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琤老人默默地摩挲着石碑，仿佛抚摸着那段不忍回视的岁月

　　兴隆大街44号，粤海港检疫所旧址。两层结构的黄色楼房，外墙已经开始剥落。

　　这里曾经是侵华日军进行细菌大屠杀的旧地。1938年，侵华日军第四支细菌部队波字8604部队在这里组建了细菌试验所，对外称“华南防疫给水部”。数以千计粤港难民惨遭秘密杀害。

　　昨天，72岁的肖琤站在楼下，追忆往事百感交集，60年前同他一起在这“炼狱”里、今天还能看到阳光的，只剩他一人了。

　　病在难民所

　　1942年，他才10岁，和父亲、弟弟一起被送进日军设在广州南石头的难民所。难民所吃的常不够分量，且是劣质大米。

　　“弟弟没多少天就开始经常性全身发冷，我把捡来的破棉被都往他身上堆，但他还是很快没有了呼吸……他才7岁。”

　　这个怪病又很快出现在肖琤身上，他也全身发冷，开始烂脚。而据有关细菌战史的专家分析，这样的症状正是感染了日军细菌武器伤寒菌和炭疽菌的典型症状。

　　这座难民所，常规容纳人数是1200人。不断有人死掉，不断有人进来，同样的命运。

　　1942年香港沦陷后的三年零八个月中，先后有104万香港难民迫于生计逃回内地。其中一条逃难线路是坐船从珠江口进入广州。从这条路线逃回的难民起码有几万人，而南石头难民营就设在这条路线的终点。

　　逃跑的下场

　　难民所是一个四方建筑，北面出口处有两个哨岗，东边临珠江处也有一个哨岗，难民一般选在没有月光的漆黑夜晚逃离。肖伯说他不记得有没有人逃离成功，但日军处死捉住的“逃犯”的暴行却深深印在他脑海里，常让他不寒而栗。

　　肖伯回忆，处死手段有很多种，最常用的有三种：放狼狗咬，逼其他人围观；用刺刀把人戳得千疮百孔，折磨两三小时才刺死；用“火水罐”罩住头部，把人拉到烈日下“罚站”，活活把人闷死、晒死。

　　人体细菌试验

　　对于年轻、健壮的，日军把他们带到离难民所不到300米的粤海港检疫所里进行细菌试验。日军在那里培育了“霍乱”、“鼠疫”等细菌，先让蚊子感染上这些细菌，然后把“难民”赶进充满蚊子的房里，让蚊子叮咬。有的人则被带有细菌的刀子刮掉大腿上的一块肉。那些被试验的“难民”基本上都死掉了。唯一逃离的一个人是本地人肖树，因为熟悉地形，在一个深夜通过地下水道逃了出来，赶紧找医生医治，才脱离了生命危险。

　　两个化骨池

　　肖伯拿出一张自己手绘的南石头村难民营图表。图里标得最触目的，是两个化骨池。

　　就在肖琤进入难民营的同时，他的父亲被日军强迫去那幢小楼抬尸体。“尸身伤痕累累，很多人被割肉做实验。”父亲告诉他。6名抬尸人，3张帆布床，另加一辆运尸板车，每天运尸达数十具，但还是抬不完每天死去的粤港难民。为了省事，日军就在难民所内建了两个化骨池。

　　这是两个面积在25平方米左右，高约三四米的无底混凝土池，最多可分别堆放五六十具尸体，有时放在上面的人体的嘴巴还会动。放满后，加入药水封盖，约十多天，尸体的血肉开始烂尽，水分渗入地下。然后日军叫运尸工在深夜打开盖再放尸体。

　　“附近一带臭得要死。到后来，化骨池也化不过来了。”肖伯回忆。于是，日军雇人在南石头村南箕路挖开一条深沟，尸体填满后，就在旁边再掘另一道沟。如此，埋尸的深沟就一道道延伸开来。这样被埋的难民尸体可能在几万具左右。 文/图 本报记者　罗颖　通讯员　海宣

　　“1942年2月—5月，日军侵略香港，使香港难民大量被赶出市区，沿珠江溯流而上涌进广州，他们大部分被关进广州南石头难民收容所施以惨无人道的细菌战。日军派飞机取来肠炎沙门氏菌(副伤寒菌)，指使班长将其投放到饮用汤里……难民在不知不觉中就中了细菌之毒。……沙门氏菌死亡率很高，陆续出现了死亡……”

　　———侵华日军第8604部队检验班长丸山茂的回忆

　　1994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沙东迅教授调查证实，1938年到1945年间，日军1200名专业人员，就是在现为中山医科大学图书馆旧楼的地方从事细菌研究和病体解剖等。而当年南石头难民收容所，实际上是8604部队的细菌战实验场所。这段历史终于昭彰于世。

　　1995年，几位民间人士自发在广州造纸集团居民区一个水塔围院旁竖了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