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武汉6月14日电（记者施勇峰、田雨、廖君）下面的文字，是我们采访湖北宜昌当阳市退休教师郑琦的录音整理。让我们听一听这位65岁的老教师的独白——

　　（一）说实话，我从来没有想过当典型，甚至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会获得这么多荣誉。当了典型后，我感觉压力很大，只能干好，不能干坏。我真有点不好意思，我觉得我做的没有他们报道中说的那么完美，一些细小的情节也没有那么感人。像把飞机上发的糖果带回来给孩子们吃那件事，我是给孩子们带回来了，但没有“悄悄地放在他们的枕边”。他们告诉我，为了使文章生动些，这都是可以的。我干的那点事，周围的邻居都知道，真怕回去后，他们说我是“日白佬”（方言：说谎话大话自诩欺人的人）。我是个普通的乡村教师，初师毕业，文化水平有限。40多年来，我教过一至五年级语文1次，一至四年级语文几次，一般教一、二年级语文。我拼音学得不错，农村老师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拼音不好，我恰恰在这方面有特长。

　　我现在能做到这样，很大程度上是受我母亲的影响。我母亲今年92岁了，她解放前在当阳城关镇高等小学读书，毕业后，因为有一定音乐天赋，就留校当了音乐老师。教到1957年时，受父亲的影响，被错划右派，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才落实政策退休。母亲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但她从来没有向我们灌输对社会反感的观念，她教我和姐姐、妹妹要记住美好，看到希望。

　　母亲爱学生。我记得在生活特别困难的时候，我们家还收留了几个贫困学生。那时候没有电，母亲常常在煤油灯下给学生缝补衣服，把家里的大衣服改小了给他们穿。她经常进行家访，有时候天太晚了，就带着我给她做伴。在我十多岁的时候，我姐姐也做了教师。她跟母亲一样，也是一个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母亲和姐姐潜移默化的影响，让我从小就感受到做教师的光荣和神圣，我一直憧憬，长大后也要像她们一样做一名好教师。

　　我是1958年当的老师，一走上岗位，我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个职业。我因为抗议学生受到不公正处理，被迫离开教育岗位的15年里，心也一直在孩子们身上。前不久，湖北省新闻采访团来采访时，有个记者问我，为什么你被错误开除公职回家务农15年后，还能继续全心全意教书育人？我回答：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好人，为了向社会、向人民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坏人，我的心是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说到这里，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我对孩子们的教育，完全是出于对社会的爱，对共产党的爱。在我心中，共产党的主张都是好的，现在我们国家的强大、繁荣就足以证明这一点。这更让我对社会充满爱，希望社会永远平和，希望大家都要做好人。

　　（二）算起来，我教了40多年书，一共教过500多名学生，干得好的、干得坏的都有，不管成绩好还是差，只要我能帮助就帮助，我只想孩子们都能做个好人，对社会有帮助。

　　我的学生中，学历高的有十几个，有的考取了同济医大研究生，有的考取军校后在部队任团长，但绝大多数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现在有的出去打工，有的就在农村务农。我投入大量精力对孩子们进行基础教育，国家也提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我想就是普通老百姓也要具备基本知识，最起码要学会做人处事。

　　不过，没有教好的也有，有个叫小虎的，曾担任过学校大队长，成绩很好，结果上初中后，迷上游戏机，成绩直线下降，现在成了一个在社会上混的浪荡子。还有个孩子，住在我老家隔壁，我没有教过他。父母双亡，自家责任田他懒得收割，我就利用周六回家休息时帮他收，割到天黑还没有割完，我喊他到家里吃晚饭，本想感动他，结果第二天他又不去割了。后来他在荆门一带偷、抢，还杀了人，他躲回到庙前镇养鱼，一次喝醉酒把这事说了出来，前年被枪毙。这件事对我震撼很大，我总认为是自己没有对他尽到责任，没有帮助到他。

　　说来惭愧，我的二儿子，1995年在当阳纱厂当工人时，因为偷自行车被派出所抓去。我当时想，我教别人家的孩子做好人，结果自己的孩子却犯了法！老二被拘役半年，我去看守所探望他，发现里面关押着很多和他一样大的孩子。我感到很伤心，就跟看守所所长提出，想以一个孩子家长的名义，给这些关在里面的年轻人讲讲自己的心情，教育他们遵纪守法，不干坏事，看守所所长同意了。我在家准备了一天，讲了个把小时的课。我告诉他们，你们还是祖国的花朵，只不过是生了病、长了虫子的花朵。我自己讲得动情，孩子们也深受教育。我真心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做一个好人。

　　在我的学生中有个叫于建明的，是有名的“调皮佬”，老师和家长提到他就直摇头，他自己也破罐子破摔。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把他接到我家，当作是自己的孩子，照料他的生活，晚上帮他补习，家访时也把他带着，跟他聊天儿。开始，他并不领情，有天晚上，趁我开会时偷偷跑了。我赶了10多里路，硬是把他从竹林里拽了回来。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我摔倒了好几次，弄了一身的泥巴。这个孩子后来改掉了贪玩、打架的坏毛病，学习成绩逐渐上升，还成了学校的“优秀少先队员”。

　　这件事让周围的人知道了我教“调皮”学生有些办法，后来，家长们常把管不了的孩子送到我这儿来，我也很乐意。再后来，我只要听说哪个孩子比较调皮、哪个孩子没人管、哪个孩子上学太远，我都要把他们接到我这儿来。时间长了，我这里总有一群孩子围在身边，有的住一两个星期，有的一住几年。

　　我在乡里家访时，家里有调皮孩子的，家长只要说郑老师来了，孩子们就会变得规规矩矩。有时我没有去，家长们也是这样教育孩子。我提起这件事，不是说孩子怕我，不是说我打孩子们，我在孩子们中间有威望。

　　（三）我和雷锋是同龄人。看到雷锋的事迹报道后，我被打动了。我想，他能做到的，我通过努力也能做到。我专门买了笔记本，抄雷锋日记，写学习心得。我把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珍藏起来，还将报上登的雷锋照片剪下来，贴在自己的房间里。

　　给你读一段我当时的日记吧：作为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我不可能像前线的英雄战士那样接受血与火的洗礼，也不能像著名的科学家那样做出惊天动地的业绩，但我可以为教好孩子付出一颗爱心，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做出我的奉献。

　　有点书生气是吧，但这是我的真心话。我后来组建“红领巾义务投递站”，创办“校外少年之家”，成立“井岗小学红领巾事业基金会”，都是从这出发的。2000年，我快要退休了，三个儿女都要我和老伴到城里去住。一想到我就要离开讲台和孩子们，我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失落。我舍不得就这样离开。我自己琢磨：能不能在学校附近买间房子，建个可以让学生看书、活动的场所，让那些放学后没人管的孩子们有个好去处。我把自己原来的房子卖了，找儿女们凑了些钱，在学校附近买了一处“三连院”，教育局关工委很支持，挂了个牌子叫“井岗小学校外辅导站”。现在，我的门口已经挂了6块牌子，有“青少年活动中心”“关爱帮扶青少年工作站”等。我是退休了，但我不寂寞啊。

　　不管是教学、办辅导站，还是建活动中心，我认为帮助别人就是快乐自己。做了一件好事，对人们做了一份贡献，虽然累点，值。与其他退休老师相比，和孩子们在一起，使我退休后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了。我要种田，又要操心孩子们的事情，还和社会上广泛接触，忙不过来，但生活充实，许多过去的老同事说我“耐得烦”。要问我有没有担心年纪大了，没人接班，孩子们会不会没有人管了，我还真没想过这些。我只想在有生之年，把教育未成年人这件事做好,社会上有这么多热心人，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心孩子们,有更多的人参与平凡的小事。

　　我现在希望把辅导站建成像城里那样的青少年活动中心，增加点设备，修个凉亭什么的。等到有一天，我实在动不了了，就把这个活动中心交给公家，献给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