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在同一地点违反禁令标志105次而被交管部门处罚10500元的杜宝良，终于对北京市交管局西城交通支队西单队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西单队行政处罚违法，并撤销西单队对他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退还他已经缴纳的罚款。

　　从杜宝良的起诉理由中，我们至少可以为执法者总结出如下“过错”：一是疏于道路交通标志的管理，以致“过期”无效标志超期服役；二是81次违法不开具《处罚决定书》，违反了法定行政处罚程序；三是未及时履行“书面告知”义务，直接有悖《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其中一、三两条都和105次违章事实的形成有着直接关系。

　　而最为重要的一条，也是舆论最为关注的一条，则是：交通执法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执法为民还是执法为罚？执法者为何任由司机违章多达105次，而不采取任何纠正举措呢？如此执法，究竟是为了保证道路交通安全，还是为了“执法经济”的利己收益？

　　相同的司机在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地点多次犯下相同的错误，第一次是他的责任，第二次也是他的责任，可是当这种次数上升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对这一错误负有不可推卸纠正责任的执法者，理应被认为同样参与了违法行为：如果不是“共犯”，至少也是“从犯”。

　　现在，执法者追究了违章司机的责任，然而执法者自身的“违法责任”却得不到追究，这显然有悖法律的公正。也正是由于类似公正的长期缺失，对执法者未能形成有效的鞭策和警惕，从而放纵执法者的违法行为蔓延开来，甚至成为“行规”或“惯例”。

　　媒体在报道105次违章事件时，大多使用了“杜宝良事件”或“杜宝良现象”之类的字眼，这使得发生在杜宝良身上的个案，获得了普适的价值：人们突破司机违章的表象，着眼于对执法部门执法方式的探讨和对执法部门执法取向的质疑。遗憾的是，在舆论乐此不疲的观点表达中，我们没能听到执法主体必要的辩驳和回应。而在“民不举官不究”的游戏规则中，舆论扮演的“局外人”角色，又根本无力完成自我设问自我回答、自我举证、自我追究的过程，“杜宝良事件”面临着“有头无尾”的尴尬结局。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杜宝良此时的起诉给了“结局”一个希望，给了舆论质疑一个获得答案的机会，更有可能就此挽救了法律的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