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出现的“105次违法”的杜宝良事件，在社会和公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也再次引来对交警“电子眼”执法的强烈质疑。

　　然而，“杜宝良事件”已经远远超出了个案范围，成为“电子眼”执法且未及时告知当事人，使其最终累积成“违法大户”的代名词，被人们称为“杜宝良现象”。这不，北京又出现了第二个“杜宝良”———来京务工人员田先生驾驶面包车，在去年8月12日至今年5月22日，不到一年时间内，违法超速达97次，却至今也没收到交通部门下达的任何处罚通知书（见6月16日《新京报》）。

　　此前，人们普遍将形成“杜宝良现象”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交警未依法及时履行告知义务，致使违法者在不知不觉中累积违法记录。但笔者经过对相关法律法规的研究发现，未依法履行告知义务只是造成“杜宝良现象”的表面原因，更深层的原因却是法律规定的缺陷，是法律规范上的权责失衡，促使交警怠于履行职责。具体来讲，就是我国《行政处罚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实施行政处罚的期限限制。

　　事实上，我国在刑事和民事领域以及行政诉讼领域，都明确规定了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期限。严格来讲，对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审理一般都比实施行政处罚更为复杂，为什么法律为它们规定了期限，而未给实施行政处罚规定期限呢？这让人不能理解。

　　在笔者看来，要切实避免“杜宝良现象”的发生，不仅要督促交警部门认真履行告知义务，更要从法律上堵塞漏洞，给实施行政处罚规定一个明确的期限。

　　《江南时报》 (2005年06月19日 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