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处费”的功效

　　5月25日，省城某国有医院住院部。记者眼前有一个大木箱，顶面上留有一个长方条小口。箱体上有“拒绝红包，检举红包”字样。“红包泛滥到何种地步，红包到底有多大？看看这个大箱子就知道了。”旁边一位60多岁的老人说。老人叫周天武，吕梁市临县农民，一年前发现嗓子眼里有异物，他先后在县医院、市医院看过，最后来到了省城大医院。说到红包，老人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我和病房的人打听过，主刀大夫给500，其他两个大夫和麻醉师给300，红包早就送了。”老人说这话时，显得很自豪的样子。在他看来，红包和他的病是相联的。和周老汉心甘情愿送红包不一样，魏先生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拿出了捂了又捂的红包。今年大年刚过，在政府部门工作的魏先生发现左脚小拇趾有长粗的趋势。到医院拍片发现，小拇趾趾骨已经成了葫芦状，大夫建议尽快手术。通过熟人介绍，魏先生住进了医院。在他看来，医生知道他大小也是个政府干部，总不能连他的钱也敢收吧？因此，送红包一事虽然在心里思量过，但不想送的成分较多。手术前一天晚上，戏剧性的两幕发生了。晚上8时许，主刀大夫查房时和魏先生商量填充用的骨头从哪里取。怕魏先生听不懂，主刀大夫煞有介事地比画着说：“你生毛病的地方在左脚，如果填充用的骨头从左腿甚至左脚取就好了；但是，手术中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没准要到右下肢或两个上肢上取一块。”说完这番话后，主刀大夫一转身走了，临走还不忘说一句“明天手术，早点睡啊！”主刀大夫刚走不到十分钟，麻醉师推门进来了。“谁叫魏××？明天第二台手术，大约在十点左右，听说你是政府工作人员，我特意来看看你。大家的工作很辛苦，我们也一样，工作中也容易出差错，你说万一麻醉不当，不是病人在手术台上嗷嗷叫就是术后两天不醒。大家工作都很不容易，得相互理解啊，你睡吧，我得走了！”麻醉师进门不到两分钟，几乎没有等魏先生回话，人已经开门走了。为了自己右半身不挨一刀，也为了不要在手术台上大叫，魏先生立马安排妻子送出5个价值达1500元的红包。以前，红包只送给手术台前的医护人员，但现在红包越扯越大，已经大到连配药输液的护士都要照顾到。毛大爷是位老干部，患有多种老年疾病。每年春天，老人家都要住院保养些日子。因为长年用药，其中一种红色药剂，老人和老伴都记住了名字———参脉注射液。今年春天住院保养时，老两口总觉着液体的颜色不如以往的红。有人点拨说，你们没有给配药的护士红包吧？否则，领回的药不给你用或用药不全。同时，大夫证实说每天给毛大爷下方的参脉和以前一样。至此，毛大爷如梦初醒，赶紧让儿子去挨个打点。红包一送，毛大爷第二天输液的液体颜色就正常了。值得一提的是，记者一位朋友的妹妹在省城某大医院当护士，记者去朋友家里时，常见其母打着吊瓶。问哪里不舒服，其母总笑着说：“没有事，保养一下。”当时我还想，她家穷得连孩子上学都成问题，怎么还有钱保养呢？现在记者可明白了。

　　从一顿饭到潜规则

　　就太原目前的经济水平及市民的消费水准来说，普通患者多数是迫不得已送红包。对此，红包的收受者们是如何看待的呢？记者采访了部分医疗工作者。张保昌（化名）今年45岁，某医院科室主治大夫。张说，医生收红包是近十年以来的事，此前做个大手术误了吃饭时间，受患者家属之邀最多吃顿饭。就是一顿饭，好多大夫都不好意思去。1985年以后，市场经济开始活跃，大字不识几个的人稀里糊涂就成了万元户、百万元户。相比之下，读了十几年书的大夫们一个月还在坚守几百元钱的阵地。“拿手术刀的不如抄剃头刀的”就是对知识分子的奚落。落差出现了，不平衡心态就有了，一些医护人员心里不免出现一些波动。出现红包现象还有一个特殊原因：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就医时总想来点优先或照顾。这样一来，“好处费”出现了。不算富裕的人看有人送钱送物得到了照顾，自己也开始效仿。慢慢地，“好处费”演变成了今天人们所说的“红包”。以前人们送红包多数还要通过中间人，现在简单了，手术方案一定，谁主刀、谁协助、麻醉师是谁全都告诉你，剩下的事自己看着办吧。但作为医护人员来说，绝对数量的人都是在尽力工作，没有谁因为没有收到红包就怠慢患者。刘红平（化名），某医院科室主任。针对红包现象她谈了自己的看法：医疗行业虽然不是权力机关，但这个行业关系人的生命健康。权力机关有自己不曾公开的秘密，医疗行业也是如此。红包就是医疗行业不曾公开的秘密。目前社会风气下，医生不收受红包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住院需要做手术的患者，无论多少都会在私下给医生点好处，就是护士也得馈赠点礼物，这已经成了潜规则甚至是惯例。这种事情不需要有人提醒或暗示。当然，不论拿不拿病人的红包都会为患者尽力，因为这是大家的本职工作。每一个人都不会拿自己的社会声誉开玩笑。

　　扭曲的医患关系

　　目前情况下，尽管收送红包者可能都有一万个理由，国家有关部门对红包收受还是说出了“不”。之所以这样，有关部门对此的解释是：红包扭曲医患关系。律师张红斌说，患者住院都要和医院签订拒收红包协议，然而效果堪忧。我们看到的是：一边是承诺“拒收红包”，一边却是患者不送“红包”绝不安心。有的医院甚至认为“红包”非医生自己索取，并不违反规定。还有一些医院表面上收受红包的行为有所收敛，实质上却是从“地上”公开收受转入了“地下”索取，不管是在收患者红包的时间、地点还是方式上，都日趋灵活而不易被觉察。张说，红包之所以存在有其深层次土壤，但救死扶伤更是医生天职。医院本是公共资源，医生享受着国家较高的待遇，患者看病已经花了医疗费却还要掏红包，我们不能不说医患关系已被严重扭曲。对“红包”治理问题，有关部门虽然没有少“严禁”、“通知”、“不准”，但目前的结果却是“红包”依旧，“红”流如潮。造成这种结果的最关键原因，就是“有关部门”对收受“红包”的处理极为暧昧。拍拍掌心、打打屁股式的处罚，对于从“红包”中获利不菲的人来说，出不了血、见不了“红”。如果真能让收受者“谈红包色变”，那么，根治“红包”就有了希望。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