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任何交易，都不应指望便宜只让自己占。国际贸易同样如此。商业文明需要对交易对手的权益有一种同情的理解，这是贸易活动得以稳定持续展开的心理基础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自2005年6月1日起，对1月1日开始征收出口关税的148项纺织品中的78项产品停止征收出口关税，原定于6月1日提高或降低出口关税的相关产品同时取消。5月30日，商务部部长薄熙来举行新闻发布会，对美欧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

　　尽管没有明言，但这显然是一项贸易报复措施。年初开始征收的那批关税是为缓解今年全球纺织品贸易配额制度终结后中国纺织品出口激增的局面而出台的；原定6月1日采取的关税措施，则是为了安抚美国和欧盟的抱怨。但欧美置中国的善意回应于不顾，近日相继宣布对来自中国的纺织品提起“特保”。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选择了采取强硬态度。

　　这一报复措施效果如何，最终还得在谈判桌上见分晓。但无论如何，政府确有必要维护中国纺织业在全球贸易中的正当权利。2004年，中国纺织品出口规模达951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16%，是中国最大宗的出口品之一。而国内纺织业现有直接就业者1900万人，有630万人就业于3.5万家出口企业。每出口1.5万美元，创造1个就业岗位。此次美国对中国纺织品设限会导致12.6亿美元损失。据此测算，这有可能导致将近10万纺织工人失去工作。这是中国政府不愿意看到的。

　　不过，平心而论，面对中国急剧增长的出口量，欧美纺织品行业也面临很大压力。今年1～4月份，中国纺织品对全球出口比去年同期增长18.4%，对美欧则增长71%和48%之巨。这样高的增长速度，难免引起欧美相关企业及就业者的忧虑和恐慌。

　　当然，从经济学的逻辑看，目前欧美对中国纺织品出口的反应乃是过度的。纺织品行业在欧美各国都属于夕阳产业，在其整体经济中只占极小比例。相反，中国在纺织品生产方面具有绝对比较优势。容许中国纺织品自由进口，不论对中国，还是对欧美，都是最有效率的选择。事实上，自由的纺织品贸易政策，既可实现欧美消费者福利最大化，又能推动中国农业人口转入工业领域，改善其待遇 人们总是呼吁发达国家援助发展中国家，须知，向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开放进口，其实才是最有效率的援助。

　　但在现实中，要实现全球产业分工的大调整，需要一个过程。对于欧美相关企业和员工来说，这当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些年来，在美国，每年有6.5万名纺织业员工失业或转入其他产业。对美国政府来说，这也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从事任何交易，都不应指望便宜只让自己占。国际贸易同样如此。贸易游戏要玩下去，玩家除了追求自己的利益之外，也需要让对方感觉到不吃亏。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既是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他们同时又专门讨论过“同情”等道德话题。商业文明需要对交易对手的权益有一种同情的理解，这是贸易活动得以稳定持续展开的心理基础。

　　当然，双方都需要有这样的心态。站在一个公平的立场上看，中国合理的出口政策是，对欧美纺织品行业存在一定压力，但又不至于压力过大。以我方相对比较平稳的出口增长速度，给欧美相关业者提供一个空间，使其较为平稳地实现产业调整。而如果压力过大，比如，像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的高速增长，必然会引发相关行业的强烈反弹，从而导致贸易摩擦。因此，中国适当地限制出口是必要的。但限制的措施，则应当是多样的，而除了加征关税之外，更可取——尽管未必立刻见效——的做法有三个：

　　其一，提高整个行业的组织化水平，也即发挥行业协会、公会的自我监管功能。分散的企业总是采取机会主义策略，企业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可能在面对外部压力、解决问题时，选择理性的应对策略。而且，因为涉及到自己的直接利益，这些行会肯定会积极地防范国外可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他们与进口商之间的特殊关系，也有助于直接对进口国发挥政治影响。

　　其二，目前纺织品大规模出口，部分源于人为的政策操纵，比如，由于放松环境管制、压低利率、压低工资水平而使出口价格过低，甚至靠出口退税获取出口额。这些措施尽管可以额外创造一些就业机会，但也意味着对出口品的大量补贴，导致国内福利外流，从而形成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政府有必要改变扭曲的出口导向政策，平等对待出口企业与内向型企业，使资源在出口与内需产业之间更为合理地分配，让经济增长的福利更多为本国民众享有。

　　其三，保障出口工厂工人的权利，尤其是其集体谈判的权利，使工人的工资、福利逐渐得到提高。

　　也就是说，我们同时可以通过增加国内民众、尤其是纺织行业就业者福利的方式，自然地达到提高出口价格、抑制出口疯狂增长的效果，改善中国的贸易环境。我们必须理性地认识到自己的正确利益所在。出口不是目的，一切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都应以造福相关企业及员工、进而增进国民福利和推动国家发展为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