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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特试图极大地调动起主体的自由选择的意志，但却缺乏对真实的社会条件的认识和思考

　　今年6月21日是萨特一百年诞辰，今年也是他去世25周年，而他去世的1980年正好是中国开始出现“萨特热”的时候。另外，今年还是另一个法国著名思想家阿隆的百年诞辰，但阿隆乃至较后出生的加缪在中国都从来没有像萨特这样热过，所以，一个饶有趣味的与外来思想接受史有关的问题是：当时中国年轻人热衷的为什么是萨特？萨特对我们今天又有何意义和局限？

　　我也曾经是当年“萨特热”的一个目睹和参与者，甚至可以说，我最早的真正学术意义上的著述就是从研究萨特开始的。当时激动我的字眼是“自由”，所以接连写了一组有关萨特的论文，试着分析萨特的自由本体论、自由伦理学及其中关键的“自由”概念。

　　回想起来，那时我们更多地关注萨特而不是别人，大概首先是因为萨特在法国也一直很有影响。萨特在二战期间就因写出了《存在与虚无》等深奥哲学著作和《恶心》等小说、剧本而引人注目，战后他除了继续大量写作之外，还积极地干预和介入政治，加上从1945到1975年这“光荣的三十年”左翼知识分子在知识界占据主导的气氛，使作为左翼知识分子领袖和象征的他，名声和影响可以说一度如日中天。

　　更重要的当然还是他的文学天才和特殊思想的吸引力。在20世纪中期的法国作家里，总体上说来，萨特的文学天分可能是最高的，而他写作又极其勤奋多产，对小说、戏剧、散文、政论等各种形式也都驾轻就熟。而他对一个被宰制的外部世界的荒谬和“恶心”感、他的自由哲学、他对主体的弘扬，他的强调个人选择、他对“不诚”等概念的细致分析、以及“他人是地狱”的呼喊和“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呼吁，对当时刚从文化禁锢和压制的气氛中走出来的中国年轻知识分子来说，自然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何况，这些思想很多是通过一种极其生动有力的艺术形式表达出来的。他注定要因此进入“不朽者”之列。

　　当时许多中国的年轻学子，对反映萨特具体的政治立场和观点的作品并不是太感兴趣，而是醉心于其将哲学与文学融为一炉的那些杰作。而我们今天纪念萨特，也自然应当是更清醒了。我们怀念他，也是怀念青春、怀念生命力的洋溢、怀念那个重视思想、愿意热烈地为自己认定的理想和正义而斗争的“激情时代”。除了他的思想艺术成就，他的参与和斗争的精神，他对于被压迫者的同情，也都是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的。

　　但是，借用萨特很喜欢的一个词：“处境”或“境遇”(situation)，我们会意识到，借鉴任何西方思想都有一个谨防“处境错位”的问题，他们的处境不同于我们的处境，他们面对的问题也不一定是我们最紧迫的问题。我们通过萨特的教训也可以知道：在反抗直接面对的专断权力时，却有可能和更遥远的专横乃至暴虐的权力结盟；在反对世界一个方面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霸权时，也有可能对另一方面的政治和军事霸权或恐怖力量投怀送抱。亦即，任何否定都可能同时也是一个肯定——肯定一个可能更难于忍受的东西。

　　另外，在斗争和反抗中是不是像加缪一样坚持道德底线，或像阿隆一样坚持某种清明思想，以及是否仍可容有某种马塞尔那样的精神信仰，这都不是从萨特那里可以得到恰当解释的。萨特试图极大地调动起主体的自由选择的意志，但却缺乏对真实的社会条件的认识和思考。他许诺的在《存在与虚无》和《辩证理性批判》之后分别要写的有关伦理和社会等内容的新卷都没有兑现，这不仅是兴趣的转移，其实也是他的思想逻辑所难能。而如果没有社会性的承担，自由就可能退缩为只是说“不”的自由，印证萨特自己所说的“人是一堆无用的热情”。

　　所以，即便只是在法国与萨特大致属于同代人的思想家中，除了萨特，也还可以去读一读阿隆、加缪等。这样的阅读的意义就在于：各种不同的观点及其互异的表达形式在使我们得到思想和艺术愉悦的同时，还可以互相构成一种清醒剂乃至解毒剂。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伦理学研究室主任何怀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