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水搅动起来，让所有当事国的国民保持思考的常态，很多事情，只有想通了，才会有水到渠成的结果。”

　　□施磊 实习生　董书华

　　同一版本、3种文字、同期发行。5月26日，一本由中日韩三国学者合作编写名为《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的新书，成为二战胜利6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里又一桩富有意味的事件。书中指出，“为了创造东亚的光明未来，三国学者经过3年多的共同努力证明了在尊重各自固有历史认识的同时，可以达成对历史的共识”。

　　民间自觉的行为

　　该书中方主要编写者之一、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步平透露，该书的中文版将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下周正式出版发行。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的一位同志告诉记者说，这次中日韩三国历史学者编订教科书是一种民间自觉的行为，并不是政府意图的体现，他们编定的教科书只是一种课外读物，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科书。对于会有多少人采用这本书，这本书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三国关系，都不好评价。

　　5月7日，中日两国外长在京都会谈时，日方提议中日两国成立共同委员会研究历史问题。对此，外交部的何先生说，是否接受这个提议外交部还在研究中。但是鉴于韩日两国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对历史问题的共同研究并不很成功，中日两国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能够取得多少共识，何先生并不乐观，“你知道，毕竟中日两国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有很大分歧。”他说。

　　据该书的责任编辑杨群介绍，这本书印数2万册。“2万册太少了，我们更看重此书的社会效益。”

　　杨编辑告诉记者，在中日韩三国同步发行的此书内容完全一致。和以往的历史读物不同的是，此书跳出历史事件中的有争议的细节，而只是陈述历史事实。在三国学者协商的过程中，我们没有原则上的退让。但是我们不再过多地拘泥于细节，而是更多地注重全局式的把握，比如对卢沟桥事件中，我们避开了究竟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先开枪这一细节，但是日本学者的表述是“1937年7月7日，中日军队在驻卢沟桥办发生了冲突”，中方学者无法接受这样企图掩盖日军侵略本质的叙事方式，在中方的坚持下，最后改成了：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驻卢沟桥部队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由此发动了对华全面侵略。

　　另据了解，早在一年多前，日本一些民间组织如“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21”、“历史教育亚洲网络”就自发地开展了此书的发行推广工作。在日本，这本书的印数是10000册。

　　在韩国，一些市民团体积极推广宣传此书，其中规模大的一家民间团体是“亚洲和平与历史教育连带”，其成员有大学教授，也有普通市民。这本书的发行工作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韩国还有一个口号———“让中学生人手一册”。

　　直观与实证最值得看重

　　记者就三国学者合作编写历史教科书采访了几位曾在日韩讲学或留学的国内学者，他们在肯定三国合作的意义的同时，特别强调了东亚三国距离真正解决历史分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虽然这本书作为三国普适教材的可能性并不大，”刚回国的韩国清州大学的访问学者、山东大学传播学研究所所长冯炜教授说，“但作为这样一本由三国学者共同合作编写的历史书，对于纠正那些不符合历史客观事实的教科书有着重要的客观标尺作用，对日本方面的单一、偏右、避重就轻甚至歪曲历史的态度尤是如此。”

　　冯教授介绍说，这本书文字篇幅并不大，但历史图片数量众多，孩子们接受起来，图片比文字更加直观和实证，也更加容易达到传播效果。“当然对于三国合作的这样一本书，目前所做也只是迈出了有意义的一步，也不能指望其作用能立竿见影，但只要像图片这样的实证参照物发掘得越来越充分，其影响力就会逐渐显现。这本书虽然只是供中学生阅读的辅助教材，只要学生能够看到，大学教授就绕不过去，（日本）右翼也绕不过去。”

　　另一种教科书问题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陈云副教授向记者讲述了一件她在日本亲历的“教科书事件”。2001年教科书事件发生后，当时在广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她和一些日本学生、韩国留学生等一起组成了一个“中·日·韩历史教科书学习会”，参加者都是年轻人。陈云负责“中日历史教科书的比较”部分。自由讨论时，对于把“侵略”改成“进入”这点，有一日本学生表示异议：“没有多大的区别嘛，中国政府为什么生那么大的气呢？”陈云反驳道：“请注意，愤慨的并不只是中国政府，更主要的是中国国民。……那么，现在有大量的日资企业‘进入’中国，改成‘侵略’中国可以吗？”在场的众人都笑起来。

　　虽然《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在日本国内的反响非常有限（据日本驻华使馆提供的资料，有9所公立、8所私立采用了这本教科书，采用率约为0.3％），但陈云副教授也特别提出另一种性质的“教科书问题”——在其他所谓“没有问题”的历史教科书中，日本侵华战争也只是作为日本近代史的一个篇章作了一般性的、“就事论事”式的介绍。陈云读过的一本教科书并不回避“南京事件”（南京大屠杀），关于死亡人数等，则以注的方式介绍了中方的说法，同时也介绍了日本一些学者的说法，但最后认为“可能死亡人数在5万人左右”。而在中国，抗日战争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的核心。可以说，中韩日青少年接受的近代史教育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也许就是日本的国民往往难以理解为何中韩国民在历史问题上“火气这么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陈云曾带两位日本朋友参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日本朋友受到的震撼很深，走到一半瘫坐在走廊的椅子上——与其说是身体累，不如说是心灵的负累太重了！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这里面当然暴露出包括教科书在内的“中国的受害信息”在日本传播不充分。

　　理性表达意愿

　　外交学院的周永生教授告诉记者，他对日本人在自身受难历史的研究上所做工作之细，投入程度之高印象极为深刻。……国内学者以踏踏实实的态度，以确凿无疑的资料，逐一与日本方面进行质证，而不是采取笼统的大批判，这样三国合作的成果才会更大。

　　此外，陈云也认为，中国国民表达情绪的方式有待理性化，必须指出，中国走向国际社会的时间并不长，因此国民需努力地理性、冷静地向国际社会表达自己意愿。

　　德－波模式难期实现

　　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德国和波兰在历史和地理教科书问题上也曾存在不少分歧。但两国通过充分交流解决了很多问题，还共同编制历史教科书。此外德法两国也在历史研究上进行合作。那么在东亚，这样的模式有“克隆”的可能性吗？

　　陈云就此表示，日本具备本能的功利主义，外交上缺乏“超越性”，执拗于本国的“文化”的正当性。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自己做得更好——更加有理有节，让整个国际社会站在自己一边。中国要做的很多事情可能并不直接针对中日关系局面的打开，但是这些事情却能间接地影响中日关系的大气候。

　　把水搅动起来

　　60年前，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浩劫以法西斯政权的彻底覆灭而告终，世界有了60年的时间去抚平创伤。当年德意日三国轴心分属的欧亚两地，创伤的愈合程度却不那么同步。德意所在的欧洲，一体化融合进展迅速，但在东亚，却总是因为历史问题而摩擦不断，大煞风景。

　　东亚一体化的进程为世人期待，但历史问题始终是东亚一体化顺潮流前进的主要障碍之一。《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的编著者倡导以东亚的视角来看待历史，应该说已经站在了富有远见的高度上。

　　正如陈云副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共同编撰历史书是一个有益的尝试，但是它只是我们面临的众多工作中的一环，三国之间的合作起到的是这样一个作用：把水搅动起来，让所有当事国的国民保持思考的常态，很多事情，只有想通了，才会有水到渠成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