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桂五

　　前些年我应邀外出讲课，常讲：诺贝尔经济学奖金，应该颁给陈云同志。近来我想，这个评价太低了。那些获奖者同陈云同志比，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他们都没有在世界人口第一大国里做过实际工作，他们的理论，总是失之偏颇。例如，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等人强调自由市场，斯蒂格里茨则强调政府调控。而陈云同志，早在50年代初就提出了“大计划，小自由”的经济工作指导思想，既注意自由市场，又注意政府调控。这比那些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理论要全面得多，正确得多。我认为，陈云同志堪称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一、伟大经济奇迹的创造者，领导者

　　1950年10月，任弼时同志逝世后，陈云同志进入我国的最高决策层（当时的五大书记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经常在毛主席故居院中的大松树下议政决策。

　　那个时期，我国经济极为艰难。由于八年抗战（1937—1945），三年内战（1946—1949），经济秩序混乱不堪，通货膨胀严重之至，真可谓“国库空虚，民不聊生”。但在仅仅三年之间（1950—1952），经济秩序就步入正常轨道，为实行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基础。不但制止了通货膨胀，而且城市里基本上无人失业；农民绝大部分吃饱了饭，穿上了新衣，盖上了新被。这一成就使世界各国刮目相看。

　　那几年的经济逐步走上正轨，是在“边抗，边稳，边建”的“三边”情况（抗美援朝战争，稳定物价，恢复和建设经济基础）下取得的。在世界人口第一大国里，在连年战争、经济混乱的形势下，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争取到经济稳定，天下大治的局面，不能不说是二十世纪的经济最大奇迹。试想，除了中国，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有过这种经历呢？没有！

　　这项奇迹的出现，应首先归功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同时，也应归功于当时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同志的杰出贡献，因为许许多多经济方针、政策、措施等等，多出自他的手笔。

　　二、总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当作经济工作的头等大事

　　陈云同志的名言之一就是“既要吃饭，又要建设”。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先要保证“吃饭”。

　　陈云同志时刻注意市场和价格水平的变化。他的秘书、司机、警卫人员每次返乡探亲回京，他都要问：你们家乡的粮食每斤多少钱？猪肉多少钱？鸡蛋多少钱？

　　中财委时期，他就告诫大家不要盲目建设。他说，项目上多了，就要多发票子（货币）。而发了票子，收不回来，物价就要“波一波”（薄一波三字的谐音），人民生活水平就不稳定了。

　　在一五计划末期，他潜心研究化肥和化纤这两个密切关系到群众生活的问题，并向中央提出报告。

　　三、十分关心金融市场

　　据当年中财委办公厅秘书处长廖季立同志说，那个时期他每天上午的首要任务，就是把当天的金融日报（内部机要文件）摆到陈云同志的办公桌上。这说明陈云同志最重视的就是金融行情，包括货币发行、回笼情况以及外汇变化情况。而金融正是市场经济的集中反映。有人说，陈云同志是“计划经济”的典型代表。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见解，是不了解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

　　1961年1962年，中央重新请陈云同志主持财经工作，我记得陈云同志到长江下游地区作了深入调查后，中央发了内部急电：收回各地发票子的权力，恢复中央统一发行货币的权力和体制，绝对不许各地再滥发货币。接着，又发布了回笼货币的政策，即“高级馆子、高级糖果、高级袜子”（俗称三高）政策，将部分不急需的商品价格，提高若干倍（有的五、六倍，有的十几倍，视需要而定），以及其他政策、法令，包括2000万城市劳动力返乡，重新开放“自由市场”等等。在1965年前后，国民经济和物价水平基本恢复到正常水平。

　　要知道，如果不是请陈云同志重新主持经济工作，我国的国民经济不知还要糟到什么程度。在陈云同志复出之前，生产下降，物价飞涨，商品奇缺。民谚说：“七级工，八级工，不如农民一沟葱”，意谓一沟葱就可卖一百多元钱。有的农村，中华烟不是按条、按包、按支卖，而是抽一口两毛钱。小学生开学买不到铅笔刀，老太太做衣服买不到剪子，等等。

　　然而，陈云同志复出后，不过三年，经济生活，物价水平又趋于正常了。

　　四、精打细算，实事求是

　　陈云同志多次强调：该花的钱，一定要花，一分钱也不要少；不该花的钱，一分钱也不能花。他赞赏群众说的“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节约精神。1951年初的一次中财委全委大会上，他提到：朝鲜战场上的喷气机驾驶员，原定的伙食标准相当于五个小灶（注：那时干部食堂分小灶、中灶、大灶三个标准。小灶标准最高）。有的驾驶员知道后，坚决要求降低下来。他们说：毛主席才一个小灶，我们怎么能比毛主席高这么多？经过再三解释，好不容易才妥协降到三个小灶的水平。但是驾驶员上天以后，有的头晕，有的目眩，很危险。最后，仍按医生意见，恢复到五个小灶的伙食水平。

　　通过这件事，陈云同志教导我们花钱必须精打细算，必须实事求是，不能感情用事，不能搞绝对平均主义。

　　在当年学习苏联，引进苏联的计划编制方法、计划表格时，他也主张实事求是，不要照抄、照搬，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参照学习。但是，1953年成立国家计委后，经济指导思想不是“大计划，小自由”，而是“统一计划，分级管理”，个别领导同志过分地尊重苏联专家的意见，几乎是言听计从，导致我国的计划方法渗入不少繁琐哲学和照抄照搬的东西。例如，连各个城市的病床数、公共汽车数等等，也要纳入国家计划，实无必要。

　　五、强调调查研究

　　陈云同志另一句令人难忘的名言是：“情况弄清了，问题就解决了一半。”他听取汇报时，总是一定要先把情况弄清楚了，弄确实了，才来研究问题所在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上述的1961、1962年他复出后提出的经济调整的方针，和回笼货币、放开市场等一系列政策措施，都是经过大量调查研究之后作出的。他最反对“情况不明主意多，心中无数决心大”。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似乎是他做经济工作的习惯。

　　六、善于抓大事

　　陈云同志在大会，小会上，常说要抓“西瓜”，不要只抓“芝麻”而忘了“西瓜”。还告诫干部不要什么都抓，没有重点，不要想用十个指头同时按死十个跳蚤；并且强调，抓一件事，就要抓到底，抓出成果来，不要半途而废。1952年初，他说：“你们计划局（注：计划局是中财委里最大，最重要的局，三百多人，局长是宋劭文同志），如果每人每年都抓好、解决一件事，那就一年能解决三百多件事。我一年只抓一个‘字’。1950年，抓了个‘统’字，即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管理，把建国前各根据地的银行（冀东银行、冀南银行……）和财政统起来了。1951年，我抓了个‘调’字，即调整工商业税率，把税负摆平了，调动了各地的生产、流通积极性，促进了城乡交流、城乡互助，争取到全国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

　　关于陈云同志抓大事，抓战略性问题，我还记得一个例子。

　　1950年冬，计划局综合处长戴新民同志命我去旁听陈云同志召集的橡胶会议。早上8∶40，我到了陈云同志办公室的外间（即会议室）。9∶00以前，军委有关部和政务院有关各部的领导同志都到齐了。9∶00整，陈云同志由里间出来坐下，说：请大家谈谈上次会议后的情况和问题。接着，各部领导同志先后分别汇报情况。有的说，前线（指朝鲜前线）现需轮胎、三角带若干，急需胶鞋若干万双，许多战士在冰天雪地还穿着布鞋，光着脚板……有的说，今年进口橡胶（注：指天然橡胶。那时还没有合成橡胶）只能有12万吨，其中8万吨还要转口给苏联，我们只有4万吨，不敷需要……有的说，橡胶制品的填充剂（炭黑、锌钡白等）也不足……等等。

　　那时我23岁，参加工作不久，参加那样的高级会议更是第一次。我虽然不停地在笔记本上记录，但是脑子里却像一盆浆糊。心想这么复杂的事情，漫无头绪，不知要议论多久？

　　陈云同志在听取汇报时，全神贯注，双目炯炯有神，只是听，很少发言。有时插一句短话，只是为了请人讲得更具体，更清楚。

　　时间到了11∶40。陈云同志说：“好！现在让我讲几点意见。”于是，他从当前形势任务讲起，非常简要明确地分析了存在的主要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各个部门的分工，把非常复杂的问题，分析得非常明晰，分工又非常明确具体。最后，他问大家：“这么办，行不行？”大家异口同声地拥护说：“行！就照陈云同志说的办！”陈云同志说：“好！就这么办。散会。”我看了下表，正是12∶20。40分钟，把一件件重大事情，既有支前物资装备和进口商品的现实问题，又有发展橡胶战略问题，处理得那么干脆利落，这是多么高的领导水平呀！

　　七、朴实无华

　　陈云同志穿着朴素，平易近人，谦逊和蔼。同干部谈话时，不论干部的级别高低，一律称呼同志。每次谈完话，还总要问一句：“××同志，你看这么办，行不行？”或“怎么样？”中财委的干部，不论对陈云同志或中财委的其他领导同志，也不论当面或背后，都称“××同志”，而不称“×主任”、“×局长”……干部之间，也都不称官衔，而称“××同志”或“老张”、“老李”等等。

　　陈云同志的夫人于若木同志，时任专家联络室主任，干部都称她“若木同志”或“于大姐”。当时，很多干部甚至不知她是陈云同志的夫人。

　　有了这样好的领导，所以中财委的作风朴实，上下级关系不是“猫鼠”关系，而是平等关系，彼此和睦，亲如家人。领导同志待我们这些年轻人，视若弟妹。上级不威气凌人，下级不拍马奉迎。大家都讲真话，讲实话，工作之余，有时还开点玩笑，搞点幽默。那个时期，是我最难忘的时期之一。

　　八、辩证地看待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前面已经提到，陈云同志的经济指导思想，是“大计划，小自由”，他不要求事无巨细，统统纳入国家计划。

　　陈云同志说的“小自由”并不“小”，它包括农业及广大的手工业、小商贩及私营工商业领域。对这些大量的经济单位，他是在宏观指导或政府指导的前提下，让他们自由竞争的。例如，1950年起，每年春耕前的人民日报头版，都登载棉粮比价表，即公布每年政府在各省、市、自治区收购棉花（分等级）、粮食（分品种、分等级）的价格（以后又增加了猪的收购价）。各地农民正是按照这些价格确定自己的地里种什么，种多少。那个时期，农民高兴地称之为“一年早知道”。

　　他说的“鸟笼子”，就是政府的计划和调控，或称作宏观调控。就是要求把“财政、金融，重要物资，进出口贸易总额”这四大平衡，算清楚、控制好。只要国民经济的大账掌握好，不出大乱子，国民经济就会稳步发展。他的“鸟笼子”好比如来佛的手掌，孙悟空（市场中的竞争者）怎么跳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即国家经济不会失控。

　　最近东南亚及其他地区的金融危机，正是由于放任市场（包括资本市场）而造成的。美国的斯蒂格里茨，近年来也强调政府调控。大量事实说明，陈云同志50年代初就强调政府调控必不可少，说明了他的“先见之明”！

　　陈云同志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留给我们党、留给经济学界的宝贵遗产，却是长存的。

　　来源：《缅怀陈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