

　　我这才知道，舅妈、表哥在大陆不能多耽搁，短暂探亲一结束，就必须立即赶赴香港，重新“加入”旅游团，然后随团飞回台湾。只有“脱离”旅游团的短暂日子，才是偷偷返回大陆与亲人相聚的短暂机会。

　　舅妈探路成功后，第二年，舅舅也在表弟、表妹陪伴下，绕道洛杉矶返回大陆探亲。姐弟相聚，手足亲情，海阔天空。当初不让我给舅舅写信的母亲，和舅舅聊天竟然会聊到半夜3点。在家里，舅舅对我念叨最多的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在北京万安公墓，七十多岁的舅舅在外公外婆的墓前，长跪不起。

　　1991年，舅舅、舅妈结伴而行，再次回北京与我们共度中秋。

　　这一次，舅舅是绕道香港回来。早上6点，舅舅起床赶往台北机场，经香港转机，直至晚上10点，方才踏入北京家中。舅舅还说起飞机上看到的一幕：一位“退休金”不多或者从未乘坐过飞机的台湾老兵，执意不肯把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放入头顶的行李舱，舅舅走过去帮助空姐劝说，一问才知道：那老兵屁股底下“坐”着的，是他在台湾当兵几十年的全部积蓄，他要回家“好好孝敬尚且健在的父亲”……老兵的一番话，说得同样是老兵、同样是返乡，但父母都已过世的舅舅唏嘘感叹，潸然泪下。

　　这一次，舅舅不顾年事已高，二游故宫，再登长城。

　　可惜，从1995年之后，舅舅、舅妈因年事渐高，且两岸始终未能直航，因此再也没有回来。至于我，十年来当然也曾有过赴台探亲、旅游的念头，可惜因台湾方面政策僵化，根本无法成行。譬如，大陆民众前往台湾探亲或者奔丧，按照台湾方面的规定，必须是“三等亲”（父母与子女或者是配偶之间），像我这样的“外甥看舅舅”，不被允许……

　　岁月荏苒，今年，母亲和舅舅都是耄耋老人了。不过，前几天打电话到台北，舅舅仍然思维清晰地说：连宋访问大陆好，连宋去了，大陆这么客气，陈水扁就更加不敢闹独立了。大陆开放居民可以到台湾旅游，贤甥赶快报名吧，争取参加（开放旅游）第一团！

　　呜呼，1960年代，学生时代的我，曾在天安门广场上高呼“一定要解放台湾”，2005年5月，我坐在电脑前郑重地输入这样几个字：“舅在台北，我真的好想去台湾探亲、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