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朱荣林

　　我国经济几经波折，几度忧患，走上了持续、稳定、高速增长之路，世人瞩目，也令国人振奋。感奋之余，我们必须冷静地评估这种增长模式及其内在质量。

　　思考之一是勤俭建国之策是否已经过时？年轻的一代似乎已将“勤俭”二字视作历史词汇，认定“超前消费”、“负债消费”的时代已经叩响神州大门。国人应当清醒地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国家，在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双重推动之下成为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大国，但还不是一个经济强国。我国的人均财富总量，据专家评估只及日本的1／60，是美国的3％。思考之二是外贸出口的目标指向是为创汇，还是创利？我国出口增长之快早已惊动四邻，在承受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同时，反倾销诉讼案件与日俱增，至2004年5月底已有34个国家和地区发起了637起涉及我国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保调查的案子。更值得思考的是，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正在不断地向价值链的上游攀升，出口中已有50％属于加工贸易，不仅不利于我国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且其资本积累率极其低微，而其中3／4又是外资企业的功劳。在我国现行汇率制度之下每一笔外贸生意均会发生亏损。思考之三是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沉重债务链如何清理？有专家提出忠告：在评估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时要牢记两句话，即“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和“乐极生悲”。暗喻全球经济大萧条往往发生在经济繁荣的鼎盛时期。这种忠告的背景，源自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高昂代价，巨额的国内外债务链以及不可再生资源的短缺。

　　循环经济是21世纪全球经济运行的主旋律。认知循环经济应把握三个要点：一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前提。可持续发展的“资本”不是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概念，它还包含了资源。要保持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使这种“资本”在代际之间均衡配置，不可透支、不可超支。二是资源配置必须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同一要素和商品在全球不同的区位具有不同的价位，这就形成了比较优势。跨国公司之所以创造出占世界1／4左右的产出，其基本方略是依据比较优势在全球范围“套利”，套利的过程是分散和重组生产流程的过程，它降低了资源配置成本，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循环经济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是资源生产率，根据比较优势原则配置资源是提高资源生产率的重要途径。三是人类需求的无限性必须理智地服从资源的稀缺性。市场经济模式和手段周旋于需求无限性与资源稀缺性之间，旨在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原理向资源稀缺性“宣战”，其结果必然导致“地球村”生存的危机四伏。

　　发达国家先后凭藉其军事优势、外交优势和资源配置手段的优势，使其不足全球15％的人口，耗用了全球60％的能源和50％的矿产资源，从而走完了工业化的历程。与之相对应，另有85％以上人口的国家正先后步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其步履必然会遇到资源短缺的严重制约。可以断言，我国工业化进程成功的唯一指望是提高资源生产率。上海资源结构特征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循环经济发展是其工业化进程的必然选择。其对策管理主要是：一是提高再生性资源配置比重。其中尤应以人力资源配置和新能源配置为重点，前者的手段是强化国民教育，后者的手段主要是充分利用上海地处长江口季风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提高风力资源配置比重，尽快优化能源结构；二是提高上海工业效能水平。我国工业效能水平在亚洲15个国家排序中位列第14，仅优于孟加拉国。上海是我国乃至全球制造业的中心之一，其效水平将深刻决定其工业化的命运和前途。为此，必须继续强化节能的规制建设，调整进出口产品结构，尽量缩小进出口产品单位能耗的差额，以防能耗的国际性转移。同时，要加强落地项目的产业评估，严格土地指标的使用程度；三是要延伸制造业的价值链，提高资源生产率。上海作为全球制造业重要的转移指向地，只有延伸其价值链，才能集约地利用要素资源，并促进“两个行动纲领”的有效实施，因为制造业价值链延伸的领域正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领域，诸如金融服务、中介服务、售后服务和销售服务等；四是加大产业组织创新力度，加快“三集中”步伐。要克服上海产业组织生产能力分散、规模效应不明显、市场占有份额不大等弊病，加快组织创新，强化产业集群，发挥园区作用，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产出率；五是加强资源价格政策与资源保护政策的对应关系。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低价格政策与保护政策相背离，导致资源粗放利用，又延缓了产业水平的升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六是加快城市发展模式转换，以适应循环经济发展之需。只有加快上海城市功能的转换、主导产业的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和政府职能的转换，才能有效地发展循环经济。（作者为上海市科协常委、华东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