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马斯金简介：

　　埃里克·马斯金（EricMaskin）教授1950年出生于美国纽约。1976年获得哈佛大学应用数学博士学位。1985至2000年任哈佛大学教授。2003年出任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会长。2004年受邀担任武汉大学名誉教授。马斯金现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社会研究学院讲座教授，也是普林斯顿大学访问教授。

　　马斯金在现代经济学最为基础的领域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包括公共选择理论、博弈论、激励与信息理论以及机制设计，培养了一大批活跃在世界各地的一流经济学精英。马斯金博士以其深邃的理论贡献，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对经济学高级研究人才培养的突出贡献，被誉当今国际经济学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大师。

　　马斯金作为对策论领域的大师级经济学家，它代表了经济学理论形而上的价值取向。1977年，马斯金完成论文“纳什均衡和福利最优化”，但该文时隔22年后于1999年才正式发表，并成为机制设计理论的里程碑。在该文中，马斯金提出并证明了纳什均衡实施的充分和必要条件，他在证明充分条件时所构造的对策被称为“马斯金对策”，广为流传。

　　目前他主要的研究课题包括拍卖设计理论、调查联盟的形成、比较不同的选举制度，例如多数投票制、了解货币政策的作用、研究保护知识产权的利弊以及探究政府官员归责制度等。

　　本文核心提示：

　　中国的汇率最终会由国际市场来决定。因为人民币很有可能会有小幅升值，这一举措在短期内很有可能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经济学家都不认为这会在长期内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美元的贬值并不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多少风险。

　　贸易是应该由市场来决定的，而不应该由政府来规定我们应该有多少的贸易额。

　　从长期来看，要缩小贫富差距，只能依靠教育。

　　从理论上来讲股市对经济应该有指示作用。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是政府体制中出了一些问题，有一些障碍阻止了它的正常运作。

　　一些泡沫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整个经济就有着相当的风险。

　　政府应该设计出良好的机制，使得我们每个人都提供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足够的信息，帮助大家的决策，有利于国家更好的发展。

　　中国学生最明显的特点是，他们不仅有深邃的理论追求，而且也非常关注如何将这些理论应用到中国的实践中去。

　　从非官方的角度来讲，美国人是不赞同台湾某些人的分裂言论及行为的。

　　中国经济走向强大必须做好三件事：解决分配不均，政府要从市场中抽身出来，人民币汇率要依据市场来调节。

　　五月的一个礼拜天，我在美丽的珞珈山麓（武汉大学研究生院）的一所小房间里有幸见到了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埃里克?马斯金（EricMaskin）教授，并对他进行了近三个小时的专访。

　　马斯金是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会长，现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社会研究学院讲座教授，也是普林斯顿大学访问教授。关于马斯金现在工作的地方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我要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个研究所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真正鼓励人们进行纯粹科学研究的地方，在全球科学界享有盛誉。在这里，有太多的科学发现和创造，原子弹就是在这里研究出来的。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是这个研究所的第一个签约教授。杨振宁在这个研究所攀上了他科学事业的高峰。世界上许多著名科学家都把普林斯顿视为科学的圣殿。这个研究所几乎聚集了世界上各个科学领域最好的科学家和教授。现在，这里的常驻签约学者只有25名，马斯金就是这25名中的一位，也是这个研究所唯一的一名常驻经济学家。近年来，马斯金还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追逐者中呼声极高的一位。

　　马斯金已经是第四次来到中国，他这次是应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经济学家邹恒甫教授之邀来为学生讲学的。下面是记者就中国经济的有关问题对马斯金所作的一个专访,这也是国内媒体首次刊发马斯金访谈录。

　　一、人民币汇率最终会由国际市场来决定

　　记者：非常欢迎您到中国来！此前，邹薇教授已经向我介绍过一些关于您的一些情况，我们对您在哈佛、在普林斯顿的一些经历都相当感兴趣，当然最感兴趣的还是您在经济学上的杰出贡献，我想就经济学和中国的一些现实问题向您请教，希望得到您在这方面的宝贵意见。

　　马斯金：我很荣幸！

　　记者：首先，我想请教一下马斯金教授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一些看法。目前人民币汇率在国际上受到美国、日本这些国家的高度关注，他们认为人民币价值被严重低估，中国应该尽早让人民币升值。中国政府面临着外来的一些压力。目前，不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让人民币适当升值，让长期固定的人民币汇率进行浮动。中国政府也在考虑这样做。然而，中国似乎一直担心一个问题，就是日本九十年代初的广场协议之后出现的严重的经济危机。当时美国向日本施加强大压力，要求日元升值，日本后来被迫接受了美国的要求，但事实上此举产生的效果是美国和日本方面都没想到的。一方面，贬值根本没有改变美国当时的贸易逆差，相反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还在进一步扩大，同时，日本当时产生了后来的一个特殊的怪胎，即多年来的经济萧条及通货紧缩。中国应该怎样来对待这样一个问题呢？

　　马斯金：汇率理论是属于国际金融范畴的问题，严格说来它和我研究的领域相差甚远。因此我也并不是从一个专家的角度出发，而是以一个对汇率略微知晓的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谈论这个问题。但是我认为同大部分的经济学家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我觉得言之有理，就是中国的汇率最终会由国际市场来决定。因为人民币很有可能会有小幅升值，这一举措在短期内很有可能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经济学家都不认为这会在长期内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带来负面影响。如果人民币的汇率完全是由市场决定的话，这也会在很大程度上给中国经济带来帮助。

　　关于日本的广场协议，大部分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日本的货币政策相当愚蠢，他们应该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来阻止其经济衰退。有了日本的前车之鉴，我期待中国政府可以制定出更为明智的决策。我认为日本经济萧条的原因不在于日元升值，而在于日本货币当局在货币升值以后做出的不恰当的反应。

　　记者：那么关于人民币如何定价的问题，有人认为我们应该改变一下人民币的定价机制，或者我们不应该只盯住美元，而是盯住一篮子的外币，你认为这种看法明智吗？

　　马斯金：不，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任何一种人为的盯住都会带来币种的失衡，从长期来看，最健康的做法还是应该由市场来决定一种货币的价值。当然，货币当局可以通过其行为对市场价格施加一些影响，但是人为盯住或多或少都会带来市场扭曲。不过在此我要重申的一点是，我并不是从一个对汇率有深入研究的专家的角度来发表这些观点的，汇率问题不属于我主要的研究的范畴。

　　二、美元的贬值并不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多少风险

　　记者：当今美国的货币政策发生了很显著的变化。以前人们普遍都认为美元相当坚挺，但现在美元给人们的印象似乎和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为什么美元会有这样的变化呢？中国经济因为美元的贬值会有风险吗？

　　马斯金：因为美国目前有严重的贸易赤字，美国政府无力再承担坚挺美元的义务。但政府并不需要特意使货币贬值。货币本身会随着国际贸易的顺差或者逆差而自动的升值或者贬值，这也体现着简单的供求关系原理。总体上来说，货币的坚挺或者疲软不应该由政府来定夺，它是应该由市场来决定的。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势头相当强劲，而且外汇储备很丰富，唯一可能的风险也只会是外汇币值的波动。美元的贬值并不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多少风险。

　　三、贸易应该由市场来决定，而不应该由政府来规定我们应该有多少贸易额

　　记者：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现在也是一个相当热门的话题，很多美国人抱怨进口太多的中国商品造成了他们巨额的贸易赤字，但中国其实也向美国进口了大量商品，甚至中美政府之间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相当的争论。您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

　　马斯金：同样，我认为贸易是应该由市场来决定的，而不应该由政府来规定我们应该有多少的贸易额。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决定他们需要多少贸易量。目前，美国和中国之间确实存在着贸易的不平衡，而我觉得原因部分是由于美国消费者自己选择进口如此大量的中国商品，这可能造成了美元对人民币在一定程度上的贬值。长期来讲，我还是赞成自由贸易而反对政府对贸易的插手。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国向美国提供的廉价的商品？您自己也经常使用一些中国制造的商品吗？您认为中国的产品除了廉价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特征呢？

　　马斯金：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赞成自由贸易的。如果中国人可以提供低价的商品，我们当然乐意接受。我不希望看到这方面的贸易受限。另外中国的产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简直太普遍了。我每天都会用到中国产品。这些产品的质量都十分好，用起来很方便，和其他国家的产品没有什么区别。这可能就是现代生活的一个特征吧。任何一天，在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用到来自其他国家的各种不同的产品。

　　四、从长期来看，要缩小贫富差距，只能依靠教育

　　记者：由于我来自媒体，所以非常希望马斯金教授能够就中国的问题作一些评点，您的这些评点可能对中国政府有一些借鉴意义。众所周知，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遇到了很多以前没有遇见过的问题，其中一些问题还相当严重，比如说基尼系数的不断加大，即收入差距的增大造成的贫富悬殊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您作为一位著名经济学大师，如果您能将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在这样一些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向我们提供一些良策，这将对我今天的采访有特别有意义。

　　马斯金：事实上，收入的不平衡在美国来说也同样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这也是一个我相当感兴趣的问题。我曾经就收入不均的问题写过一些文章，我认为我们可以做两件事情：短期内，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方式进行财富的再分配，比如美国就采用了个人所得税的形式――即与穷人相比，富人支付的税金占其收入的更大比例――来暂时缩小贫富差距。从长期来看，要缩小贫富差距，只能依靠教育。贫富差距悬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那些低收入人群根本没有途径获得高薪的工作，要使人人都得到平等的工作机会，只有通过教育。因此教育是解决收入两极分化的重要手段。

　　记者：但实际上，有资料表明，在中国甚至连教育本身都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分化的问题。

　　马斯金：这就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了。政府应该帮助贫困人口，向他们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比如说启动一些项目，可以让贫困人口到城市来接受高中教育甚至大学教育。

　　记者：中国政府好像正在做这种努力。目前在中国有一种看法，就是认为我们可以忽视包括教育的这些问题，只要一心发展经济就行了，等我们发展到一定程度，所有这些问题，包括贫富分化的问题就都可以迎刃而解了，您认为这种看法对吗？

　　马斯金：不，这两方面必须同步进行。贫富分化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从长远来看，贫富差距过于悬殊将会阻碍经济的正常增长。这不是一个选择题，你可以只选A或者只选B，相反，你必须同时处理好两方面的问题，使社会能够平稳和谐发展。这实际上意味着，即使牺牲一点社会经济增长率，以此来获得比较公平的社会财富分配的做法都是值得的。

　　五、政府体制中一些问题可能阻碍了中国股市的正常运作

　　记者：马斯金教授，您作为一个博弈论方面的著名专家，我想请教一个关于博弈论方面的问题。在我们今天的股票市场上，参与者有三方，分别是政府，大庄家以及广大的中小投资者。目前我国的股市一直在不停的下探，甚至到了多年来的一个历史最低点，而且没有任何反弹的迹象。很多人都在问：中国股市到底怎么了？但没有人可以有确切的答案。您在其他国家的资本市场上见到过这种类似情况吗？

　　马斯金：在美国，政府并不在股市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纽约证券交易所是完全私人化的，政府基本上不干涉。政府所做的，只是制定法律以确保这些交易的透明化及合法化，使投资者对交易的过程可以完全知晓并做出对己有利的决策。大体上说，政府并非决策制定人。

　　记者：这可能就是美国股市与中国股市的区别吧。中国政府制定规则，同时又参与股市，因此有很多人抱怨说，他们既是裁判，又是球员。

　　马斯金：可能就中国现阶段来讲，政府参与股市确实是必要的，但从长远来看，政府最好应该退出这个博弈，这样做会更有利于中国股市的健康发展。

　　记者：中国的股市走势与中国近几年的经济的高速增长呈逆相关。很多人认为中国股市现在已经面临着相当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对中小投资者而言。他们对股市的看法都极其悲观，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或者希望撤资，没有人愿意继续投资。这种情况也可以说是股灾了。中国政府也对此高度关注，但似乎所有的举措都没有多大的效果，股市仍然持续走低。请问西方国家在面临这样的问题时都会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其中有没有一些我们可以借鉴的经验？而且在股市这样一个链条上，什么环节最容易出现问题？

　　马斯金：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曾经经历过股市的突然下挫。有些时候股市的低迷是和这个国家经济的整体走势相关的。例如美国最严重的一次股市崩盘是在1929年，正是发生在美国30年代初期的经济大萧条前不久。那个时候政府能采用的唯一的救市的办法就是采取措施拯救美国的经济，即利用财政手段以及货币手段来抑制经济的持续衰退。也就是说政府要做的是救经济，而非单纯的救股市。我认为既然中国的经济能够持续健康的发展，那么将来中国的股市也会随之健康成长。因为毕竟一个健康的股市一般都是一个健康的经济的指示剂。

　　记者：但是中国的股市走势似乎并不能作为中国经济的晴雨表。因为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相当良好，但另一方面股市又几乎没有上升的趋势。马斯金：然而从理论上来讲股市应该有指示作用。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是政府体制中出了一些问题，有一些障碍阻止了它的正常运作。

　　记者：那么，关于一些中国公司到海外上市的问题，您认为这样做的风险大吗？一些中国公司甚至对国外股市的操作规则都不太熟悉，同时他们将会面临更多的竞争者，来自各个国家的。他们这样做有必要吗？

　　马斯金：我不认为这里面有多大的风险。到海外上市的好处在于你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大量的潜在投资者，从而使你的公司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当然在这之前，你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包括对规则的学习和掌握。

　　六、一些泡沫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整个经济就有着相当的风险

　　记者：下面一个问题会涉及到经济中的泡沫成分。人们通常希望能够有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同时又会担心其中有泡沫的成分。例如在房地产方面，住房价格飞速上升。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像北京、上海、杭州等地，那里的居民都会抱怨说为什么房价的增幅如此之快，甚至是经济增长率的两到三倍。您认为这里面有泡沫的存在吗？如果有的话，它们最终是不是都将归于破灭？

　　马斯金：同样，我在中国房地产方面并非专家，不能很肯定的说这里面的确就有泡沫。但是在其他一些国家的房地产业中，泡沫是确实存在的，例如日本的房地产业在八十年代末期就存在极大的泡沫成分，还有九十年代的香港也是，美国也时不时会有。事实上，在大萧条前，美国，尤其是佛罗里达州的房地产泡沫是相当严重的。因此中国的房地产业中可能也存在着泡沫。这里的一个问题是你不可能当时就察觉到哪些是属于泡沫成分的，如果人们当时就可以确定哪些是泡沫的话，那么那些泡沫马上就会破灭了，也就不可能有泡沫的存在了。

　　记者：但是在美国，只有东部发达地区的房价偏高，其他地区的房价是相当合理的。而中国就不一样了，在东部、中部甚至在不怎么发达的西部，房价都在一路攀升。

　　马斯金：但这些并不一定就是泡沫。这有可能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标记。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所有稀缺资源的价格都会上涨，而土地又是一项相当重要的自然资源，因此土地价格的上涨是在情理之中的。我们不能简单的把房地产业中的高价格归因于泡沫。

　　记者：那么西方国家房地产业中的泡沫在什么情况下会破灭呢？而这些泡沫一旦破灭的话，将会给经济社会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呢？

　　马斯金：泡沫一旦破灭，首当其冲受损失的人将是在地产业中的投资者。这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因为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这也是我们为了获得可以在任意市场上投资的自由而付出的代价。泡沫当然是痛苦的，但我们应该学着去接受这样的痛苦。一些泡沫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整个经济就有着相当的风险。美国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的时候遭受过IT产业泡沫破灭的痛苦，但美国经济后来很快复苏了，这并没有伤及整个经济的运行，它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的经历。

　　记者：在中国，房价的上升与政府的按揭政策有相当大的关系，银行的参与占了很大的成分，有些银行在房屋方面的贷款甚至超过其贷款总额的30％，有些银行近年来甚至把新增贷款的70%都投进了房地产行业。万一泡沫破灭，银行会有怎样的连锁反应？有可能会倒闭吗？

　　马斯金：美国的银行都是相当保守的，它们一般不会参与风险较大的投资，即使在本世纪初的纳斯达克崩盘之后，银行也并没有遭受到多少损失，因为大部分科技股都是由风险资本家来投资的。美国的银行业经历过的最大灾难应该是在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当时很多美国银行在这些东南亚的国家进行投资，当这些国家经济陷入困境时，银行也跟着陷了进去。另外美国银行一个减小贷款风险的途径是将贷款再出售，这样风险就在多个投资者中分散，单个银行自身的安全系数也就相应的有所提高。当然中国银行这样的情况比较特殊，由于没有具体的数据，我也不好贸然的做出任何结论。但无论如何，如果银行太集中进入高风险产业，后果将会是相当严重的。

　　七、良好的机制设计将有利于国家更好的发展

　　记者：我们都知道您在经济学的很多领域中都有杰出的贡献，那么您自己认为您在哪方面的贡献最为突出呢？

　　马斯金：啊，这个问题实在不应该由我来回答。但是人们提到我的时候，一般最容易想到的应该是我的机制设计理论。

　　记者：您可以向我们的读者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机制设计吗？

　　马斯金：好的。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有一定的目标，每个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设想如果政府或者决策人了解经济方面的所有信息，那么机制的存在就完全没有必要了。因为政府根据这些信息就可以直接决定这个社会合适的产出了。但通常的情况是，所有这些信息是分散在很多人手中的，这样政府就得不到完整的信息，因而也不可能判断出最终的产出结果。机制设计要讲的就是政府应该设计出良好的机制，使得我们每个人都提供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足够的信息，帮助大家的决策，有利于国家更好的发展。

　　记者：这种机制就像是一只“看得见的手”来引导人们做出正确的决策了？

　　马斯金：是这样的。大部分的商品只需要通过市场就可以实现供需平衡了，对于这一类的商品我是赞成市场调节的，这属于私人产品，即个人消费品。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公共商品，由整个社会一起消费的，如教育、国防等，这类商品就不可能只由市场来调节，因此我们需要提供一些机制来确保这些商品的获取。

　　记者：那么，您现在在机制设计方面有什么最新的研究成果呢？

　　马斯金：在拍卖理论设计方面我有一些文章。假设拍卖人对拍卖品的出价不仅仅取决于这个人所知道信息的多少，而且还取决于其他买主所了解信息的多少，并且假设这个拍卖人并不了解别人掌握了多少信息，这时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设计一种拍卖机制使得所有人知道的信息都可以被公开获得，因此每个人都明了这个拍卖品对自己而言有多少价值。

　　记者：有没有政府将这种拍卖理论应用于实际中呢？

　　马斯金：英国政府曾经采用过我的某些拍卖理论设计来减少污染，在美国我只向一些公司提出过建议。

　　八、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学生最特殊的气质

　　记者：今年是爱因斯坦最重要的三篇论文发表一百周年，同时也是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IAS）建立七十周年，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IAS在人文社科领域的一些成就吗？

　　马斯金：IAS的宗旨是鼓励大家做纯粹的科学研究，我们只有25个常驻教授，但是每年会有200位左右的访问学者，我们会寻求为这些访问学者提供最好的学术条件，包括各个领域，理科、工科、文科，从各个方面推进人类科学技术的积累。

　　记者：我们知道中国许多的著名学者都是你的学生，如钱颖一、许成钢、胡祖六、李道葵等。您认为中国的学生和其他国家的学生比起来有没有什么显著的不同呢？

　　马斯金：我很高兴可以接触到这么多的中国学生，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每年都会接受一两个中国学生。中国学生最明显的特点是，他们不仅有深邃的理论追求，而且也非常关注如何将这些理论应用到中国的实践中去。其他国家的学生大都将这两者分得很开，不会同时关注这两点。这应该是中国学生最特殊的气质吧，也是我极其赞赏的方面。

　　九、中国经济强大必须做好三件事：解决分配不均，政府要从市场中抽身出来，人民币汇率要依据市场来调节

　　记者：中国经济要走向真正的强大必须要做的事情有哪些？

　　马斯金：一件是解决分配的不均，这是头等大事；另一件需要做的事情是政府必须逐渐从各种市场，如股票市场中抽出身来，使之成为真正的自由市场；还有就是在长期内，人民币汇率应该由固定的转为浮动的，依据市场来调节人民币的价值。（本文得到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邹薇教授、新生代经济学人王重阳和立肖肖的帮助，在此谨致谢忱！“经济观察家”栏目刊发此文，并不代表我们完全赞同埃里克?马斯金EricMaskin教授本人的观点，希望中国的经济学人和网友对此进行探讨延伸。此文为版权文章，其他纸质媒体若转载或援引此文必须征得人民网本文责任编辑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