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会嘉宾合影

　　主持人：各位来宾，上午好！我是《中国新闻周刊》杂志社副社长李中强，今天由我来主持“希森•《中国新闻周刊》三农基金”成立仪式。首先感谢大家的光临，感谢各位对“希森•《中国新闻周刊》三农基金”的支持。下面我介绍一下今天到会的嘉宾。出席今天成立仪式的嘉宾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姚洋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杜志雄先生，天则经济研究所常务理事茅于轼先生，《农民日报》社长张德修先生和中央电视台农业新闻组制片人庄园女士，今天出席基金成立仪式的还有希森集团董事长梁希森先生，还有《中国新闻周刊》社长、中国新闻社的副社长刘北宪先生，还有众多媒体记者朋友。下面有请《中国新闻周刊》社长刘北宪先生致开幕词。

　　刘北宪：关注三农问题 “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尊敬的梁希森先生，各位来宾，还有新闻界的同行们，大家早上好。首先我代表《中国新闻周刊》感谢大家出席今天的新闻发布会，来共同见证“希森•《中国新闻周刊》三农基金”的成立。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问题说到底是农民的问题、农业的问题、农村的问题，占中国人口70％的农民问题不解决，中国很难像我们所设想的那样，达到一个小康的、完美的和谐社会。也很难把中国推向一个整体现代化的进程。因此，大家来见证三农基金的成立，实际上是对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尤其要对大家表示感谢。

　　这次基金的成立也得到了合作学术机构，也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支持，对你们的参与也表示感谢。去年九月，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的新理念。今年春天，中央政府又明确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方向。占我国总人口近70%的农民，开始更多地分享国家工业化进程带来的成果。上述的这些决定和理念不仅关乎农民的福祉，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件大事。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一本时政类周刊，历来关注中国的三农问题。我们的口号是“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文章，通过我们推进的理念来影响那些中国各个层次的决策者，来关注中国的三农问题，关注中国的农民问题。我们创刊以来，已经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农村、农民的文章，来阐释我们的理念，推动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解决。我们希望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通过与希森集团的合作，与两家学术机构的合作，能够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推动得更快。我们也希望通过设立现在这样一个基金，推动有关三农问题的学术研究，推动有关三农问题的新闻报道，鼓励我们的同行们写出更多发自肺腑、振聋发聩的文章，有助于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在我此预先对大家表示感谢，谢谢大家。

　　主持人：希森•《中国新闻周刊》三农基金是由中国新闻周刊和山东希森集团共同设立的，下面有请希森集团代表、鲁西农牧集团代表王志刚先生致辞。

　　希森集团代表王志刚：三农问题的研究意义深远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好！

　　今天我作为希森集团的代表出席希森•中国新闻周刊三农基金的新闻发布会，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希森集团的创始人梁希森先生，是一位农民。在大约4年前，梁希森先生创立了鲁西牛业集团, 鲁西牛业集团根植于农村，致力于农业，并且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造福于农民。四年来，鲁西牛业通过免费为农民盖别墅，置换农民的宅基地，然后再让农民用手中的宅基地作为股份参与希森集团的发展。这种模式已经造福了山东省乐陵市梁锥新村的百姓。梁希森先生有一个愿望，就是能够把目前这种改造农村的发展模式，在山东省乐陵市进行全面推广。目前，鲁西牛业的发展模式，已经引起了各级政府部分的广泛关注。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这种模式的推广不但有很大的经济效益，而且也有很大的社会效益。

　　在企业得到发展的今天，梁希森先生又在积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企业和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以希森集团一个企业的力量，最多只能够改造乐陵的几百个村落，但是，中国有几十万个村庄，有9亿多的农民，中国的三农问题目前仍然是全社会共同富裕的最大障碍。有关三农问题的深入研究意义深远，新闻媒体对三农问题的更多关注亟待推进。为此，希森集团希望，能够在自己的企业躬身自行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做一点努力之外，还想为三农问题的研究做一些贡献。在和中国新闻周刊的同仁商议之后，双方决定共同成立一个三农基金，这个基金将为国内的学术界和新闻界对三农问题的研究和报道做一个资助和奖励。我们知道，每年50万元的基金，对于国内学术界和新闻界来说，可能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但是，无论是中国新闻周刊还是希森集团都认为，这个基金应该长期办下去，双方希望通过长期的努力，为国内的三农研究和媒体报道做一些虽艰苦但却有意义的工作。如果这个基金能够坚持20年，那这种漫长努力的本身，就会变成一种鼓舞人们前进的力量。最后，请允许我代表希森集团，代表梁希森先生在这里预祝希森•中国新闻周刊三农基金发展顺利！谢谢大家！

　　主持人：希森•《中国新闻周刊》三农基金邀请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作为基金的合作学术机构，一起来组织基金的各项评选活动。下面我们请基金合作学术机构的代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姚洋先生就中国三农研究的现状做主题发言。

　　北大姚洋教授：使新移民真正融入和谐社会

　　感谢《中国新闻周刊》对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信任，感谢梁希森先生捐资设立这个奖项。我自己作为长期从事农村问题研究的一个研究人员，对此感到非常振奋，因为有这么多的人来关心三农问题的研究。我们中心主任林毅夫先生因为在国外访问，所以我代表他来讲几句话。

　　组织者让我就三农问题的研究现状谈一些个人的看法，我想就三农问题的复杂性说一说我自己的看法。

　　三农问题包括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之所以这样提是因为农村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农业问题，而我们往往特别是在政策层面上把农村问题归结为一个农业问题。

　　在改革开放之前，在计划经济时代，在人民公社时代，在这方面实际上犯过一些错误，就是因为那时单纯地把农村问题归结为一个农业问题。农业问题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在当时就是为城市提供非常低廉的食品，使得我们能够快速积累、快速工业化。当时我们加快积累的一个方式就是把农民都束缚在土地上，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农业问题，提高农业的产量。但是这个政策恰恰忽视了农民的问题，忽视了农民作为一个行为主体的能动性问题。你把他束缚在土地上，他是不能离开土地，但是他可以不生产，所以最终的结果是到了最后我们的粮食已经不够吃了。安徽小岗村一开始做的包产到户的努力，已经告诉我们，农民自己来组织生产是完全可以解决我们原来的农业生产问题的。

　　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告诉我们，农民问题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我关注农民问题是关注农民作为一个行为主体他们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行动。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农业生产的问题，我们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解决了农业问题，到了1984年我们的粮食生产已经达到历史的顶峰，突然发现我们的粮食仓库已经不够储存了。这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个重大贡献。

　　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另一方面农村问题又凸现出来。在改革开放之前，农村有一个比较好的组织系统，可以动员农民起来兴修水利、消灭疾病，还有基础的卫生设施等等。自打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一门心思去发展经济，但是却忽视了农村问题。对农村问题的忽视使得我们国家，特别是在90年代以来农民的很多指标是绝对性地下降了。比如说农村的婴儿死亡率，大家可能会不相信，在90年代我们国家是上升的，而不是下降的。当然城市的这个比例也有上升，农村上升得更多一些，从千分之三十几上升到千分之四十几。这个数字和我们收入的增长是很不相适应的。这说明我们解决了一个问题，但是又忽视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农村基层的组织问题。

　　我自己在江西农村度过一段时间，所以我也经常回去，最近我回去时发现农民都富有了，但是另一方面村庄的组织基本上没有了。我们那个小村子大家都养猪，养猪是很脏的，但是要是稍微有一个组织，修一个渠就可以把脏水引走。但是现在整个村子是屎尿横流，臭气冲天，所有的地方都被污染了。在江西中部那种收入情况下的一个村子，收入是可以做到建立一个基本的公共排污系统的，关键是组织问题，这是我所看到的农村缺乏组织，这个问题是很大的问题。

　　怎么办呢？很多人说想回去，回到过去。有一批人说人民公社时代很好，应该回到那个时候去动员农民，用行政手段把他们组织起来，或者说干脆用行政代替村民的自治。另一个意见是说干脆恢复传统，回到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因为公社时代实际上是对农民的剥夺，现在市场也是对农村社会的巨大破坏，因此我们应该回到传统乡绅自治的情况。

　　据我看这两条路都走不通，因为市场的介入已经使得我们不可能回到像公社时代或者是回到传统时代那样了。举个例子来说，刘少棠在50年代写书的稿酬可以在北京买下了一个四合院，现在的作家写一辈子、两一辈子都买不下北京的四合院。为什么呢？不是因为知识贬值了，而是大家的知识水平都提高了，所以有文化的人、作家写书的能力相对来说贬值了，这是好事。乡绅之治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了？就是有一些人文化水平比别人高，他精通儒家经典，但是现在这样的人已经很少了，也不可能说让这些人来建立乡绅自治。梁希森先生的成就正好是一个很好的反驳，梁希森先生是通过市场来取得很多财富，然后用财富反哺农村，这是最好的反驳。

　　我最近在研究村民自治的问题。发现在农村，从统计意义上来说村民自治是起到了很多很好的结果。比方说村民自治的这些村里农民受到疾病的冲击影响要小得很多。我们国家大概30％到40％的贫困是跟疾病有关系的，但是村民选举之后使得村庄选出来的干部更加对村民负责任，这样就会更加注重来提高村庄的公共品，而不是向着上面看我怎么把官位保住，这样农民就可以更多地利用公共资源来处理和疾病有关系的外部冲击，使得他们更好、更快地走出由于疾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里我只是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村民自治是可以成为我们选择的一个方向。

　　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总是要寻找一种方式来解决村庄的组织问题，村民自治可以作为一个切入点，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让大家学会怎么管理自己，我想从这里也许能够生出一种新的文化、一种新的基层的治理方式。

　　以上是就农村本身的治理来说的，我想其实三农问题最终的出路还是在农业之外。我非常赞成陆学艺老先生说过的话，三农问题的出路在农村农业之外。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把农民永远留在土地上，而是要变成非农。像梁先生养牛和围绕着养牛发展出来的一系列的产业，这样通过发展工业，使得农民变成工厂里的工人。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达到这个，而不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现在很多过分地把精力放在了农业上，还是在片面地强调农业，都是在想把农民拉回到土地上。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我们对三农问题的很多讨论，实际上是把真正问题有意或者是无意地掩盖了。我们真正的问题是如何把我们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已经出现的1亿4千万或者是1亿2千万农民怎么样在城市里安家。这个问题很少讨论，虽然中央文件也发了，但是在基层没有看到有动作。

　　比如说新移民子女的教育问题，至今动作进行得非常缓慢，只有上海浦东临时性的开放了一家，但是后来也是由于财政资金的问题而叫停了。现在北京只有周边一些招不到生的小学在招新移民的子弟。但是如果大家去亦庄开发区看一看，去沿海地区的工厂里看一看，你能看到一个本地的工人吗？看不到了。整个工人阶级的队伍构成已经完全改变了，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城市里的工人阶级，而是农村来的新移民挑起了工业的大梁。但是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还是把他们作为边缘人来对待，而不是作为城市的主体来对待的。

　　我是在西安城市里长大，我父母可以算是知识分子，但是我们和邻居都生活相处得很好，至少我们小孩之间都不分你是工人出身或者是知识分子出身。但是现在就很难看到移民的子弟能够和城里的孩子生活在一起。他们自己建的打工子弟学校，我们的警察还要去把他们拆毁，因为他们违章。整个思路至少是在基层这个层次上，在城市这个层次上，是把外来移民仅仅看作是一个他来的，不是属于我们，他们只是临时的。但是我想这种想法对于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是非常有害的。

　　第一个有害的是我们忽视了这些新移民。我不想用农民工，我觉得这个词应该从我们的语言中删除掉，特别在座有很多新闻机构的同仁们，我想呼吁一下，请不要使用“农民工”这个词，有更好的词，为什么不能叫工人呢？或者说如果想突出他们新来的含义就叫新移民或者是新工人。我们这些新移民、新工人，他们所得到的技能培训实际上是很少很少的。我研究生毕业后回到西安工作两年，那个时候是80年代末期了，要想成为一个工人，在西安那种地方你要上至少两年的技校，学很多技能才能成为工人。现在这些新移民来了以后马上就进了工厂，很多人可能初中都没有毕业。将来我们产业大军实际上是得依靠他们的，他们是我们产业大军的脊梁，但是他们的培训是跟不上的。我们老说我们是低成本竞争，我在路上开车还听广播说又是反倾销问题等等。要提升产品质量、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其实最关键的不是我们的研发，我们不需要研发，我们学别人就可以了。关键是我们要有一支很好的工人队伍来提高产品质量，在这个意义上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但是现在这样一批新移民、新工人队伍是不能满足这个要求的。

　　另一方面的害处是把这些新移民隔绝起来，如果我们看一下现在这些工地，我们看到的每个工地都有一些临时的小棚子，他们只能住在那里，没有托家带口的。如果是托家带口的只能住到周边农村很远很远的地方。现在我们整个城市是夹心饼干，中间都是很好的，外面都非常差。我们想要成为一个和谐社会，在城市这个基础上成为和谐社会，我想我们最终的目标是把这些新移民融入当地的社会，这是我们最终必须解决的问题。

　　作为我们学术合作单位，我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把这个奖项办好。我事先也跟《中国新闻周刊》的同仁们沟通了一下，有一点我们肯定是能够做好的，就是严把学术关，我们会以学术标准作为第一个标准。因为中国的学术奖项都不少，但是往往受到很多人的怀疑、批评，我想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做好公开、公正、透明。《中国新闻周刊》的同事们提出这个想法非常好，一切都公开，一切都以学术标准来衡量，我们是非常赞成的，我们的主任林毅夫主任也是非常赞同这个想法。

　　最后还要再次感谢梁希森先生出资设立这个基金，同时也感谢《中国新闻周刊》同仁们付出的巨大努力，谢谢大家。

　　主持人：刚才姚先生的发言确实是让我感受到一个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中国学者的社会责任感，确实是令人感动的，再次向姚先生表示感谢。下面有请基金学术评审委员会委员代表、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茅于轼先生发言，并介绍评选标准及评选程序。

　　评审委员会成员茅于轼：希望评审能有重要影响

　　各位来宾，我代表三农基金评审委员会说几句话，首先我要感谢《中国新闻周刊》和梁希森先生设立三农基金，而且举办这样一个评奖的活动。

　　刚才姚洋教授已经说了，我们国家一个大问题就是三农问题，而且三农问题不仅仅是农业问题，是在农业之外整个社会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我想需要好几十年的时间，这一段时间里我们需要有好的政策，防止出偏差。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三农基金这样一个活动我想是可以起到这个作用的。

　　我们知道这次评价分三部分的奖，总数每年是50万，一部分是研究奖，一部分是传媒奖，还有一部分是公共行动奖。研究奖是每年五名，每个人奖励六万块钱，传媒奖每年是五名，每个人奖励三万块钱，公共行动奖1名，每年5万元。而且这个活动要继续五年，从今年开始到2009年为止。

　　奖励的目的是推动社会进步，启迪学术智慧，弘扬人文精神。我们是从一个特殊的角度，从三农这个角度来达到这三方面的目的。过去评很多奖，有的奖出现问题，我们想这个奖要采取各个方面的保证措施，来使得这个评奖活动能够做到大家公认为是公平的。用什么方法呢？第一个是评奖委员会的人选，我看了人选，可以说其中都是我所认识的人，都是我们多年互相了解相当深刻的，都是在学术界富有声望的，都是负责任的。因此这样一个构成我想首先保证了我们的评奖能够有一个公正的结果。

　　第二这个委员会还是有淘汰的，每两年要更换三分之一的人选，也可以吸收新的血液进来，保持评奖活动的活力。

　　第三方面，有一个评奖的标准，大家看到了，在研究奖方面有四项标准，在传媒奖方面也有它的标准。有了标准我们就等于有了一把尺子，拿这个尺子来衡量每一篇文章、每一项研究是不是达到了这样的标准。

　　第四方面是透明度，我们把评奖的意见要在网上公布出来，当然还有一个问题没有想好，就是评奖意见署名不署名，署名有署名的好处，不署名也有不署名的好处。署名的好处是评奖人要亮出自己的身份，增加他的责任感。坏处就是也可能碍于人情有些化就不便讲了，所以这件事还得再想想。

　　最后一个制度方面的规定是评奖人要回避对自己作品的评奖。我们现在规定自己不能推荐自己的作品，在评选的时候自己如果碰到自己的作品的话也要回避。这样一个做法当然是很起码的做法，我还在想是不是干脆所有的评委不参与评奖。因为如果是我们这些评委的话很可能被评上，因为都是学术界的顶尖人物。评来评去评审委员会自己的委员得了奖，尽管这个过程是公正、透明的，但是对外来讲有些不好说。我们知道过去评奖发生过这样的事，我有一个想法，当然还要征求评选委员会的意见，就是评审委员会的成员不参与评选，彻底隔断这种怀疑的可能。这样的话可以使得我们的活动达到公正、透明的结果，使得我们这个活动能够产生原来预期的效果。

　　我们评审委员会的这些成员都是对三农问题有研究、感兴趣，而且过去在政策上都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在我们国家对三农问题有关政策的形成上都是起了重大的作用。希望这次活动能够进一步使得奖项的评审对国家政策，象刚才李副社长讲的一样，要对有影响的人产生影响。

　　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评审委员大家一起努力。

　　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茅先生的发言。下面有请基金媒体评审委员会代表《农民日报》社长张德修先生致词。

　　农民日报社社长张德修：三农是制约现代化的最大问题

　　非常高兴参加今天这个活动。

　　首先感谢媒体的同行参与发起这个基金成立，也感谢梁希森先生资助、赞助成立这么一个基金会。刚才诸位老师、专家都讲了，中国的三农问题是我们中国现代化进程当中制约我们的最大的问题，是最大的政治问题，最大的经济问题，也是最大的社会问题。从事三农工作的同志，从中国的农民到为中国三农服务的各个行业，从事三农研究的这些专家、老师，从事三农新闻宣传的，从事三农科技普及的也都是最艰苦的一些行业。中国的农民更处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所以我们感谢梁希森先生出资，感谢《中国新闻周刊》社来做这件事情，为我们国家、为我们民族、为我们最低层的中国农民来服务。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梁希森先生也是中国农民的优秀代表，我认识梁希森先生也有七八年了，梁希森先生的企业搞的很好，先是搞房地产，现在回头又来改造自己的村庄，利用企业的带动，在他老家我去看了一下，搞了两件大事，给每家搞了一栋别墅，一个是搞了一个现代化的养牛的大企业。我也是山东人，我感觉梁希森同志正在事业上改造自己的家乡，为中国的三农问题、为家乡的父老乡亲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所以山东德州乐陵这个地方一下进入了工业化、现代化的村庄，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小城镇。现在梁希森同志来资助三农的新闻宣传，资助三农的研究，我们作为从事三农新闻宣传的专业媒体也表示感谢。

　　感谢《中国新闻周刊》，因为《中国新闻周刊》社是一个媒体机构来关注三农的研究、三农的报道，我也希望“希森 《中国新闻周刊》基金”对三农研究和三农新闻宣传起到激励作用，吸引更多的精英来为三农问题献计献策。

　　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张社长的致词，下面我们请中央电视台农业新闻组制片人、长期从事三农报道的庄园女士致词。

　　CCTV农业新闻制片人庄园：为三农事业做一番事

　　怎么说呢，我觉得今天一直在一种特别感动的情绪下，在今天中央这么重视农业的大背景下，有一支带着泥土的气息和油墨的芬芳和力量凝聚在一起共同为三农事业做一番事。我觉得其实非常难得。

　　刚才我和德修先生在下面讲，这样的事情在社会上不是多，而是太少太少了，我希望这样的事情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头。把这件事情做下去的话，对中国的农业，对三农问题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的一件事情。

　　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我曾经在北京郊区的农村插了三年的队，我离开20几年了，就是在北京郊区延庆县，我当时从八达岭高速公路上走，走到延庆县城我就发现变得特别漂亮，今非昔比，太漂亮了。我当时特别激动，你看农村20年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其实我也经常在报道农村，但是当我走到村子时我特别震惊，我发现这个村子几乎没有太多的变化，而且村子里贫困的状况让你看了非常心酸。村里以前还有一个合作医疗，感冒发烧可以去看病的地方，老百姓跟我讲，现在也没有了。我说你们现在种些什么的？他们说我们现在只种玉米。我说咱们过去一起种小麦呢？他说种不了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水。为什么没有水呢？没有井。我说原来那些汲井呢？早就没有了，年久失修都坏了。为什么不修呢？没人出钱，也没有人组织修。你村里那些干部呢？已经一年半没有村委会了，也没有干部。那些干部是和我们一起插队的，40多岁，我说你们在做什么？他们说我们能干什么啊。

　　我感触特别深，农村并不是像有时我们在报纸上说的或者通过我们的笔写出来的情况，它的问题非常非常复杂。所以今天能够有这么多的力量，尤其是学者真正能够鼓励学者踏踏实实研究农村的问题非常必要，鼓励记者踏踏实实沉下去报道农村一些真实的情况，我觉得非常必要。

　　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感谢《中国新闻周刊》，也感谢梁希森先生做的这样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谢谢。

　　主持人：谢谢庄女士的发言。最后由我本人来宣读希森•《中国新闻周刊》三农基金成立公告。

　　希森•《中国新闻周刊》三农基金成立公告：

　　基金宗旨：希森•《中国新闻周刊》三农基金是由《中国新闻周刊》和山东希森集团共同设立的非盈利性公益基金。基金将恪守纯粹客观的学术标准，依照透明、公正的评选方式，以期评选出在三农学术研究、调查报道、制度创新与实践等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组织和个人。基金鼓励学人探索中国农村科学发展模式，倡导公众参与，推动农村和谐发展。

　　基金奖项：希森•《中国新闻周刊》三农基金年度奖金总额人民币50万元，每年评选一次。

　　奖项如下：

　　三农研究奖5名，获奖者每位奖金6万元，

　　三农报道奖5名，获奖者每位将近3万元，

　　公共行动奖一名，获奖者奖金5万元。

　　合作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评审委员会名单：

　　学术评审委员会：

　　张晓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林毅夫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韩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

　　茅于轼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常务理事

　　柯柄生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秦晖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习教授

　　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

　　党国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徐勇 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姚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媒体评审委员会：

　　喻国明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

　　李希光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李善友 搜狐网总编辑

　　王晏青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常务总编辑

　　张德修 《农民日报》社社长

　　杨斌 《新京报》总编辑

　　庄园 中央电视台农业新闻制片人

　　彭伟祥 《中国新闻周刊》总编辑

　　以上是媒体评审委员会的名单。

　　下面是评选方式：

　　评选范围

　　自2000年1月1日起至2005年1月1日期间，公开发表过的中国三农问题学术研究成果和深度报道作品。

　　电话：010-68999959、68328302、68327481投稿时间

　　2005年5月27日至2005年6月26日。

　　参评方式

　　参选作品请于2005年6月26日前（以邮件发送时间为准）

　　发邮件至：sannong@vip.sohu.net

　　或于2005年6月26日前（以邮戳为准）邮寄到：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南街12号 《中国新闻周刊》杂志社 战略发展部

　　“希森•《中国新闻周刊》三农基金”基金组委会

　　邮编：100037

　　传真：010-68999959

　　基金奖项参选作品申报表可登陆：https://news.sohu.com/s2005/sannong.shtml下载。

　　以上是三农基金的成立公告，下面请各位新闻媒体的同仁朋友，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举手提问。

　　答记者问　　

　　提问：我是《新京报》的记者，我想请问一下姚博士，现在专家比较关心农民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农民到底能不能结社，结社的困难到底在哪里？因为从传统上来说农民到现在更多是依靠自己的本能或者是智慧来搞自我奋斗的，很多问题都解决不了，原因也是农民表达自己意愿的自主性很难实现。从这几年农民自己搞的一些组织，有的招来政府的压制，有的被判刑了，农民结社的困难到底在哪里？谢谢。

　　姚洋：我觉得关于结社这个问题，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一个非常正常的社会里，所谓结社，你说的表达可能更多是政治的表达，我想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应该通过正常的途径来实现，比方说现在的村民委员会，再往上一级有镇、乡的人代会。我自己感觉，我们可能要更多的，如果是政治表达的话可以从村民自治、村委会的选举，然后再到上一级人代会的选举。很多人在推行所谓乡镇长直选我觉得这并不是很好的办法，首先跟我们的宪法是违背的。我想我们应该发挥现有的公共治理的机制。现在工作治理的机制都没有发挥出来，再来找新的东西，我想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直选并不是民主的唯一的途径。

　　但是如果除了政治表达，我觉得现在农民的结社这些可能不会有很大的问题。之所以说农民的很多表达需要自己来结社，不相信村委会的力量，我想可能是我们没有把农民的自治位置摆好。如果能够把村民自治的位置摆好的话应该是可以解决的。

　　有一些征地的问题他们的利益是共同的，但是现在信访的问题，如果有一个村镇组织的话就不会一个村都去上访了。现在河北判了一个，因为征地组织农民上访被判了。在这种事情在各地都不一样，农村问题实际上非常多，农村物价平均水平要比城市高得多，因为流动环节不畅，导致物价特别高。我认为这种东西用行政手段是无法实现的。而且从传统上农民基本上是消极、回避的，没有农民自我表达。很多地方假货坑农，或者是假种子，判了十几年都没有办法解决，依靠法律手段也解决不了。这种情况非常多，包括现在减免农业税，农村的机构肯定要进行相应的改革，好多政府只有三样工作，收钱、征粮、计划生育，就没别的事了。征粮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之后没有了，减免农业税也没有了，政府除了计划生育没别的事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通过上级政府来刺激的话很难有效果。

　　提问：您好，我想问一下姚主任，我们了解现在一些农村或者是乡镇企业，民工荒的问题，以前已经提过，但是现在表现的是乡镇企业里比较严重，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问过一些专家，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也问过一些政府官员，现在的表现是政府不过问这件事情，如果通过行业协会，一般的山东企业不像山东希森集团这么大了，更多是中小企业，自身不能解决，也没有相应的行业协会来解决这个问题，一般他们自己的解决方式要么是提高农民工的工价，要么就是民工短缺。一个是影响正常的生产，另外是影响产品的质量。因为工人本身没有连续性，肯定会影响产品质量。像这样的问题，您怎么思考的？

　　姚洋：这个问题我没有具体研究过，但是我想有两点，第一点所谓的民工荒肯定是暂时的情况，我们进入了新一这的经济景气，整个订单在增加，我们的GDP增长百分之九点几，这么高速的增长很多工厂肯定是铆足了劲在生产。另外是很多农民都回到农村去，这两个问题是造成所谓民工荒的原因，但是我想这是周期性的问题，肯定不是长期性的问题。有人说是长期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判断是非常大的问题，中国毕竟还有5亿人要靠农业吃饭，这些人没办法消化，所以民工短缺肯定是短期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你已经提出来了，如果这个工厂里缺工人，就涨工资好了。我觉得没有别的办法，政府也没有办法干预。如果你想要工人，又不想涨工资，我觉得是你老板有问题。

　　提问：我是北京电视台的记者，我想问一下茅教授一个问题，刚才姚洋主任也谈到了，目前农村现在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说移民子女的教育问题等等。我想请您介绍一下现在三农问题研究的空白点都有哪些？

　　茅于轼：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我对于农村的问题也不是了解得很全面。从比较宏观的角度看，农民的收入差距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当然这不是一个空白点，研究的人很多，但是确确实实解决问题的办法好像没有。

　　第二个问题我们说了很多帮助农民的意见，农民最迫切需要帮助的是什么呢？就是生病的时候要有人帮助，这个需要超过一切其他的需要，而这个需要很难满足。所以要想办法，这个方面的研究可以说非常欠缺。

　　第三个问题刚才姚洋教授讲到了，在未来的几十年，有好几亿的农民进城，但是进城最根本的困难是两方面，一个是信息问题，不知道哪里需要人。第二是技能的问题。要帮助农民解决培训和信息这两个问题，到城里之后不会上当受骗。这个问题是研究很不够的。

　　最后一个特别关系重大的问题，中国经济长远的竞争力，20年以后的竞争力状况就不是现在的在国际市场上廉价工资的竞争力了。到了20年以后情况会有根本的变化，那个时候中国可能要进入到老年社会，那个时候不是多余劳动力而是欠缺劳动力。如果那个时候还要靠素质很低的人群来应付一个老龄化的社会，这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只有一条路就是提高农民的教育。现在讲农民教育的研究是不多，几乎很少，我还没有看到过从这个角度来结合老年社会、结合全社会劳动力短缺和结合国际竞争力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农民的发展。我认为中国从长远来讲，有没有竞争力，不要说跟人竞争。而是你自己有没有足够的生产能力，这取决于人口的素质。如果还是现在这种样子下去，将来是没办法对付各式各样的问题，包括环境、技术、市场、信息等等问题。这都是需要高教育水平的人口，而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可以说做的非常的差。提高教育水平的工作对象主要是农民，因为他们占了全国人口的60％-70％，这个问题不解决将来会出现大的矛盾。

　　我也没有太多的准备，就说这几点。

　　主持人：我作为主持人，同时也作为《中国新闻周刊》杂志社的老记者，我有一个问题问姚先生，刚才姚先生讲到了农村现在管理结构的问题，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很大的问题，而且刚才庄女士也谈到了，延庆这个村庄一年本没有村干部、没有村委会，农村自治也形同虚设，就想一队没有领头的大雁一样。刚才姚先生讲过去包括乡绅的治理方式，在中国改革开放前人民公社的方式，现在还有大量采取村民自治委员会的方式，我想请问姚先生的是，通过您的研究，您认为中国社会发展，农村的发展什么方式是最科学的？在这种研究当中有没有借鉴一些国外的经验或者是教训？特别是教训。或者还有什么更好的其他方式。

　　姚洋：您提的这个问题很大。一般学者很少去研究怎么改变，学者大多是提供一个是什么样的情况。有一些感受，中国农村走到这一步，从我们把传统打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割断了传统，如果再会传统不是十年、二十年可能要长期的时间才能恢复，我想肯定是等不及了。回到人民公社时代又不可能，我自己感觉唯一的出路还怎么想一想从农民自治的层次上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在一些地方，像庄女士说的这些地方村民自治都很难搞，没有人愿意做这件事情。我想一定程度国家的动员是必要的，乡级、县级的一些想法，让他们意识到村民自治不仅仅是解决当前任务的问题，而且是把它作为文化建设最重要的组织部分来做。我想提高到这个高度来做，为了子孙后代、构建新文化角度来说好得多。

　　另外一个是减少层级，我们政府层级实在是太多了，任何一个国家没有我们这么多的层级，五级政府。您刚才说借鉴国外的经验，据我所知国外基本上没有镇这一级，或者是有镇就没有村了，就到县这一级。我们想应该把镇这一级取消掉。最应该取消的应该是市这一级，市这一级宣传是盘剥下面的县，最终应该是达到三级政府。谢谢。

　　主持人：谢谢姚先生，谢谢各位记者朋友的提问，也谢谢嘉宾、专家学者精彩的回答。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今天“希森•《中国新闻周刊》三农基金”成立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