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电脑公司戴尔的一名员工写信,告知美国的客户,希望他们不要购买另一家美国电脑公司IBM的产品而转买戴尔产品,理由是IBM已为中国的联想公司控股,“现在客户们每买IBM的一美元的产品,都是直接支持和资助了中国政府。”

　　闻听此言，先是诧异，接着便感到遗憾。一家堂堂的国际大公司的员工，身在一个讲求自由贸易的国度，又处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怎会有这种违背商业准则的言论、贸易保护主义的狭隘眼界和有悖时代潮流的民粹主义思想？

　　虽然这可能只是部分团体、部分人的个别言行，也不知他（或者他们）究竟代表了谁，但如果联想近一个时期以来，美欧等重新泛起的对华产品的贸易保护和贸易歧视“逆潮”，甚至于散发出的种种“妖魔化”中国的谬论，这点言行便不足为怪，但这种倾向又足以让我们重视。

　　目前，以美、欧为首连带起一些发展中国家对华挑起的又一轮纺织品贸易大战，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一些国家的政客们，打着保护本地市场份额、本地劳动力就业的旗号，横加阻挠物美价廉的中国纺织品的市场进入，对更多的中国商品不断地进行反倾销，进而逼迫人民币升值。表面上看，似乎这是要保护其本地的市场和就业，而实质是实行起新的市场保护主义，它是旧贸易保护主义的翻版，为的只是追求贸易原则的一己之利，而不愿为别国付出应当承担的义务和代价;在利益面前，利用已有的话语权，实行“两重”或者“多重标准”。其最终目的是通过赢得经济选票而稳定住自己的政治选票。

　　更深一层次地看,这其实是西方国家部分政治集团秉行的一贯政治立场。中国太庞大了,他们不希望一直看到一个没有遏制的经济蓬勃发展的中国。于是,他们阻止的不只是“中国制造”,而是要对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设置种种障碍,归根结底是,他们担心强大了的中国,会影响他们的国家利益,会影响他们政治集团的宗旨,会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美国政府著名的高级智囊布热津斯基曾在2000年一篇题为《如何和中国相处》的文章中坦言,“美国在明确其更长期的对华政策、应对更直接的政策困境时”,对中国的认识非常混乱,“自称了解情况的有关中国的文章,往往观点混乱,有时甚至近乎歇斯底里地走极端……中国被刻画成2020年代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反美强国的邪恶形象”，而“一个显见的基本事实即中国国土广袤,不容忽视;中国历史悠久,不容藐视;中国雄心勃勃,不容我们对其想当然。”因而,“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战略任务应该是使中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发生真正历史性的根本转变:使他们不再把中国看作自我孤立的中央王国、天朝,或者世界革命的中心。”这就是其基本政治价值观。

　　与此同时，布什政府近年来巨大的贸易和财政赤字与就业不理想的经济复苏环境，也要求急不可待地转嫁负担，面对越来越大的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说，“美国自由贸易的钟摆越来越倾向保护主义方向了。”美国前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也表示，“任何中国对美出口急速增长、致使美国物价下降的行业都有可能成为贸易关系紧张的新焦点。”当然，在这一方面，欧盟国家则是在追随美国中实现自己利益的。

　　无论是从世界贸易规则还是世界产业分工角度看，包括中国纺织品出口在内的“中国制造”商品,发挥着自己的比较优势,也在承担着本国在世界生产价值链上的角色，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经济成就不仅使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实现了经济起飞，也通过自由贸易承接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自然转移,为更多的世界劳动者带来了福利。

　　而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各国都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国内产业结构调整过程，欧美等发达国家在敦促发展中国家进行改革的同时,也必须眼睛向内,通过自身的市场结构、劳动力结构和产业的调整，解决国际收支平衡问题，而不是只是向发展中国家转嫁负担。否则,以贸易自由化和市场化为中心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就会走向反面。

　　当然，这对中国政府来说，更需要好好汲取经验教训，审时度势、做好战略性应对。面对霸权经济思想下的新市场保护主义任意践踏WTO规则,面对大国和经济体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博弈，中国在一再让步和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强硬地表达了“你增加半斤压力,我减少八两负担”这一张扬尊严的大国姿态，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展示,是维护享受世贸组织规则的通用权利,更是对国内产业应有的利益保护。而值得深入检讨和不可忽视的,中国多年来粗放的外贸增长方式，一味地依靠廉价劳动力、牺牲过量初级生产要素,高度依赖外部市场,寄托大量无序的企业价格竞争而支撑起来的贸易大国,也显然到了一个转折的关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