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学术界无形中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伪科学运动，很是热闹了一阵子。众所周知，科学划界问题一直是科学哲学的热点问题。粗略地算来，即便从维也纳学派的工作算起到现在也超过80多年了，然而关于这个问题，科学哲学界至今没有给出一个令所有人满意的答案，只能根据经验给出一些简单的判据。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办法，能够一劳永逸地判断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伪科学。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防止伪科学的滋生与蔓延，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绝非简单地依靠打压以及武断地断言就能够解决问题。

　　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问题之所以复杂，是由科学的本性决定的。换言之，科学是探索未知世界的活动，对于未知的世界，只能通过大胆的猜测与反驳，一步一步地接近事物的本质。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提出无限多的相互竞争的假设，然后再根据新发现的经验证据，来检验这些相互矛盾甚至对立的假说，以此淘汰那些与事实不符的假说。通过这样的无限的试错过程，科学才逐渐由假说到理论，最后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关于世界的知识。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对待不同的假说？新假说的提出往往是与传统的、已经被接受的理论不相容，如果没有足够证据，仅凭打压与武断地否定，都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对于不同的学说争论，笔者认为应该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让各种假说在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的选择，而不是人为地根据主观判断来做出裁决。由于知识的分立特性，任何人也不可能在某一时间内掌握所有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为地裁决各种假说存在的合法性，无疑为科学探索未知世界的活动设置了不必要的障碍。而且，这样做还有可能产生许多无法预料，甚至极为严重的副作用。

　　科学史上前苏联的李森科事件就是一个典型，如果他们当时就能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来对待米丘林学派和摩尔根学派的观点，让他们在竞争中求发展，相信也就不会出现李森科事件这样的科学丑闻。

　　在中国当下，警惕反伪科学运动的扩大化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缺乏一种宽容精神，我们习惯于一言堂，我们养成了惟权威马首是瞻的文化惰性。从骨子里就缺乏独立的批判与怀疑的意识，而科学研究是需要独立创新意识的，如果任由反伪科学运动扩大化，无疑会让许多人在探索未知世界的过程中心存畏惧，不敢发表有违经典和权威的假说，害怕被扣上伪科学的帽子，从而直接影响科学发现的进程。非典期间，我国专家没有能够在第一时间最先发现致病原因就是明证。况且，这还不是伪科学的问题，充其量只能算不同观点之争，连不同观点之争都存在严重的畏惧心理，更何况是后果更为严重的伪科学呢？在相对艰难的学术环境中，一旦被扣上伪科学的帽子，基本上也就告别了学术界，甚至连生存都会面临无法克服的困难，这样大的风险何人不怕呢？

　　在没有现实可行的明确划界标准的情况下，谁有资格来判断一项研究是否是伪科学？以什么名义来做判断？是以科学的名义还是以真理的名义？判断失误怎么办？科学史的研究已经充分证明：科学的发展是靠各种不同的假说之间相互竞争来推动的，不是靠反伪科学来达到的。魏格纳的大陆漂移学说，不会因为当时的人们无法接受就被完全否定其存在的价值，哥白尼的日心说战胜托勒密的地心说也不是靠打压完成的。科学最终的进步不是靠打压和武断的断言来实现，而是靠无数的经验证据的支持、靠竞争、靠它自身的杰出的解释能力被接受的，哪一个假说能够解决的问题越多，哪一个假说越容易被接受。

　　再者，科学的发展需要一种宽松的环境，更需要一种不同观点之间能够平等对话，进而形成良性互动局面。保持宽容的竞争环境，不但能够促进科学的发展，而且有助于一个社会的思想解放，这对于科学精神的普及也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科学精神的精髓就是合理的批判与怀疑精神。对于当下的中国，能够有今天这样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来之不易，更应加倍珍惜，而不应人为地增加其发展的坡度。没有人会愿意相信伪科学，尽管伪科学经常以各种蛊惑人心的方式出现，但是如果它不能解释许多实际的问题，不用命令，人们就会自动放弃它。想想看，今天还有多少人真的相信算命术？

　　因此，在科学发展的问题上，应该具有一种开放的胸襟和气魄：给任何观点一个表达的机会。实践会证明，哪一个更科学。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曾说：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如果科学连一点相反的意见都害怕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太低估科学的生命力了？(李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