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著名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因病医治无效，于5月2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其遗体送别仪式将于6月3日上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5月5日最后一次露面

　　协和医院外宾病房知情大夫透露，爱泼斯坦于1个月前因肺部等身体多处部位感染，被家人送进医院，后来病情恶化，加上年岁比较大，送到重症监护室抢救治疗无效后去世。

　　爱泼斯坦最后一次在媒体露面，是5月5日在家接受了中央电视台有关抗战题目的采访。第二天，他发觉身体不舒服，入住协和医院救治。此前的4月，老人仍去天津参加了其“个性化邮票”首发仪式。

　　“让我们后人感到欣慰的是，爱老一生该做的大事基本都已完成，而且由于发病突然，爱老去世前没有遭受更多痛苦。”爱老的儿子吴先生说。

　　做了一辈子记者，也写了一辈子

　　作为国际著名记者，爱泼斯坦生前留下了诸多名作。“爱老做了一辈子记者，也写了一辈子。”吴先生讲，爱老一生写作几乎全是自己操作，先是手写，后来自己用电脑写作，包括最近几年他手脚不灵便时，即使用电子信箱回一个短信，可能要花费一两个小时，他也坚持自己操作。

　　1988年至1998年，爱老耗时十年完成了《宋庆龄传记》，去年生日，爱老的回忆录《见证中国》面世。

　　《今日中国》杂志社原副总编陈日浓说，“艾培（爱泼斯坦的昵称）是个有心人。艾培保存了很多自己采访笔记本，从1944年中外记者采访延安开始，所有的采访笔记艾培都保存着。”陈日浓曾是爱泼斯坦的下属。

　　陈日浓说，在新闻报道中，艾培总是强调人物报道。在一次天津缺水事件的报道中，艾培在记者稿件上批语：“天津缺水，这个稿子缺人”，认为没有在稿子中写中生动的人物，从而失去新闻稿件应该贴近生活的一面。

　　陈日浓回忆，艾培曾经在自己70、80、90寿辰的时候分别得到过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接见或探望，也曾与宋庆龄等人保持着长期良好的朋友关系。

　　新华社昨日播发爱泼斯坦逝世的消息，称其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

　　躺在床上也要看书

　　爱泼斯坦的灵堂设在其生前居住地美林公寓一套居室，鲜花簇拥着一副苏绣—————这是今年4月爱老90岁寿辰时，宋庆龄基金会送给老人的，上面绣着老人的像。遗像旁边，是宋庆龄基金会送的花篮。

　　在遗像前，爱泼斯坦遗孀黄女士满脸悲痛。与黄女士结婚前，爱老有过两次婚姻，但没有生育孩子，曾收养了一男一女两名中国孤儿。

　　1985年，爱泼斯坦与同事黄女士走到一起，后育有一子一女，4个孩子两个在国外，两个在北京。平时黄女士与爱老还有一名保姆生活在一起，除保姆外，大都是黄女士照顾爱老的起居。

　　“爱老看书就是休息。”黄女士语声喃喃，躺在床上爱老也要看书。爱老衣食起居很平常，从不挑食，天气好时爱老常坐着轮椅在楼下晒晒太阳。

　　“中国成为我写作惟一主题”

　　爱泼斯坦在中国生活82年，自称为中国工作73年

　　“北京胡同地名有特点，再不能拆了。要研究抢救办法，要保护。”4月20日，爱泼斯坦最后一桩心愿———“爱泼斯坦90北京胡同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正式启动。

　　这一天，爱泼斯坦迎来90大寿。参与保护工程的中国地名研究所所长刘保全说：这是爱泼斯坦允许使用其本名的惟一一项活动。

　　90个岁月，82年在中国。爱泼斯坦见证了中国的世纪巨变，他为自己的这一经历感到骄傲：“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中，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身经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

　　“艾培”是中国朋友对爱泼斯坦亲昵的称呼。朋友眼里，爱泼斯坦个子不高，下巴尖尖的，喜欢一身深蓝的西装，嘴角露着笑容，当别人跟他打招呼时，爱泼斯坦总是伸出手来，回报一个“铁钳”般强而有力的握手。

　　“数十年间，中国实际上成为我写作的惟一主题”

　　“我今年90岁，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还只有73岁，因为我是1933年开始为中国革命工作的。”生日那天，面对鲜花，爱泼斯坦这样总结自己的中国生涯。

　　1915年，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出生于波兰华沙，父亲拉沙尔因参加犹太人反抗沙皇的统治入狱。1917年，两岁的爱泼斯坦举家移居中国。

　　1931年，爱泼斯坦初中毕业，在《京津泰晤士报》开始了记者生涯，22岁担任美国合众社记者。

　　“我们犹太人遭受着歧视，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再歧视别人。”相似的命运，使爱泼斯坦对于饥饿、困顿的中国民众怀有一颗“平等心”。

　　后来，爱泼斯坦在一篇回忆录里写道：“自己的兴趣逐渐地，然而是决定性地转移到中国的事件和发展趋势上来，在以后的数十年间，中国实际上成为我写作的惟一主题。”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爱泼斯坦面临一个重要抉择：父母不愿意生活在日本的统治下，打算离开生活了20多年的中国，移居美国。

　　塘沽港口，爱泼斯坦目送父母上船，码头上，许多满载着日本兵的登陆舰正在靠岸。然而，爱泼斯坦却决定留下来。

　　“我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

　　让爱泼斯坦终身难忘的，是1944年初夏的延安之行。那时，他以美国《纽约时报》、《时代》杂志和联合劳动新闻社记者的身份，参加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突破封锁到了延安。

　　在一篇文章里，爱泼斯坦写下了他亲眼看到了鲜灵灵的场景：一片片小麦、小米，黄澄澄的丰收在望，豆子、棉花、亚麻，郁郁葱葱，尽收眼底。老人、孩子面颊红润。

　　更重要的是，在这里，爱泼斯坦感到非常自在：“毛泽东烟瘾很大，他自种烟叶。总司令朱德爱吃蔬菜，他自己开了一块地，种植质优味美的番茄。”

　　一封家书里，爱泼斯坦这样写道：“我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它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国迥然相异。这个中国充满希望，没有饥饿，没有失败主义情绪。延安使人感到未来的中国已经在今天出现。”

　　4月30日，刘保全最后一次见到爱泼斯坦：一色的中式家具，君子兰、凤梨、芦荟、吊兰簇拥在窗前，爱泼斯坦身材小小的，一身睡袍静静地坐在轮椅上。爱泼斯坦的身后是毛泽东在延安时签名相送的石版画像，这尊画像暗示着主人和共产党人近70年的朋友关系。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Epstein）

　　1915年出生于波兰。

　　1931年起在《京津泰晤士报》任新闻工作。

　　1937年任美国合众社记者。

　　1939年在香港参加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负责宣传工作。抗日战争期间，他努力向世界人民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解放区和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

　　1951年应宋庆龄之邀，回中国参与《中国建设》杂志创刊工作。

　　1957年加入中国籍。生前任全国政协常委、《今日中国》杂志（原《中国建设》）名誉总编辑、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福利会理事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