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在临床诊断中发现，一些起初被认为没有感染禽流感的“感冒患者”结果检测出了H5N1病毒

　　恐怕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禽流感病毒到底会在什么时候带来全球性的流感大流行。但来自亚洲的种种迹象表明，禽流感袭击人类的红色警报已经拉响，除非国际社会果断应对，否则人类完全可能在几年之内付出惨重代价

　　□本报驻京记者　李虎军

　　博客日记

　　一位在越南公干的马来西亚人住进了河内白梅医院，后来又转到香港一家医院。医生们束手无策，他很快死去。其样本被送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流感检测网络，检测结果令人震惊：患者感染了H5N1禽流感病毒，而且是一种发生变异的H5N1病毒。

　　他并不是感染变种H5N1病毒的第一人。早在近三个月前，越南、柬埔寨等地的乡村至少有数百人也感染上了这种病毒，但绝大多数病例没有被卫生当局及时发现。

　　就这样，病毒获得了足足三个月的时间来积蓄力量。它不断发生变异，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能力也越来越强。这种新型流感病毒的流行速度比SARS快得多，因为其潜伏期只有两天。

　　一场全球性的大流感开始了！世界卫生组织发出预警，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启动流感应急预案。但为时已晚，短短数周之内，从东京到约翰内斯堡，病毒迅速在全球蔓延。疫苗尚未问世，药品全线告急。病毒抵达巴黎后，仅仅用了11天的时间，就攻陷了这座国际大都市。巴黎全城共有250万人染病，其中5万人死亡。在人口稠密的贫穷国家如印度，情况更加糟糕。

　　以上所述并不是真实的情景，而是美国记者欧莱礼（Sally　O＇Reilly）在其个人博客上发表的一部日记体科幻小说——她在2005年12月26日至2006年5月17日期间的“采访手记”。

　　但英国的权威学术杂志《自然》并不认为上述手记是“好莱坞式的幻象”，而是“一个合理的场景”，在专业人士看来，那些故事情节是可能发生的。

　　科学家们曾经就禽流感的威胁反复发出警告，呼吁国际社会尽快做好应对准备。但科学家们被当成那个“狼来了”故事中的孩子，他们的声音则被当成了耳边风。于是，向来以严肃著称的《自然》在5月26日破天荒地刊载了欧莱礼的博客日记，试图用这种“耸人听闻”的方式，向世人尤其是各国政治家昭示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

　　威胁临近

　　的确，禽流感大规模袭击人类的危险已经越来越近了。今年4月，应越南农业部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所研究人员携带其正在研制中的抗禽流感新药“金丝桃素”，前往越南疫区进行大规模试验。研究人员在越南感受到了禽流感疫情的严重性，疫区就像一个战场，法国、美国和日本等国的科学家也都集中在那里开展人体疫苗等研究工作。

　　除了袭击家禽、水禽和候鸟等各种动物，一波又一波的禽流感还开始骚扰人类。世界卫生组织5月19日发布的数据表明，2004年1月至今，越南、泰国和柬埔寨就有97人染病，53人死亡。其中，越南是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有76人染病，37人死亡。

　　更令人担心的是，如果禽流感病毒获得人与人之间传播的能力，新的流感大流行就可能产生。据5月27日美国《科学》杂志报道，基因分析揭示H5N1病毒可能正在发生进化。此外，感染H5N1病毒的患者中有3名是婴儿，婴儿当然没有机会接触家禽，有科学家因此怀疑H5N1禽流感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可能已经发生。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所和湖南师范大学的陈则教授说，这一推测尚未得到确认，但已经引起了科学界的警惕。

　　5月14日，印度尼西亚官方透露，研究人员在爪哇岛一座养鸡场附近的猪只身上发现了H5N1病毒。而早在去年年底，美国洛克菲勒大学艾伦·戴蒙德艾滋病中心教授何大一在中国内地演讲时就多次提到，如果猪被确认感染H5N1病毒，由于猪具有复制禽类和人类流感病毒的能力，因此，禽流感病毒和人类流感病毒在猪体内混合重组产生一种新型的、致命的、能够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菌株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恐怕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禽流感病毒到底会在什么时候带来全球性的流感大流行。但《自然》杂志在社论中称，来自亚洲的种种信息表明，禽流感袭击人类的红色警报现在已经拉响，除非国际社会果断应对，否则人类完全可能在几年之内付出惨重代价。那么，国际社会准备好了吗？

　　行动迟缓

　　1918年的全球大流感造成了至少2000万人，甚至可能多达5000万人死亡。如今已是2005年，与1918年相比，医学和经济水平不可同日而语，研制疫苗、储存药物，以及阻断病毒源头，已经成了预防禽流感演变为人类大规模传染病的“三大法宝”。

　　但由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这“三大法宝”可能并不那么好使。

　　首先来看禽流感病毒的源头。美国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的韦伯斯特（Robert　Webster）等人在《自然》杂志撰文称，建立一个从源头——主要指动物，尤其是家禽——阻断禽流感传播的全球策略至关重要，但不幸的是，这一策略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冷淡。例如，我们本应在第一时间密切监控疫情在动物和人群中的发生，以及病毒在动物和人体内病毒的基因变异，却始终缺少国际资金来帮助出现疫情的国家建立适当的监测体系。此外，与禽流感有关的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和世界卫生组织（WHO），而它们之间的合作有时候并不和谐；一些国家出于贸易出口、国家形象、知识产权、生物反恐等方面的考虑不愿分享H5N1病毒样本数据；等等。

　　再来看药品储存。瑞士罗氏公司生产的达菲（Tamiflu）是目前比较有效的一种抗流感药物。但很多发达国家的政府并不愿意为一堆在其任期内可能派不上用场的药品埋单：预防工作做得最好的英国订购了可供其25％人口使用的药品，加拿大囤积的药品可供其人口5％使用，美国目前储存的药品则不够其人口1％使用。而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即使政府有心，恐怕也没有足够的财力去采购大量抗流感药物。

　　最后来看人体疫苗研制。去年只有两个国家计划启动禽流感疫苗的人体试验，今年则相继传来一些好消息：美国已经启动了一项有450名志愿者参加的疫苗试验，另有至少十项人体试验计划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和日本开展，泰国和越南也在制定类似的计划。

　　但即使科学家能够及时研制出有效的疫苗，能否保证供应也很难说。全球目前年产流感疫苗约3亿支，一旦大流感暴发则可能需要数十亿支，但生物制药厂家普遍对风险高、利润薄的疫苗生产不太感兴趣。即使一些国家的政府愿意扩大疫苗的注射范围，顺便激发出厂家的热情，最终能否保证穷国享用到足够疫苗也同样是个大问题——以日本、美国为首的9个发达国家2003年用掉了全球62％的流感疫苗。

　　总之，《自然》杂志称，国际社会目前所做的努力与我们面临的威胁很不相称。当然，普通公众不必过于担心禽流感的潜在威胁，目前最应该听到科学界呼声、最应该采取行动的是那些掌握国际社会命运的人物。

　　今年4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奥斯特霍姆教授（Michael　Osterholm）在华盛顿对满屋子的美国医学院专家说，一旦大流感真的发生，疫情结束后肯定会有一个类似“9·11”之后的问责委员会，许多科学家将因此审视他们为预防大流感做了什么和没做什么。同样地，政治官员和商业领袖届时也将回过头来审视他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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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禽流感防治

　　2004年1月，广西隆安县报告了中国内地首例疑似高致病性禽流感。禽流感的防治工作由此受到了空前关注。科技部很快决定：在原有“十五”计划项目的基础上，再调整安排1亿元专项经费，用于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科技攻关。

　　据报道，禽流感暴发期间，除了采取大规模宰杀家禽的措施以外，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所研制的H5N2亚型灭活疫苗被农业部指定为惟一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用于紧急接种的疫苗。而早在2001年6月，中牧股份即从该所获得H9N2亚型灭活疫苗的技术转让，在国内开始了禽流感疫苗的生产。

　　如今，更常见的禽流感病毒是H5N1亚型。2004年底，哈尔滨兽医所又宣布研制出针对性更强的H5N1重组禽流感灭活疫苗和H5N1禽痘病毒载体疫苗，并通过了农业部的新兽药评审。新研制的H5N1亚型疫苗很快派上了用场。目前在中国南方水网地区的水禽免疫中，H5N1亚型疫苗已被广泛推广使用。今年5月，数百万支新型疫苗又被紧急运到青海刚察县及周边地区。

　　中国国家首席兽医官、农业部兽医局局长贾幼陵在5月27日的中外记者会上介绍，设在哈尔滨兽医所的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5月18日从青海刚察县死亡候鸟体内分离到H5N1病毒，截至5月26日已有包括斑头雁、鱼鸥等在内的超过1000只候鸟死亡，“候鸟带毒是经常发生的，但出现这样大批的死亡，应该说在中国和国际上都比较罕见，以前也没有听说过”。

　　中国科学院的动物所和武汉病毒所等单位自2004年联合开展了“高致病禽流感病毒的野鸟疫源调查”研究。动物所的雷富民研究员说，项目正在进展之中，有关结果在没有完全确定之前不便对外公布。但他指出，野生鸟类感染H5N1病毒的事例提醒我们“禽－鸟”的传播风险，野鸟一旦带毒而不发病，则会“因为它们具有很强的游动性而给全人类的禽流感防治工作带来麻烦”。

　　至今，中国内地尚未报告人感染禽流感病毒的病例。但国内有研究人员已经未雨绸缪，开始了相关的科研储备工作。例如，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所和湖南师范大学的陈则教授正在进行禽流感疫苗的基础研究，他研究的不只是针对动物的疫苗，也包括针对人体的疫苗。

　　陈则说，国内尚未开展人用禽流感疫苗的临床试验，但就目前的研究水平而言，完全可能在较短时间之内启动临床试验。此外，上海生物制品所等单位也具备了大规模生产人用禽流感疫苗的技术条件，一旦需要，估计在短期内就可以实现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