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们热衷于拿印度的经济增速与中国进行比较，甚至连印度总理辛格也不例外。最近，辛格对印度和中国的经济表现，特别是两国的金融体系进行了一番比较。尽管印度的金融体系在某些方面优于中国，但辛格认为，在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用方面，中国显然更胜一筹，中国制造业近期的增速显然快于印度，“而这一点在衡量金融体系作用中是非常关键的”。　　

　　中国制造业增速快于印度

　　经济学家纳贾尔在最近发表的论文中指出，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增速快于印度。在1950年到1997年间，中国制造业年均增长8.9%，而印度只有5.7%，差异非常明显，这逐渐奠定了中国经济的优势地位。用经济学家巴德汉的话说，“无论是早期的计划经济还是后来的市场经济时期，中国都比印度做得好”。

　　与印度相比，中国制造业的领先性表现在钢铁等重要物资的生产领域。纳贾尔通过研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中国和印度，饮料和烟草在制造业中的比重都是4.3%。“这说明中国和印度在消费模式上没有太大的差别”。纳贾尔认为，是政府政策的导向作用使中国的钢铁制造业在整个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高达7.6%，而印度仅为4%。同样，中国机械工业的发展程度也高于印度。

　　尽管中国和印度增长途径相似，但增长的具体方式却是不同的。中国鼓励基础建设投资，这又反过来增加了对本地工业产品的巨大需求，因此，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改革前后都为制造业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

　　与中国相似，印度在上世纪80年代也在公路和电力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这使印度的制造业取得了高速增长。然而，在最近一个时期的改革中，印度对公共领域的投资减少了，大量进口也使印度本国工业受到了冲击。

　　纳贾尔认为，中国工业的高速增长还应归功于自由的金融政策。中国的国有银行给予工业企业大量贷款，这对乡镇的中小型工业企业的发展意义尤其重大。但这也使中国的银行系统承受着巨大的坏账风险。有人估计，不良信贷几乎占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0%，这一比例很可能是被夸大了。事实是，不可否认，中国制造业的增长部分要归功于银行的信贷扩张。印度的金融改革者常说，印度公共投资占GDP比率的降低将被私营部门投资的增加所弥补。这种说法忽略了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在性质上的巨大差异。公共投资，诸如铁路、道路、水利和能源等具有巨大的拉动作用，能带动钢、水泥及其他非核心物资的生产，同时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而私人投资则不具有这么大的拉动作用，而且私人投资更倾向于使用进口设备。

　　工业发展中同样存在问题

　　纳贾尔引用经合组织的报告，谈到了中国工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尽管中国已经融入国际市场，但中国的国内市场仍高度分散和割据。工业增长过于集中在某些地区、领域和企业。尽管中国出现了一些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国际企业，但大多数中国公司仍然规模偏小、管理落后、资金匮乏。生产过剩和效率低下削弱了中国在一些工业领域的竞争力。”

　　中国钢铁企业规模及电力企业规模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但纳贾尔的文章对中国的生产效率提出了质疑。纳贾尔认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过于关注经济的持续增长，而忽略了其中的成本因素。这在钢铁工业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其他一些行业也存在效率问题。这恐怕是受到早年计划经济指令性生产目标的影响。印度模式在这方面的表现要更好一些。但是，无论在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中国产品的竞争力都要更强一些。这恐怕要归功于中国的贸易政策。

　　中国影响力无法忽视

　　在世界制造业舞台上，谁也无法忽视中国的巨大影响。尽管中国在一些领域出现了产能过剩，但这是一国在经济飞速增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同时也成为巨额外资的流入国，而这绝非巧合：外资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理念，推动着制造业的发展。中国模式显示出自由的金融体系与鼓励基础投资的政策相结合的巨大优势。同样不可否认，强调知识产权、私营企业以及资本市场的印度模式，也有持续发展的耐久性。但从中期看，中国已赢得了比赛。对印度来说，学习中国经验是必需的，但更重要的是，印度应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环境来借鉴中国的经验。▲

　　(摘自6月9日印度《加尔各答电讯报》，原题为“中印竞赛”，作者维提塔拉马南，朱研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