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披露组建国学院始末，称将考虑开设琴棋书画课程

　　纪宝成认为，学界、企业界、政府部门都会需要国学人才，所以，他不担心学生就业问题。本报记者 浦峰 摄

　　■对话动机

　　在国学衰落近百年之后，5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宣布组建国学院。

　　人大为什么要组建国学院？国学院将开设哪些课程？生源和就业将如何保证？国学院的前景会不会和文史哲试验班一样不成功？前天，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接受本报记者专访，一一释疑。

　　■对话人物

　　纪宝成

　　1944年生，江苏扬州人。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教务长，商业部教育司司长、国内贸易部教育司司长，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司长、计划建设司司长，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2000年9月起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重倡国学，是为延续中国文脉

　　这就好比一个人的脊椎，一个人的脊椎断了的话，那这一个人就完了。

　　新京报：你在提出组建国学院的时候，曾讲到“重倡国学”，国学的哪些遭遇让你有这种提法？

　　纪宝成（以下简称纪）：国学在近百年实际上是个衰微的过程。我国的文脉出现了断裂，这就好比一个人的脊椎，一个人的脊椎断了的话，那这一个人就完了，现在要再树立起这个脊梁，延续中国文脉就是要“重倡国学”。

　　新京报：什么原因导致国学衰微呢？

　　纪：历史虚无主义和“左”的思潮泛滥。中国受列强侵略，很多知识分子把中国的落后挨打归咎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他们对传统文化失去了自信，这种态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学也有所发展，但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学的价值遭到质疑。

　　新京报：你觉得现在开发国学方面哪些做得不够呢？

　　纪：现在对国学的开发只是零星的，比如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对《管子》经济思想的开发研究。其实国学在高校课程中从没占据过主导地位，对国学的开发也没有形成主流。

　　新京报：教育部此前也在一些高校搞了文史哲试验班，人大组建国学院时有没有考察这些试验班？

　　纪：人大就搞过文史哲试验班。我觉得教育部提出这样的试验，方向也是对的，是探索的一步，但从效果上看，是不成功的，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新京报：为什么这些试验班最终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呢？

　　纪：主要是因为还是一个大拼盘，首先把文史哲三个课程拼在一起，东西很多，而没有主体性的东西，人才培养的目标不够明确，不知道培养这个学生是干吗的，学生负担很重，但培养目标不很清晰。

　　最后还是各授各的学位，分别授予文学、哲学或者历史学学士学位。但是，授予历史学位的还不如历史系的，哲学学位还不如哲学系的。

　　最大困难是师资力量匮乏

　　这样的人才现在太少了，只要身体健康，我们就返聘。

　　新京报：为什么要现在组建国学院？

　　纪：国家宏观环境比较好，提出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另外现在学校学术气氛比较活跃。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现在再不及时组建国学院，进行系统国学教育，等再过一些年，现在还活跃的一些国学大家就要退出学术舞台了。等到那时候再组建国学院师资力量更是问题了。

　　新京报：在人们的印象中，1949年以前，北大、清华的国学研究实力更强一些，为什么现在组建国学院的是人大？

　　纪：那也不尽然。北大、清华的国学研究也就二十多年，他们有短暂的辉煌，但之后也不行了。

　　虽然我们人大没有陈寅恪这样的大师，但范文澜和尚钺也是人大的，他们也都很了不得。现在60多岁的从事国学研究的人中，张立文、方立天肯定是国内一流的。

　　新京报：现在组建国学院，开展国学教育面临着哪些困难？

　　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三个方面的困难。首先就是师资队伍的组建，其次是制度怎么创造，第三就是经费投入，要有扶持，重振国学肯定是需要一定的财力支持的。

　　新京报：为什么特别强调师资队伍呢？

　　纪：国学经过这么多年的断裂，培养的国学人才有限，至少是不健全的。所以只能在实践当中边干边培养边成长我们的队伍。人大已有一定的基础，人事处把在岗和离退休的所有国学方面的师资都排了一个队。比如国学需要“小学”方面的教师，训诂学、音韵学方面的教师，我们学校离退休老师中有这样的学者。这样的人才现在太少了，只要身体健康，我们就返聘。

　　新京报：除了返聘离退休教师，人大还怎样增强国学教育师资力量？

　　纪：我们还会向社会上招聘教师，面向海内外招聘，还要从比较优秀的文史哲方面的博士生中挑选人才到人大任教。我们还设立讲座教授，不管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只要卓有成就我就请你来做讲座，我们在这一块将不拘一格。

　　明年将提出要求特殊招生

　　我们现在正在考虑是不是要提前录取，比如加试还是面试的办法。

　　新京报：你说组建国学院要冲破目前的办学机制，从哪些方面要有所突破？

　　纪：比如教学制度，我们采取的是6年制，但文史哲试验班不行，他们是四年制。

　　新京报：生源怎么保证？

　　纪：生源情况怎么样，我现在也不敢说。但每年有好几百万考生，只招收30个学生还招不过来吗？我想这不大可能。

　　相对说来，主要是对中国古代文化比较感兴趣的，文言文比较好一点的。今年是从2600人中二次挑选。

　　新京报：招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纪：国学只录取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不招收第三志愿，更不会招收调剂生。如果没有浓厚的兴趣的话，他们是学不下去的，这个门槛还是要设定的。

　　另外还要对现有高考考试制度设计有所改变。国学的招收应该有一些特殊要求，现有高考科目设计和命题不能完全满足国学专业的需要。所以究竟采取什么办法，我们现在正在考虑是不是要提前录取，比如加试还是面试的办法，明年我们就想向国家提出要求允许我们采取特殊的招生办法。

　　考虑开设琴棋书画课程

　　国学院以经史子集为主题，跟以往的课程不一样，比如开设专门的《论语》课。

　　新京报：在培养方法上有哪些不一样？

　　纪：在培养方法上，我们要认真研究中国古代书院的培养方法，比如说背诵的方法，这在国学教育中是很重要的方法，背一些经典文集，学习国学不背诵经典文集怎么行？完全用西洋的办法来培养国学人才肯定是不够的，虽然这些方法在培养人才上发挥着重大作用，但我们还是要借鉴和吸取古代方法，看看其中有哪些东西值得借鉴和吸取。但现在我还不能给你说得比较具体。

　　新京报：教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纪：国学院以经史子集为主题，跟以往的课程不一样，比如开设专门的《论语》课。当然其中还有文史哲课程，这是专门的理论，肯定要介绍西方的东西，西方的文学、西方的文艺理论、西方的哲学思想、世界史，这肯定要讲的。我们要在世界的范围内定位国学。时空的范围，当代的标准，决不是钻故纸堆，但是传统文化这一块是他们的主体学习内容。

　　专家也提到要开设选修课，比如琴棋书画、诗词歌赋。这些我们也在考虑中。

　　新京报：你说还要设立国学学位？

　　纪：这是想在学位制度上有所突破。现在我们没有这个学位，但正在考虑单独设立国学学位，文学学位、史学学位和哲学学位不能代表它。我们就这个问题已经向教育部汇报过了，争取今年下半年，最迟明年上半年要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交论证报告，要求设立国学学位。鉴于我国目前的情况，我们不主张设立国学学士学位，直接设立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因为他们要读的东西太多了，设立国学学士学位是没有意思的。

　　很多单位都会需要国学人才

　　所以我个人认为就业不会是个大问题。

　　新京报：有不少人担心这些学生的就业，你怎么看？

　　纪：我不担心这些学生的就业。学界需要国学功底深厚的人才，这个需求量是很大的。不仅国学学科，甚至研究经济学、管理学，研究军事学都需要国学功底深厚的人才。

　　企业界，我们相信大型企业，包括跨国公司、合资企业需要中国的国学人才，我曾同一些大型企业领导人交换过意见，他们说，你们国学院的毕业生到时候我们全包了，这是比较乐观的说法。

　　最表面化的是书函也需要这种人才，企业战略的制定，高级文书的书写，这需要国学功底深厚的人才。

　　还有政府部门很需要国学人才。由于政府文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他们对标点和句读的要求都很高，这要求很严谨的，不然会出现笑话。所以我个人认为就业不会是个大问题。

　　新京报：那人大是专门培养这样的人才吗？

　　纪：就人大而言，办国学院，还是为了学术繁荣，为了接续文脉，整理国故。

　　新京报：但还没有经过检验，现在就业形势毕竟很严峻。

　　纪：对就业问题我们不能打包票。现在就业市场上太多大路货。我们培养的是高层次人才，是别人无法取代的，门槛很高，不可能也不应当大规模地培养。

　　这个事情不是一时之举

　　我觉得有两届毕业生就会摸索出一条比较成熟的国学教育的路子。

　　新京报：人大组建国学院，会不会带来国学热，其他高校也仿效？

　　纪：重振国学现在是要保证培养高层次人才，中国现在有个毛病，专业一热，一哄而上，非得把它搞臭搞跨，但国学专业的进入难度较大，门槛也比较高，一些学校不敢轻易办。我们一时还不担心有过多的学校开设国学专业。

　　新京报：像以前文史哲班，这次社会对国学院也是相当的关注。但文史哲试验班最终的效果不太成功，你有没有做好国学院的组建也不太成功的准备呢？

　　纪：这个事情我们当初是考虑到的，所以我们有两块牌子，一个是国学院，一个是国学研究院。我们斟酌了很长时间，利弊我们都考虑到了。但我们迈出一步当然不会愿意迈出一个失败的步子。虽然我们不能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但我还是坚信不会失败，成功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新京报：什么让你有这样的信心？

　　纪：这个事情是经过仔细考虑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是头脑发热，也不是一时之举。虽然现在不管是制度上还是在创办条件上并不是很成熟，虽然社会比较关注，但社会认可和社会接受程度还都有待进一步观察。

　　我觉得有两届毕业生就会摸索出一条比较成熟的国学教育的路子。我想，未来的国学大师肯定是从这里起步的。

　　本报记者 郭少峰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