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没有见过哪个国学人士，要为借来的西方学术设定偿还期。看来到时候是还不起的。那么，为什么不大大方方地把不得不“借”的东西“要”过来，变成自己的财产呢？

　　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国学研究院，计划要每年招20－30名6年制本科、硕士连读的学生，雄心不可谓不大。这一研究院的目标，显然是要振兴中国传统文化了。但看看其对国学的定义，却不免有几分糊涂：“国学指近代以来借鉴西方学术、理论、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

　　这个定义，好像很开放，其实却很狭隘。说开放，是指其所谓借鉴西方的方法研究中国的学问，不是用中国的方法来研究之说。用很时髦的话来说，这恐怕是所谓西方“文化霸权”的又一个例证了吧。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像笔者这样在美国的大学里吃中国学问这碗饭的人，倒像是比国内的鸿儒名宿更为正宗。这实在有些让人不敢当了。

　　不过仔细一想，这样的开放精神又有些滑稽。我们常常说“借鉴”西方。为什么不说“采用”呢？这很能反映我们的文化心理。现在我们谈中国文化，不借鉴西方的语汇几乎没有办法谈下去。

　　去年笔者与几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就读经问题展开过一轮辩论。唇枪舌剑之后，很认真地探求过一番对方的文化底蕴。结果发现，对方虽然口口声声中国传统文化，但真正“当家的”，不是孔孟之道，而是哈耶克、伯克等人。你读他们的文本就能看出来，他们一引这些外国人的话才理直气壮。既然如此，还读经干什么？大家读哈耶克、伯克不是挺好吗？其实后来所谓的“文化霸权”一词，也是西方学术界的产物。

　　这样的窘境，说明我们其实很难把中国的现代文化从西方文化中清楚地区分开来。但国学派的许多人士，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似乎最大的使命就是要抵赖自己是谁，一定要为自己界定出一个中国的文化精神，找出一些自己独有别人却没有的东西。可惜不管怎么界定，自己身上的“洋味儿”就是去不掉，离开人家的语言就话也说不清楚。于是，国学为了区别于传统学术，干脆称自己是“借鉴”西方的方法，为自己使用外来的词汇增加一些合法性。

　　妙就妙在这个“借”字。

　　顾名思义，“借”来的东西是一定要还给人家的。笔者小时候向父母要钱，明知道不会还，就干脆说“要”，不说“借”。等有了工作，具有偿还能力后，才有借钱的事情。国学派似乎承认自己目前有些窘迫，需要一些文化和学术上的借贷，心里大概想以后成了气候，要把借来的东西都还回去。也许我们有朝一日可以以中国的方法研究中国文化，和西方划清界限。

　　可是，这有多大的可能呢？笔者没有见过哪个国学人士，要为借来的西方学术设定偿还期。看来到时候是还不起的。那么，为什么不大大方方地把不得不“借”的东西“要”过来，变成自己的财产呢？

　　这就是笔者对国学要说的几句最关键的话：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中国文化只有和世界文化融合才会有生命力。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把西方的传统当成一种人类的传统，当成我们自己的传统，“要”过来就完了。比如希腊罗马的古典学术，不仅是希腊人、意大利人学，英国人、德国人、美国人都在学。后面的这些“外国人”学起来，从来不说他们要“借鉴”希腊罗马的传统云云。人家就是把这些古典传统当作自己的文化精神。整个西方世界都能受文艺复兴、启蒙主义之益，也正在于此。

　　所谓“借鉴”，实际上还是体现了国学派对融入世界文化的不甘心，要用个“借”字表示内外有别。一些自称是文化保守主义的知识人，明明同时受了西方和中国文化的影响，却也要挖空心思表明这些影响属于“借贷”之列，而中国文化才是自己的根本。带着这种传统弘扬国学，笔者怕是“国学院”会变成一块文化上的“自然保护区”，与现实的世界越来越不搭界。

　　薛涌

　　作者：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