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瞭望周刊记者 林利民

　　21世纪前期，是中国实现战略崛起的冲刺阶段。中国崛起是一个拥有十几亿人的世界大国的崛起，其对中国、对世界的震撼力、冲击力史无前例。世界各国必然要以复杂的心态观察中国崛起及其进程，而中国要实现崛起，也必须与世界的发展、进步同步，得到世界的理解、认同，使崛起的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中国外交必须建构适应崛起的新理念、新视野、新面貌。

　　求和平、求发展的外交总目标

　　在论及中国对外政策目标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和平目标与发展目标，这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和出发点。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代中国领导人孜孜以求的两大目标。这两大目标既植根于现实利益要求，也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

　　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多年间，中国发展滞后，积贫积弱，因贫弱而挨打，因挨打而更加贫弱，二者相互作用，使中国人民陷入苦难深渊，几度濒临亡国灭种之祸。因此之故，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即以解决“挨打”问题和“贫弱”问题为根本任务，前者是国家安全问题，后者是国家经济发展问题，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为了解决这两大问题，中国对外政策致力于保卫和促进世界和平，为国家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并提出了“四化”目标。

　　今天，中国经过几十年奋斗，“挨打”问题和“贫弱”问题已基本解决，然而，求和平、求发展仍将是中国21世纪对外政策的永恒目标。当然，在21世纪，中国摆脱了几代人心中挥之不去的受难者、挨打者特有的悲情意识，中国对外政策的和平与发展目标贯注了新的内容，这就是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下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在中国崛起中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与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以上，经济总量20年翻两番，实现了小康目标。2020年左右，中国经济将实现第二个翻两番，经济总量将达到4万亿美元左右，崛起为世界大国、强国。

　　对中国发展前景的这一估计，国际上一些权威机构大体一致。美国高盛公司在题为《ＢＲＩＣＳ之梦：通往2050年之路》的报告中对中国发展前景的评估调门更高。报告提出，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07年超过德国，2015年超过日本，2041年超过美国，届时中国ＧＤＰ总量将达28万亿美元，高于美国的27．93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2050年更高达44万亿美元，大大高于美国的35万亿美元。报告还预测203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能达到今天韩国的水平；2050年则为3万美元左右，相当于今天发达国家的水平。

　　总之，尽管在具体数据上有差异，但对中国崛起的大趋势，国内外经济界、政治界、战略界已大体形成共识。但与此同时，“中国威胁论”也在潜滋暗长。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在其近著《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就断言中国崛起威胁世界和平，并断言中美迟早“必有一战”。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近日在新加坡发表谈话，称中国军费开支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三，“威胁亚洲稳定”，更是掀起了新一波“中国威胁论”高潮。在此复杂背景下，中国更要坚持和平与发展目标不放松，使所谓“中国威胁论”不攻自破。中国对外政策，必须适应中国崛起的大趋势，按大格局、大思维、大战略、大气魄谋篇布局，要力避邓小平同志多次鄙夷的“小里小气”。

　　在参与中崛起，在崛起中参与

　　除了求和平与求发展两大一以贯之的根本目标外，一个摆脱了历史悲情、正在加速崛起为世界大国、强国的中国，还必须树立参与意识，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事务、参与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构建与调整。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崛起正在促进世界面貌的积极变化，中国应该也有能力为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构建、调整尽一份责任。

　　现存国际体系缘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经济与政治结构及美苏冷战、雅尔塔体制，不可避免带有旧世纪的痕迹，与21世纪的新世界有不适应之处。调整、改造现有国际秩序是大势所趋，无可阻挡。当前，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调整过程加快，并表现出三大特点：一是利用和改造现有机制，而不是“另起炉灶”，如政治上改革联合国、经济上改造ＩＭＦ、世界银行、国际贸易金融体制等；二是美国和西方在制定国际游戏规则时居于主导地位；三是更具有全球性，更少死角，不参与其中就会被抛弃，成为国际弃儿。

　　近代以来，中国因长期积贫积弱，一直被排斥在构建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过程之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中国是列强宰割对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构建过程中，中国名义上是“四大国”之一，但也是空有其名，战后国际秩序构建未能反映中国的诉求。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中美对立，中国有20多年时间被孤立于国际体系之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度加深。目前，中国赶上了21世纪国际秩序大调整的“班车”，应以积极姿态参与其中，使国际社会更多地理解、反映中国的诉求。

　　中国是安理会“五常”之一，是正在上升的大国。2004年，中国外贸总额跃居世界第三，达到11548亿美元，外贸依存度高达60％。这一年，中国原油进口量达12272万吨、成品油3788万吨。同时，还进口了20809万吨铁矿砂、2631万立方米原木、732万吨纸浆、2023万吨大豆、2930万吨钢材、1677万吨肥料等。与此同时，中国海外利益也在增多，中国企业以及劳务人员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目前，中国常驻海外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员超过60万人，境外中资机构超过8000家，分布在全世界168个国家。在海外承包的工程近2000项，工程人员达十几万人，分布在全世界164个国家。从伊朗的地铁工程到巴基斯坦的港口设施建设，从苏丹的油气开发到在俄罗斯种菜伐木，都有中国工程人员的身影。中国还有数十万海外留学人员。每年出国的中国人已从1978年的20多万剧增至目前的数千万，增长了100多倍，而且还在加速增长。另外，海外来华投资、旅游、留学的人员也不断增多。总之，中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世界市场，中国与世界的融合不断加深。

　　随着中国崛起继续加快，中国对世界市场、原材料、资本、技术的依赖还会增大，中国的经济利益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经济利益的全球性必然带动中国的政治、战略与安全利益范围向全世界扩散，中国与世界各种力量的合作面与竞争面将同时扩大、增多，这要求进一步明确规范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各种关系。且这种规范很难在双边范围内解决，只能争取在全球范围内一揽子解决。中国不能把规范国际体系的权力拱手让人，而应以主动、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体系的改造、调整，使之更多地反映中国的利益诉求，否则，要么自外于国际体系，要么任人摆布，要么被迫向既成体系挑战。三者都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当前，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调整、改造已经全面展开，政治领域包括联合国改革；经济领域包括汇率调整、建立自由贸易协定（ＦＴＡ）、国际金融贸易体制的调整；安全领域包括反恐、反扩散、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及多边安全机制的建立等。在地区层面，国际秩序的调整、改造包括区域化成为潮流等。对这些改造、调整，中国应按利益得失，分清主次先后，确定参与步骤和程度，学会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国际潮流中按规则“游泳”。

　　睦邻外交与全方位外交并举

　　历史上，世界大国大都注重加强周边地区的战略依托作用。美国成功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加拿大、墨西哥为战略依托，以拉美为后院，大大加强了其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俄罗斯则因独联体分崩离析，削弱了安全屏障。美军进驻中亚及最近独联体国家接二连三的“颜色革命”更使俄战略安全面临新的危机，战略地位大大削弱。这一正一反两个事例，对中国制订周边战略颇有教益。

　　中国周边有二十多个大小国家，总人口达二十多亿，占世界总人口的40％以上，又是世界上经济和贸易增长最快的地区。这一地区的经济及贸易总量已与北美、欧盟并驾齐驱，并有领先世界之势。2004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额达6000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一半以上。中国与周边国家已形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命运共同体关系。同时亚太区域化进程飞速发展，东盟＋1、东盟＋3取得成功，东亚峰会正在筹备之中。中国应抓紧当前的有利时机，积极推进睦邻外交，争取与周边所有国家建立更密切的经济、贸易与安全合作关系，使周边地区成为实现中华腾飞的战略依托。

　　在搞好周边依托带的基础上，积极贯彻全方位外交。中国上世纪50年代对苏“一边倒”、60年代“两个拳头打人”、70年代联美反苏、90年代推进多极化，都不是全方位外交。因此，全方位外交对中国是新事物。在21世纪，中国恰恰需要推行全方位外交。

　　在贯彻全方位外交时，要注意两个平衡，包括对美外交与大国外交平衡及大国外交与发展中国家外交平衡。此外还要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在大国外交中，要重点处理好中美关系，既合作、又竞争，合作面与竞争面同时扩大，这是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中美外交的总特点和长期趋势。对美外交要扩大合作面，限制竞争面。

　　作为一个正在加速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实现战略崛起的另一个战略依托带。在人权、联合国改革、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改造、调整等重大国际问题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有共同语言，发展中国家也是中国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特别是解决能源、资源问题的合作伙伴。同时，解决台湾问题也有赖于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中国决不能因为重视大国外交而忽视与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友好合作关系。

　　发展“软力量”，做“谦虚”的大国

　　推行大外交不但要有明确的目标和全新的理念、视野，更要有实现目标的实力为基础。“弱国无外交”的命题不仅适用于威斯特伐里亚时代，在21世纪也仍然有生命力。

　　约瑟夫·奈按作用特点把国家实力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两大类。所谓“硬实力”，主要是指一国经济、科技、军事等有形实力的总和。中国加速发展，实现经济总量再翻两番以及发展必不可少的防卫能力等，都是指硬实力的发展。国内外对中国战略崛起必然性的共识主要是对中国“硬实力”的加速增长有共识。但是，一国“硬实力”增长并不必然带来国家“软实力”的同步增长，二者不能同步增长常常是大国崛起失败的根源。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冷战时期的苏联，都是硬实力增长未能带来软实力增长、最终导致挫败。

　　所谓“软实力”，主要指一国政治体制、民心指向、思想文化的吸引力、国际威望及运用硬力量的方式、战略能力等非器物层面力量的总和。国际上之所以对中国崛起有疑虑，“中国威胁论”之所以有市场，问题就出在对中国的“软实力”发展没有正确认识。因此，中国在继续发展器物层面的硬力量的同时，更要注重发展非器物层面的“软力量”，包括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贯彻厚德载物的睦邻外交原则，以建设性、负责任姿态参与国际经济政治秩序调整、帮助解决国际危机等。在国力增长、崛起加快阶段，尤其要避免张扬、炫耀，尤其要牢记并加深理解邓小平同志关于“中国永远不能称霸”，即使强大起来也不能称霸这一论述的深意，不折不扣地执行，以实际行动使所谓“中国威胁论”、“美中必战论”不攻自破。

　　资料1:

　　刘建飞：近期中国外交的四个特点

　　对于最近半年中国在外交领域的表现，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中国外交研究室主任刘建飞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把它归结为四个特点：

　　首先，更加强调独立自主。中国一直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过去强调和平比较多，比如说“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等。近期看，中国外交独立自主的一面更突出了。表现在外交活动中，中国更强调从国家利益出发，而不是在外国或外国集团的压力面前在原则问题上退缩或屈服。

　　第二，更有所作为。比如在今年年初印度洋海域发生地震和海啸灾害后，中国积极展开援助外交；6月7日，中国发表了关于联合国改革问题的立场文件，这在以前是少见的。作为安理会五常中惟一的发展中国家代表，中国全面、清晰、系统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势必会产生一种标杆效应。也就是说，会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改革问题的立场产生影响，特别是对于一些正在摇摆中的国家。此外，今年1月和5月，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先后对多个拉美国家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表明中国更加重视与拉美国家发展关系。拉美一直被视为美国的“后院”，中拉接近让美国的一些保守的思想库反应敏感，认为是对美国传统战略“大本营”的进犯。

　　第三，经济外交的分量加重。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上升，中国的经济利益也在全球不断扩大。过去中国外交工作更多是重视安全和政治利益，现在则具有了更多的经济色彩，强调外交要为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经济利益服务。比如中国领导人出访的一些地区和国家，也正是全球市场和资源争夺最激烈的地区。

　　第四，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斗而不破。比如上月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访问日本，中国政府作出了取消原定吴仪与日本小泉首相会见的“惊人”决定。这再次表明中方的态度：日本不改变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观点，中日关系就很难打破目前的僵局。不过，无论是对日本，还是在其他外交领域，中国既坚持在原则上不动摇，同时也把握一个尺度，就是“斗而不破”，斗是为了更好的合作。斗争是手段，合作才是目的。另外在中美、中欧纺织品贸易摩擦出现后，中美、中欧也是既斗争也合作，其实也是以斗求和。（刘延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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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须隆：中国对联合国改革的认识相当成熟

　　“和以前相比，6月7日中国发表的联合国改革立场文件是中国第一次全面、系统、准确地表述中国对联合国改革的原则立场，以及对当今世界多边外交领域中存在的发展问题、和平及安全问题、人权及法制问题、加强联合国作用等四大问题上中国的主张和看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陈须隆博士对这份文件给予很高的评价。

　　陈须隆认为，这个文件表明中国对联合国改革以及上述四大问题在思想认识上已经相当成熟。这些政策主张为中国参加下一阶段联大召开首脑会议磋商定下了基调和方针。

　　从文件的内容看，一方面对中国一贯的立场表述的非常清楚。比如对联合国的作用，文件指出要重视维护联合国的权威；提倡多边主义，联合国是实现多边主义的最佳场所，及其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有效平台等。另外如中国一直重视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和地位，在四大问题中都涉及到这一立场。

　　另一方面对有争议或敏感问题文件中有清晰的看法和表达，表明了中国的态度。比如对“威胁”的认知上，国际上看法是不同的，中国认为都应高度重视，不应“厚此薄彼”。再如中国提出了联合国改革的五大原则，其中有一条提到“改革应当是全方位、多领域的，在安全与发展方面均有所建树，特别是要扭转联合国工作重安全轻发展的趋势”，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心声。另外如建立新的集体安全机制、如何看待“冲突”、如何使用“武力”等有争议的问题上，中国指出要尊重联合国宪章、维护安理会的权威，强调要慎重对待，反对泛化和普遍化。此外，关于“保护”的责任，即所谓的“人道干预”，中国采取了积极而又慎重的态度。对拟议中“民主基金”问题，中国不赞成把世界上的国家分成民主和不民主的国家，等等。

　　对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安理会改革，中国的态度更加完善和清晰，提出了两大原则。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提出应当让更多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有更多的机会轮流进入安理会，参与决策。安理会改革应兼顾地区平衡、不同文化和文明的代表性，这次也非常鲜明地提了出来。另外，涉及各地区的改革方案，中国认为应当首先在地区内达成一致。有关国家提出的“地区轮任”原则应给予考虑。

　　除内容外，在陈须隆看来，文件出台的时机同样值得关注。6月3日，本届联大主席向各国提交了一份为9月份举行的首脑会议准备的《成果文件草案》，草案提出了联合国改革将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按照时间表，联合国各成员从6月21日开始将对这个文件草案进行非常密集的磋商，现在则正是各国考虑这个草案的关键时期。这个草案的内容框架和中国的这个立场文件的框架是一致的。中国此时发表的这个文件对各国全面了解中国的立场和主张很有帮助，也为中国争取到了主动。（刘延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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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凤英：和平外交的核心是经济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看来，经济因素在外交中地位上升，不是偶然的。

　　从外部因素来看，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冷战结束以后，包括美国、欧盟、日本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大国，都非常重视发展，经济在外交中的地位也越来越突出。外交本来就要为发展开道，强调以发展为中心的国家，当然要利用外交这个非常重要的手段。而实际上，现在已经发展到经济为外交服务了。也就是说，经济和外交是互动的，相互促进的。

　　当今世界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无论是穷国、富国，还是大国、小国，都在利用外交手段以达到利用两种资源、开发两个市场发展自身的目的。在争夺资源、市场、资本、技术、人才等博弈中，大多数国家采取的都是合作的手段，无论是首脑外交还是民间外交、文化外交，核心都是在考虑经济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外交如何重要，怎么讲都不过分。

　　从国内来讲，经济外交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一心一意谋发展”，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不可或缺。同时也是和平崛起的需要。中国和平崛起，既惠及13亿中国人，也惠及全世界。中国的发展是同世界各国一起发展，需要的是沟通，是消除他国的疑虑，是互利合作，因此必然采取和平的方式，这个方式就是经济外交。

　　此外，中国的发展一直强调稳定，即发展离不开一个稳定的国内形势和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二者不可分割。现在的国际环境最突出的特点是和平，除极个别国家外大家不希望发生战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实际上涉及利益分配的问题。如果利益分配不均，可能会造成资源冲突、市场争夺、贸易纠纷等，甚至导致战争爆发。解决的手段主要还是通过外交途径。

　　陈凤英认为，从近期看中国经济外交的特点，可以归结为八个字：平等、合作、互利、共赢。

　　在去年8月举行的一次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提出了几个方针，具体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以政促经、政经结合、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形式多样、注重实效，就体现了中国新世纪经济外交的特征。

　　据统计，去年中国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贸易占到中国贸易总额的44．9％，加上从香港转口的部分，中国64．3％的出口也是在这些国家。但中国始终坚持发展同发展中各国的经济关系。而且，在贸易上中国对大国、小国向来一视同仁，具体来讲，发展中国家是我们的好朋友，周边国家是好邻居，发达国家是我们的好伙伴。对一些南亚、东南亚国家以及对非洲，中国对它们减免债务，对东盟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单方面开放市场，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对周边国家，中国实行“睦邻、富邻、安邻”政策，去年该地区经济发展增长8．2％，中国的作用非常明显。对发达国家，尽管存在各种矛盾，但一直在进行沟通。

　　在合作方面，中国一直坚持加强多边合作、区域合作和双边合作。在加入ＷＴＯ后，中国很负责的承担应负的责任，比如平均关税今年已经降到了9．9％；在开放市场方面有些领域实际上是提前开放。对整个亚洲地区的区域合作，中国都非常重视，今年内将要召开的东亚峰会将会是一个新的起点。除与东盟、东北亚国家外，中国同俄罗斯、中亚各国、海湾、拉美、非洲国家的合作都在加强，中国同澳大利亚、新西兰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也在进行之中。

　　互利共赢，具体而言，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了发展机遇、市场机遇和和平机遇。中国的ＧＤＰ26年中年均增长9．4％，贸易年均增长16．8％，在世界上是少有的。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以市场汇率计算，1980至200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4％，美国是20．7％，日本只有7％。ＩＭＦ最新有个统计，从2000年到2003年世界经济相对疲软的这几年，中国ＧＤＰ增长占到世界增长的1／3，如果按市场汇率计算的话，也达到了19％，美国则为13％。可以说，中国经济使世界经济避免了明显衰退或大幅下滑。发达国家一些重要的研究机构也认为，由于中国经济外向型特征明显，中国的发展使世界上许多国家从中受益。（刘延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