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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斯沃里在一座坟墓旁说，以前这里曾有汉字。（本报记者 李新烽摄）
踏寻郑和在非洲的足迹：海里捞出双龙坛
记者此行的目的之一是跑遍拉木群岛和帕泰岛，寻找曾经发生过的与中国相关的故事。意外地见到“双龙坛”后，采访计划便增添了一项新内容：寻访帕泰岛上参与打捞“双龙坛”的渔民，以便确定当年郑和船队中个别沉船的大体位置。
次日，在博物馆副馆长斯沃里陪同下，记者前往帕泰岛的上加村和西游村采访。记者乘坐的小船即将靠近的上加海滩，就是传说中当年郑和的航船沉没后水手们爬上岸的地方。这里保持着原始沙滩状态，沙粒细小而洁白，岸边树木茂密，给人一种走进大自然的美感。站在这里极目远望，可以看见一排冒出海面的大大小小的岩石。斯沃里对记者说，那一排岩石名叫瓦哈萨尼，因为临近上加村，当地人称其为上加岩石。据说，当年中国的那艘航船就是误触上加岩石而沉没的。
顺着上加海滩前行，穿过一片丛林，来到上加遗址。肯尼亚东海岸大约有120多个历史遗迹，最古老的位于拉木群岛，而拉木群岛最古老的则是上加遗址。该遗址始建于公元8世纪，至14世纪中后期因战乱频繁和淡水缺乏逐渐荒废，其间繁荣昌盛时期曾经是这一带的商贸中心。那艘中国古船为何远道而来？当地流行着两种说法：当年这里商贸繁华，中国人为通商而远道而来，夜间向着上加村的烽火行驶时，未料触礁沉没。1415年，马林迪国王曾将一只长颈鹿贡奉给中国皇帝，中国人来到东非是为了前往马林迪，以便从那里带回更多的长颈鹿，未料船行至此迷航触礁。斯沃里强调，不管是哪一种说法更接近事实，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船上满载着中国宝物。以前人们仅仅是猜测而已，但打捞出来的两个“双龙坛”则提供了最好的例证。
上加村遗址位于海岸边，面对大海，当年中国航船触礁后，船员们乘坐备用的小船上岸来到上加村，希望在此暂居。据说他们初来乍到时，大多半裸着身子，面孔特殊，宗教信仰不同，加之语言不通，自然为当地人所拒。为什么当地居民后来接纳了这些陌生的中国人呢？有两种传说，一说是当地有一条凶猛的蟒蛇为害多年，一位武艺高强的中国船员用刀砍死蟒蛇为民除害，赢得当地居民赞誉，使中国人得以定居；另一说是中国人起初被拒后，便乘坐自备的小船前往帕泰岛对面的大陆海岸，自己动手建成一座小镇，后来被称为栋多（Dondo），该词在当地语言中意为“失望、失落”，即那些逃难的中国人居住的地方。可是不久，栋多因气候恶劣和野兽凶猛而无法生存，他们又求助于海对面的上加人。这一次他们被接纳了，但前提条件是必须信奉伊斯兰教，于是这些中国水手渐渐地融入当地社会，与当地妇女通婚。
来到一座清真寺遗址前，虽经500多年风雨侵蚀，但清真寺的三面墙壁依然耸立，中央还残留着一根柱石。斯沃里认为，从这些残垣断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古老的建筑风格对当地建筑的影响，“中国人擅长石头建筑，墙壁很厚，粘合力强，整体建筑高大壮观”，与上加村现代清真寺相比较，这一特点非常明显。
沿着丛林小道向上加村走去，前面路边出现一座古墓，斯沃里以肯定的口气说：“那是一座中国人的坟墓。”这座坟墓与当地人的坟墓所不同的是，不是在平地上竖立一块墓碑，而是一个圆形土丘，上面用沙石混合物保护，前面矗立着一根六七米高的石柱纪念碑，而且大多数石柱上粘贴着瓷器，因为瓷器在当年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他径直走到坟墓旁，蹲下去用手抚摸墓壁，不无遗憾地说：“好几年前，我曾在这里看到过汉字，现在不见了，也许是被风雨侵蚀掉了。”他补充说，当时曾用钢笔和白纸在上面小心翼翼做了一个拓片存放在办公室，后来可惜找不到了。
在这次采访中，就上加村名的来源特别是上加是否与“上海”有关联，记者询问上加村民、帕泰岛上的岛民、拉木城的居民和博物馆馆员，他们普遍认为，上加源自“上海”，而且当地人还把上加村称为“中国村”。支持“上海说”的专家学者认为，除中国人定居上加村的史实和民间传说普遍认同这一观点外，从语言学角度考察，斯瓦希里语与汉语的发音特点和差异就是最有力的证据。Shanga（上加）的斯瓦希里语读音转化为汉语拼音为Shanggai，而在斯瓦希里语Shanghai中的h不发音。由此可见，上加的读音与上海完全一样。中国人定居后，取居住地的村名为“上海”，出于怀念故乡之意，不断提醒自己是从中国来的，说明中国人的乡土观念强烈，始终热恋着自己的祖国。中国人之所以能够做到改村名为“上加”，这是因为他们的航船带来了瓷器和其他物品，在当地显得比较富有，加上他们多是能工巧匠，因有一技之长而在当地产生广泛影响。
据考证，这一说法与“上海”的历史沿袭十分吻合。唐朝时期，上海称为“华亭”，1291年元朝时始建上海县，郑和下西洋首航时间已是明朝时期的1405年。（本报内罗毕电人民网特派记者李新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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