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5·18”人民币升值预言破灭后，各方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猜测与关注。昨日在北京举行的国际货币会议(IMC)，以及本周末将在伦敦召开的G8(八国集团)财长会议，人民币汇率问题都成为或将成为焦点话题。尽管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一再强调，中国汇率机制改革没有时间表，但是不少投机者却坚持认为，人民币升值只是时间问题。

　　近期升值不是最佳选择

　　人民币近期升值是最佳选择吗？从刚发布的2004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BOP)分析，去年中国贸易顺差只占GDP的2.9%。除去基本平衡(BasicBalance，经常账户＋外国直接投资)，去年外汇储备新增额的一半以上(1030亿美元)来自证券投资(197亿美元)，国外汇款(194亿美元，此项目虽为经常账户，但其数目之大就有投机之嫌)，其他短期投资(379亿美元)和遗漏(271亿美元)。可见，流入中国的资本极具投机性。人民币现在升值只会回报投机者。如升值不大，中美贸易顺差不会有任何改善,也不能消除中美贸易摩擦。相反，还有可能影响政策决策者信誉，导致投机者和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者会变本加厉要求更大的下一轮升值。

　　人民币现在升值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也会大于预期。其原因如下：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需要每天近20亿美元的资本流入。人民币升值将使资本流出美国，造成美国利率飙升。高利率将会压缩投资，同时很快会戳破日益攀升的房地产泡沫。美联储的数据表明，美国消费者去年从房产升值的收益中拿出2230亿美元用于消费(约2%的GDP)。房地产泡沫破裂将在很大程度上抑制消费，导致美国经济萧条。同时，由对冲基金炒起的原材料泡沫也会随之破灭，加大美国金融体制风险。美国的经济萧条会很快波及全球经济增长，中国及东亚将可能首当其冲。

　　汇率调整负担不只在中国

　　那么，人民币何时变动为佳?笔者认为是今年年底。今年12月东亚(十加三)首脑将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第一次东亚经济共同体高峰会议。高峰会的宗旨是为建立一个以欧盟为模式的东亚经济共同体奠基。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东亚经济区如何增进经济整合，应对世界经济新一轮的不平衡。

　　自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除少数国家(新加坡)外，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有效汇率(REER)都没有达到1997年之前的水平。同时，区内金融体制受呆坏账影响，融资不畅，造成国内投资下降。除中国以外，大部分东亚国家的投资占GDP比只为1997年前的一半左右。其经济复苏的根源在于出口。与美国经济相反，所有东亚国家(包括日本在内)都有储蓄超过投资的问题。其实，当今世界经济的不平衡是美国与东亚经济的不平衡，这也是人民币汇率单独调整无助于解决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如果汇率调整的负担仅落到中国一方身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不承担相应的责任，就会产生“搭便车”的问题，美国和东亚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并不能得到根本解决。此外，东亚地区建立的生产和分销网强调了整个地区货币稳定的重要性。该地区的GDP中贸易所占比例巨大表明，汇率稳定仍然是一项重要的政策目标。为避免汇率的过度波动，东亚有必要积极协调下一轮的汇率调整。而协调汇率调整也只能在有共识的前提下产生。因此，东亚峰会为汇率协调提供了一个极佳条件。除汇率以外，东亚也有必要协调积极财政政策，从而解决区域内投资不足问题。

　　另外，近25%的美国外债已为外国政府机构所拥有，其中以日本、中国为主的东亚政府占主导，这也为区内和东亚与美国的政策协调创造条件。区内汇率和积极财政政策调整和协调有利于减低美国贸易赤字和增大东亚对区外需求，转移世界经济驱动中心，从而使美国经济能有时间解决其双赤字问题。这样一来，美元不必过度贬值，美联储也有时间渐渐挤压房产泡沫，以使全球经济不受负面影响。

　　税制、透明度和可预期性

　　对于来自国际金融市场和美国的人民币升值压力，除汇率政策外，中国应该迅速采取怎样的回应呢？

　　就近期而言，作为对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直接回应，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彻底取消从1998年以来实行的出口退税政策。由于降低或取消出口退税本身将会在事实上使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因此，来自美国保护主义的压力也将会因此而减轻。这样的政策将向世界表明，在当前的全球经济调整进程中，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伙伴。实际上，这种政策最为有益之处在于它与中国自身的政策日程是相适应的，因为就现在的中国而言，出口退税政策已经过时了，并且维持费用太大。

　　另外，尽快让中外资税收并轨也能减少投机外资流入。中国政府也可以敲定一个中美双边贸易采购单来控制和减少中美贸易摩擦。

　　中国政府也可以利用这次机会，采取措施使其外资政策与中国的入世承诺保持一致。尽管有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但就吸引大型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而言，中国实际上并不完全成功。许多跨国公司一直对于落户中国犹豫不决。这是有原因的。比如，最近由日本国际合作银行(JBIC)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尽管中国已经成为日本投资者的首选，但中国的外资政策和规则仍然不够完备，缺乏透明度和可预见性。中国在这些方面的表现，在日本对外投资的国家中，是不满意者之一。虽然有广泛的优惠政策，可是相关的税收制度却不透明且经常变动。就现行外资制度而言，尽管其取得了量的成功，但是，仍需要通过提高透明度和可预见性来予以完善，从而吸引跨国公司的大规模投资，取得吸引外资的质的成功。因为这些公司倾向于提供高科技，并愿意以高工资雇用大量的熟练技术工人。这将提高外资部门及内资部门间的相对工资水平，并最终导致中国总体工资水平的提升，从而刺激国内需求的增长。

　　积极财政政策优先“落户”农村

　　在70%的中国人口仍然居住在乡村的情况下，农村基本建设的需求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当前，中国农业领域因公路不足、灌溉系统残损不全、教育缺乏、卫生条件落后而备受困扰。所以，中国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应该继续并优先使用在落后的农村地区，因为投资农村有助于减少地区收入不均。

　　另外，中国政府投资于农村基本建设的长期意义在于，这将提高中国农村贫困群体的生产力和收入水平，从而提高内需。而只有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市场对本币资产需求极大。国家可在国内外市场发行人民币长期国债来满足农村的这些巨大基础设施需求。相应的积极财政政策，也可解除因大量资本流入而必须采取的冲销政策(Sterilization的负担来保持汇率稳定。

　　(作者为日本经济产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和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