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灵武部分乡镇干部借外出考察之机，不但畅游了张家界、乐山大佛、峨眉山等旅游名胜，而且还在《乌龙山剿匪记》的拍摄地———乌龙寨景点客串了一回“湘西土匪”。他们将现场表演的“乌龙山土匪”现代版制作成了光盘，人手一份。光盘里这些干部分别身穿黑褂腰挂盒子枪，大黑帽，戴墨镜，作袒胸露怀耀武扬威之势。（5月30日《新京报》）

　　依照现有的社会价值评价标准来看，袒胸露怀、摇摇晃晃、丑态百出等，显然不是一个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政府工作人员的应有之态。但是，在这些乡镇干部看来，却俨然有着比自然风光更为直接和强烈的诱惑和吸引力。因为他们不仅敢于扮演，而且专门制作成光盘，这实际上就充分说明，在他们看来，这似乎比自然风光更具有保留和收藏价值。

　　虽然当事人在接受调查的时候一再强调只是在休闲之余，没有考虑很多；虽然这种行为的出现，和当地旅游项目开发与管理自身存在的问题直接、紧密相关。但是在笔者看来，乡镇干部热衷扮演土匪的行为，实际上可能暴露出他们本身对某种暴力、无秩序、无约束状态的向往和迷恋。

　　实际上，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心态在现实中的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一方面，由于乡镇干部长期处于基层，面临着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和问题；而依照现有的干部考核体系和标准，有效解决各种矛盾问题，往往具有最为直接和强烈的实际功效。于是在我国一些地区，乡镇干部为了实现最有效的基层管理和控制，为了更有效率地“汲取”农村的各种资源，为了保证各种税费摊派的顺利征收，往往直接或间接地推行一种“以黑治良”、“恶人治村”的办法和政策：要么故意将劣迹斑斑的“村霸”扶上“村官”座位，自己则充当保护伞；要么直接与黑恶势力同流合污，结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关系。

　　虽然我们不能肯定，这些扮演土匪的乡镇干部本身是不是就在实际工作当中推行这种暴力管制方法，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实际上在内心深处非常推崇这种对自己没有丝毫管制，只有对群众进行野蛮、随意管制的暴力和无秩序模式。

　　一方面，虽然法制建设早就全面展开和推进了，虽然国家和社会制定、实施了各种法律、法规，创造了各种道德文明，但是，由于文明和法律往往对各种暴力思想和倾向有着直接的禁止和约束，因此在那些有着各种暴力和权力欲望的人看来，生活在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实际上远没有生活在以往那种兵荒马乱的时代来得痛快。于是，在现实中，他们不仅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抵制各种法律规则，而且总是通过各种行为来超越、践踏各种法则的限制。这种心理，实际上也可以从各种暴力文化风靡一时得到印证。

　　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在评议这起乡镇干部扮演土匪事件时，关键应该反思和清除这种对潜在的暴力、无秩序的崇拜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