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国关于联合国改革问题的立场文件》。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之争渐趋激烈而中日关系紧张微妙的时刻，中国政府的这份立场文件，很容易被理解为同此前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的言语表态一脉相承，而将中国政府反对四国联盟提案的立场形诸文字与文件，是为中国政府在此问题上最终态度的明朗体现。

　　但事实上，即便这份立场文件确有此意，但近万字对于联合国各个改革项目的主张论述毕竟不是“打掩护”的空洞之言，其间所涉及的种种具体支持、反对，以及另作建言的内容，其实正是中国政府对于国际秩序的整体主张。这种具体明确而整体性的表态，于联合国改革事务而言，显得极负责任，而于中国多年来的外交传统而言，却显得颇为少见。联系最近中国政府在能源外交、对日政策、人民币升值压力、纺织品出口摩擦等等事件上的硬朗表现，或许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政府无疑日益感觉到，在国家各种或具体或抽象的全球利益成型凸显的新局之下，政府外交更应当“有所作为”了。

　　2001年年底，中国加入有“经济联合国”之称的世贸组织，意味着这个多年游离于国际主体秩序之外的国家要“龙归大海”，接受全球化浪潮之下的全球规则与贸易红利。其时，中国的学界、商界与媒体，对于全球化的利弊也展开了广泛讨论———在肯定经济合作前景的同时，也指出国家主权将遭遇激烈冲击，因此呼吁中国政府应当迅速明确自己参与全球化的利益所系与基本立场。

　　时隔4年，态势与中国政府的选择已然大致明朗：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而强大国势，而国势渐长之下，中国政府维护主权与国际秩序之主张的筹码亦在迅速增添。这一点，在《中国关于联合国改革问题的立场文件》中即有充分的体现：无论是在贫穷、环境等发展问题上，还是在裁军、反恐、制裁、维和等安全问题上，或是在法治、人权和民主问题上，以及关于如何加强联合国问题上，中国政府的主张依旧，但措辞坚决，有别于过去模糊外交时代必要的防守性姿态，一种明确主张、参与制定规则的进取与锐气跃然纸上。

　　这无疑是“中国崛起”与“中国世纪”的另一重当然场景，是“世界工厂”与“全球经济新引擎”的必然诉求，对于中国自身而言，更是塑造自己大国形象的自觉努力。而且很显然，作为在既存国际秩序之下崛起的大国，中国是在力图通过对国际秩序的理想主义诉求表现自己的新风貌，这种风貌，既不是看破红尘、老于世故的暮气，也不是锱铢必较、言不及义的俗气，不是一味说不、弃权的“不先生”，更不要成为令世人猜不透、看不懂的神秘大国。

　　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曾经写道：“历史的最大教训之一，就是没有一种文明被视为当然。它的获胜绝不是确定无疑的。如果你出了很糟的牌、犯了足够多的错误，角落中的黑暗年代便总是在等着你。”中国从经济的成长中获得了对国际政治的更多自信与发言权，正是一个文明开始有牌要出的关键时刻。而中国如何出牌，国际社会又如何对待，将是21世纪中国前路与全球政治变化走向的重要凭据。

　　相关报道见昨日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