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教师唐庭斌撰文直陈国内缺乏对人才的尊重

　　对话人物：唐庭斌

　　1977年生，湖南衡阳人，中央美术学院教师，毕业于美国赛凡纳艺术与设计学院

　　对话动机：2005年6月15日本报A03版视点栏目刊载了一篇题为“一个‘海归’的困惑”的文章。作者是来自于中央美术学院的“海归派”

　　教师唐庭斌。他在文中称：怀着一腔热情回国，但现实生活的残酷让人迷惘；大学学费年年在涨，高校老师们却还在为生计而奔波等等。

　　为此，本报记者昨日与唐庭斌本人面对面，就相关问题展开对话。唐庭斌身后摆放的一些很有造型的艺术品。本报记者浦峰摄现实的困顿或是理想的甜蜜，如今成为唐庭斌生活中猛烈碰撞的难题。

　　让我们首先看看一位“海归”教师在其《一个“海归”的困惑》中所描述的现状：“局外人绝对不会相信，我们自己也羞于启齿，中国美术最高高等学府的基本工资居然只有可怜的1300元人民币，加上课酬，也不过总共在2500元徘徊，没有住房分配，我的合同上的住房补贴一项是70元。”

　　“北京的消费很高，我最初住的一居室月租就是1500元，加上其他费用，每月总是入不敷出。现在搬到远郊居住，房租是下来了，可每天得花2小时在公交车上。倒贴钱教课的日子如果一直就这么撑下去，我也不知还能撑多久。”

　　“国内各院校的纷纷盲目扩招，教学质量下降，硕士博士也开始有点滥了。鱼龙混杂，稗麦夹杂，安心学术、安心研究的很少。”

　　“海归”唐庭斌成为一个主动站出来的范本，它考量着国内高校教育的经济环境、价值取向以及未来方向。

　　回国是因为理想主义，美院的氛围也不错

　　新京报：看过你此前写过的文章，首先，想让你谈谈你回国时的情况。

　　唐庭斌（以下简称“唐”）：去年10月，我回无锡参加一个工业设计周，之后我到中央美院来做了个讲座。然后跟设计学院的王敏院长有个交谈，他说自己很想发展交通工具这个专业，我也非常感兴趣，去年也就教了一两个月这方面的课程。随后又回美国去了，春节也是在美国过的。今年3月3日，（我）就正式来到中央美院了。

　　新京报：你说自己的基本薪水只有1300块钱，当时王院长没有跟你谈薪酬之类的事吗？

　　唐：他说过钱的事，我也不是不知道这种情况。其实当时已知道工资很低，而且去年我在这里教课时也拿的是这么多的钱。美院的老师都是这个工资，不会因为我而有所特殊。

　　新京报：那你为什么还要回来呢？

　　唐：可能是因为理想主义吧，我觉得美院的氛围不错；真的觉得有种价值感在其中吧，人活着有时候就是为了一种价值感。

　　新京报：怎样使你才有这种价值感呢？

　　唐：过去我是设计师，每当设计完一个作品，它被认可了，我会觉得我很有价值。

　　学校让我负责汽车工艺设计这个专业，如果能把这个专业做起来，真正改变中国汽车设计的现状，如果将来有我自己设计的汽车在马路上跑起来，或者我的学生的汽车在马路上跑起来，我觉得我会有价值感。

　　我们受过多年教育，现在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新京报：你文章中指出的问题是特别针对中央美院的？

　　唐：我觉得国内教育现状不对，招生越来越多，学生质量越来越差，这并不是针对中央美院的。其实我在中央美院还是有一定空间的，我的英文比较好，国际交流比较多，几乎每个礼拜我都会接待国际友人。我也把美国设计圈的人请过来做一些交流。

　　新京报：在国内，你比较不适应的是哪些方面的现状呢？

　　唐：对劳动力的尊重还不够，在国外修车，比如零件要100块，他可能会收我600块，其他额外的500块都是手工费、工人的劳务费，工人付出劳动力的钱。然而在中国，他可能就收我105块，这5块是工人的劳务费。这就不一样，可能由于中国的劳动力太多。

　　我们也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吧，受过多年教育，在教育上投入这么多钱和时间，可是我们却没有那么多的钱，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其实如果要是在国外，我的老板给我开出一个很低的薪水，我会跟他翻脸，因为这表示他在侮辱我，他不尊重我的劳动。

　　新京报：你在经济上很担心？

　　唐：其实我还是能养活自己的。虽然我现在一个月只能挣不到3000块，但我也可以写一些书，现在我正在写一本教材，虽然发行量不是很大，但也可以挣将近两万块。偶尔还可以接一些活儿，我不担心我会饿死。

　　但国内没有全民健康保险，我背后有一个大的家庭，而我的妈妈和继父都已经下岗，我妈妈的身体也不好，我的亲戚还有不少在农村，我特怕他们生病。我外公上个月去世了，他住院都要我花钱，我从国外寄1000美元，他们可以当8000块人民币花，好赖也能撑一下，但现在就比较难。

　　新京报：你现在这个困境有没有向王院长讲过？

　　唐：他也比较理解，也说过。我们还是比较能够沟通吧。他也只能说我们现在要共同去改善，去改进。希望把一些项目做好了，跟企业有更好的合作与互动，使学校有更多的收入，以此来提高教师的课时费。中央美院是教育部直属的学校，基本工资他也没有办法去改变，因为基本工资标准是国家定的。

　　其实设计是蛮花钱的。

　　在国外设计一个模型车其实可能比买一个模型车更花钱，因为他们有大企业赞助，所以还比较好，而中国企业好像还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和税收支持政策吧。

　　搞教学改革是好事，但其他措施要跟上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如今国内高校的教学改革，比如聘用制？

　　唐：现在搞教学改革，搞聘用制，这是个好事，这样可以促进老师的积极性。但你取消了住房，聘用制后住房没有了，而钱没有提高一点，那房子怎么办呢？我一个月的房租补贴只有70块钱，你让我到那里去租房子去？所以只是说，现在中国的改革把大家都推向了竞争，这当然是好事，但你要把其他措施也跟上，不管是住房还是医疗保险。

　　新京报：周围有没有朋友也有像你这样的遭遇呢？

　　唐：据我所知，很多留学生都是从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回来的，因为在这些国家找工作也很难。但真正从美国回来的，好像还不是很多。

　　或者他们是派驻中国的，拿着美国的工资，在中国生活，这个当然很好。完全放弃在美国的工作，回来拿中国的工资的，除了我们的王院长，我还没认识的。我们搞艺术的还是有些理想主义的，但现在流行现实主义。

　　中外差距在于看重人还是机器

　　新京报：你好像没有你的同事忙？

　　唐：他们都很忙。说实在的，如果他们在外面有工作的话，在美国就应该算是兼职老师，因为他们没有全职工作嘛。在美国做老师就已经够他们忙的了，很少有老师还在外面有工作。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给人的感觉就是只有领导是全职的了，全院都是兼职老师了。

　　新京报：你觉得为什么这么多老师能做兼职了，你觉得这是老师的浮躁呢还是社会的浮躁呢？

　　唐：我觉得如果选择了老师，那就比较上心吧，我觉得很多老师就跟我一样，只要生活和温饱问题解决了，我就不会想着在外面做什么。就专心做一些学术，其实要把一门课教好，挺不容易挺需要投入的。

　　但是没有办法，他们不去做兼职哪来的钱呢？现在房子不分配了，他们还得买房呀，买房的钱从哪里来呀对不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回国的一种感觉，全中国人民都很着急，很浮躁，看着什么赚钱就去干什么。

　　新京报：现在国内教学硬件跟国外差距有多大？

　　唐：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虽然比美国私立大学会有差距，但比起有些公立大学甚至还会好一点的，我们今年又花了好多钱买了机床。

　　但差距我觉得就在于把人看得重要还是把机器看得重要。在国外会把人看作最重要的，但在国内没有这种感觉。他们会觉得一台机床几百万，能用好几年，但他们不知道，一个人才可以用几十年。

　　新京报：你觉得国内不看重自己的人才，你是有这方面的亲身体会吗？

　　唐：美院也请的有外教，也有洋面孔。我敢肯定，他们的工资比我们高，肯定用美元计算。其实请一个洋人通常还要请一个翻译，这样的成本其实很大，但他们做出的贡献我觉得不见得就比我多。

　　有时候领导也发现有些洋面孔才能有限，不过他们需要这些洋面孔来撑门面。

　　其实，这些洋人除了公司派驻到中国来，要么他真的爱中国文化，要么他们是在本国呆不下去了，未必都是真正的人才。重用洋人，对培养自己的人才也很不利。现在中国公司重视外国设计人员，这让中国学习设计的学生心中很不安，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前景。

　　还有，国内厂商不爱用中国人的设计，比如美国最大的设计公司IDEO，为国内的一家手机生产商设计机型，他们给了50万欧元，但如果是中国本土的设计公司，他们能给10万人民币就不错了。

　　新京报：其中是否有崇洋的心态？

　　唐：应该有这些。其实像我们这些人花这么多钱到国外学习，我们国内学习设计的同学画草图，做设计，用一些软件其实跟国外差不多，但为什么出来之后我们的学生发展不如他们，就是因为大家都浮躁，老师也浮躁，学生也浮躁，整个社会都浮躁。

　　学生不知道他们将来能得到什么样的待遇。本土设计师工资那么低，项目费也很低，自己的老师也不安心教学。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郭少峰

　　“百度”一下“海归派”，相关网页约126000篇。现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于美国赛凡纳艺术与设计学院的唐庭斌日前称，怀着一腔热情回国，但现实生活的残酷让人迷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