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泉先生：

　　您好！

　　我是中国武汉大学经济系一位年届八旬的退休教授。写这封信，是想以一位中国普通公民和老人的身份，和你谈谈心，劝你不要再去参拜那个供有东条英机等二战14名甲级战犯在内的1000多名战犯的靖国神社了，建议你明智、妥善地处理好中日关系这件大事，重新修好两国关系。

　　1937年7月7日日寇全面向我们中国进攻时，当时我11岁，正在武汉一所小学念书。不久，日寇飞机开始空袭武汉。1938年上半年，空袭更加频繁。空袭过后，经常看到街上浑身是血的死伤百姓，伤者或快步或坐人力车往医院狂奔。那景象真叫人心痛，同时也在我这个中国少年心里激起了对日寇滥杀我国同胞的无比仇恨！日寇占领武汉前夕，父亲在香港找到了一份工作，我和父母辗转到香港，我在一所学校继续读书。不料1941年12月8日，日寇在偷袭美国珍珠港基地的同时，也向香港进攻。我和父母躲进防空洞，洞里人挤得满满的，地面潮湿，空气污浊，生活极端困难，洞外时时传来隆隆的炸弹、炮弹爆炸声。守港英军投降后，满街都看到日本鬼子兵。市民每经过鬼子兵站岗之处，必须鞠躬敬礼，否则便会挨打受辱。我便尽可能躲在家里不上街。我曾目睹中国同胞被鬼子兵用鞭子死命抽打，我那时真是愤恨已极，真想跑上前去和那个鬼子拼命，父亲劝阻了我。后来，我们全家辗转撤到桂林，随后又逃难到广西的平乐、昭平，最后撤到昭手县森冲深山老林。1945年8月中旬，传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喜讯！饱经8年苦难的人们雀跃欢腾，其景象至今仍历历在目。我全家在日寇侵华战争8年间，虽饱经艰苦，辗转逃亡，目击种种惨象，痛哀国难，并一度沦为亡国奴，所幸人身尚存，而我的一个姑母在撤退重庆途中死在奉节，另一个姑母无力撤离武汉，战乱中一家5口全部丧生。至于当年的4万万同胞，在南京沦陷后便有30万人被日寇惨杀，8年抗战的伤亡同胞竟达3500万之多！日本军国主义者8年侵华战争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真是亘古未有，罄竹难书啊！他们当时的所作所为，不就是妄图靠武力把中国变成日本殖民地，把中国人民变成任其欺凌的亡国奴吗？

　　小泉先生，中日两国本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至少远从中国唐朝起，你们的先辈便派了大量学者来中国“取经”，现在你们通用的“片假名”、“平假名”，就是以中国文字为依据创造的。在近代，我们也向你们学习了一些先进的东西。可以说，只是从19世纪后期，你们才开始滋生侵华的意图和行动，到上世纪30年代强占了我东北3省，1937年全面侵略我国。除此之外，在这之前的许多世纪里，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间是和平、友好相处的。既然有这么悠久的友好历史渊源，而19世纪后期以来你们的不友好的行动，包括侵略暴行，又以彻底失败告终，那么，小泉先生，你和你的阁僚们现在仍然处心积虑地要去参拜那个供有战犯的靖国神社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爱国主义优良传统。记得宋朝著名诗人陆游68岁时写过一首著名小诗《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我当然不敢与这样爱国、坚强的古人相比，不过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我也写了一首五言小诗，不妨请阁下一阅，好让你从我这个80老人身上推想一下我国13亿同胞的爱国情怀和抵御外侮的坚强决心。

　　小诗如下：“六十八年前，日寇启战端，夺我北平后，四处强攻占。当时我国弱，抗敌有困难；不到一年多，国土失大片。幸我军民勇，拼死斗敌顽。在此八年里，日寇罪滔天！到处搞‘三光’，妇女遭淫奸。被害死伤者，三千五百万！凶残如野兽，于此见一斑。抗战八年后，局势大转圜。我与同盟国，逼敌降约签。八月十五日，举国大腾欢。四五到零五，弹指一挥间。自从解放后，人民换新天。改革加开放，建设更向前。民众日日富，国力日日坚。但却也有人，敌视我如前，日夜思亡我，妄想旧梦圆。首相拜神社，野心已昭然。奉劝狂想者，历史记心间。中华好儿女，英勇本无边；加上国力强，如虎把翼添。谁敢再来犯，败死在眼前！凡我同胞们，亦不能等闲。忧患者身存，逸豫者身险。此言是真理，先贤曾有言。国力虽日强，毕竟尚有限；人人须努力，重任担在肩。努力搞建设，警惕记心田。一旦国有事，全民总动员。誓叫来犯者，葬身海洋间。我虽年老迈，与众肩并肩。”

　　书不尽意，愿你以史为鉴，正视现实，明智、妥善地重新修好中日两国关系，再也不要去参拜那个靖国神社了！

　　中国武汉大学经济系

　　退休教授李守庸谨启

　　2005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