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撞向纽约世贸大厦的飞机就像蝴蝶，它们所引起的复杂效应余音袅袅，涟漪不绝。外贸依存度在60％以上的中国，或许更多感受到那只蝴蝶翅膀的颤动，引起更多的悸痛。

　　撰稿／高小勇

　　6月，火药味很浓。

　　美国、日本、欧盟是我国的三大贸易伙伴，其中两位就为中国的纺织品出口浑身杀气来到中国。6月4日，中美纺织品谈判无果而终，美国商务部部长古铁雷斯和美国贸易代表波特曼，脸色阴沉回国。6月10日，中国与欧盟的谈判让许多人松了口气。中国的薄熙来与欧盟的曼德尔森走出上海西郊宾馆的会议室时，都面带笑容。

　　曼德尔森笑的是，10个小时的谈判终于给中国的纺织品出口加上了限制，在2005年6月11日至2007年底期间，对中国10类纺织品确定了基数，并按照每年8％至12．5％的增长率确定中方对欧出口数量。而在2000至2004年间的配额制下，中国向欧盟出口纺织品增值年均达24％。今年1月至4月，中国纺织品出口同比增长18．4％。

　　薄熙来笑的是，如果按照当年的《中国加入ＷＴＯ工作组报告书》中的242条款，ＷＴＯ成员可以限制原产于中国的纺织品和服装产品的进口增长不超过某个基数的7．5％，而中国这次与欧盟谈判得到的数量要高些；与欧盟的和解给刚刚悻悻离去的美国人做了个示范。

　　然而，你如果想想外贸依存度已达60％以上的中国经济，听听中国类似浙江绍兴那样的地方发出的呻吟，你可能会很久很久凝视那刚刚离去的美国人和欧洲人的背影。我越来越感觉，“9·11”撞向纽约世贸大厦的飞机就像蝴蝶，它们所引起的复杂效应余音袅袅，涟漪不绝。

　　洛伦兹效应

　　蝴蝶效应是气象学家洛伦兹1963年的发现和假说。意思是，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的一场龙卷风。其原因在于：蝴蝶翅膀的运动，导致其身边的空气系统发生变化，并引起微弱气流的产生，而微弱气流的产生又会引起它四周空气或其他系统产生相应的变化，由此引起连锁反应，最终导致其他系统的极大变化。

　　此效应说明，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初始条件的极小偏差，将会引起结果的极大差异。“蝴蝶效应”在社会学界被用来说明：一个坏的微小的机制，如果不加以及时的引导、调节，会给社会带来非常大的危害，戏称为“龙卷风”或“风暴”；一个好的微小的机制，只要正确指引，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将会产生轰动效应，或称为“革命”。

　　中国与美国欧盟的6月谈判，其实只是美国“9·11”那只蝴蝶扇动的效应之一。

　　5月31日，俄罗斯一家法庭。站在铁笼子里的尤科斯石油公司前总裁、俄罗斯前首富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尽管身着牛仔裤、皮马甲，英俊的脸庞上挂着迷人的微笑，不时还向旁听的妻子挥手致意，但毕竟难敌3名法官轮流宣读的长达1000页的判决，他被判9年监禁。至此，美国人在名著《寡头》中描述的俄罗斯的4个商业寡头——斯摩棱斯基、别列佐夫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古辛斯基，事实上有3个已经被剥夺：除了霍多尔科夫斯基之外，汽车巨头别列佐夫斯基和传媒大亨古辛斯基早已流亡异国。人们深感普京的铁腕，却不一定理解他的这些选择。

　　俄罗斯的普京为何胆敢选择将该国寡头两个放逐一个监禁呢？叶利钦、丘拜思为何对寡头迁就忍让呢（丘拜思也曾警告寡头不要试图控制政府）？注意一下普京时代和叶利钦时代不同的石油价格，那可能就是问题的答案。俄罗斯转型，政府需要钱，石油是俄罗斯储量丰富的资源，也是当时国家控制的能在世界换到钱的资源。但它在叶利钦时代却不值钱，便宜时，一吨原油只值一包美国骆驼牌香烟。叶利钦、丘拜思政府不靠寡头又靠谁呢？尤其是在面临俄罗斯共产党咄咄逼人的挑战时，叶利钦政府离开寡头的成本就相当高。普京时代与叶利钦时代相比，石油价格已有天上地下之别，离开寡头的代价大大降低。石油能卖到钱，寡头再多嘴多舌在政治家看来就全是成本了，于是就有了普京不同的政治选择。而俄罗斯石油价格变化和世界其他地方石油一样，跟“9·11”增加的石油生产的不确定性，其中的关系是一目了然的。

　　“9·11”蝴蝶的效应五花八门。

　　香港李嘉诚在加拿大的油矿向来被股市看低，因为开采成本过高；“9·11”之后，李嘉诚的公司股价飙升，因为恐怖主义大大增加了主要产油国的不确定性，油价暴涨，使李嘉诚在加拿大的油矿竟然有了开采价值。

　　浙江的一位政府官员跟我聊天说，政府为了落实上面定下的种植面积，给农民提供了种子。但一些农民把种子煮熟了再撒向田里，煮熟的种子不生长，当然农民就不会有种田的代价。为何如此？“9·11”后，浩荡迁徙而来的外需增加了打工的回报。

　　蝴蝶翅膀扇起的中国悸痛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比，外贸依存度在60％以上的中国，或许更多感受到那只蝴蝶翅膀的颤动，引起更多的悸痛。

　　我在2002年和今年初都写文章说过，注意美国“9·11”那只蝴蝶。

　　中国的外商投资为何在“9·11”之后的2002年一下跃上世界之首？而在此之前，尚需要出口退税激励的出口为何剧增？卖不出去的煤、电，为何“9·11”后变得异常紧张？事实上，“9·11”使中国变得相对便宜，世界更多的投资和需求选择了中国，也带来了中国生产要素的全面紧张。

　　效应并不到此就消失。美国反恐防恐增加了贸易和财政赤字，不堪重负的美元2004年终于暴跌。人民币与美元挂钩又引发新的效应。

　　我年初写文章说过，中国经济要警惕两种硬着陆：过低与过高。一种可能是出口商品过高引起的。如果人民币汇率失去控制，使中国商品失去竞争力，年生产近万亿美元出口商品的要素，可能出现大量过剩，失业剧增；另一种可能会因为人民币与2004年大幅下跌的美元挂钩，使中国出口商品越发便宜；同时也没有给进口国时间来调整产业结构，失业增加，而这些国家都是选民国家，政客容易就此说事，选民很容易通过自己国家的政府抵制中国商品。抵制多了，商品出口困难，中国许多工厂也不得不吐出满身肌肉的劳动力，让他们满街闲逛。两种硬着陆的后果都是危险的失业。

　　刚刚过去的6月谈判，就有点后一种硬着陆的迹象了。可以推论，中国经济最近还将遇到类似的困难。由于要靠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来解决自己的发展和就业问题，中国经济不得不有很高的贸易依存度，美国、欧盟对中国商品采取的行动有示范效应，有可能引发像去年西班牙烧鞋之类的抵制中国商品的事件再次发生。

　　温故知新。美国是世界之胃，我们对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缺乏思考更缺少应对。这一事件如何改变了世界供求格局等等诸多问题，都没见到我们恰当的反应，仿佛需求之水天上来。如果了解恐怖主义作为一种价格，将影响世界供求行为选择，我们就应该通过宏观政策增加成本来控制出口的节奏，放松能源原材料投资的管制等政策，以适应汹涌而来的外需和外资。但事实是，出口退税的鼓励政策2004年才多少做了些调整；管制电力投资，直到去年才取消优惠电价。而且，我们也许没能抓住调整汇率的最好时机。这说明我们的眼光不够辽阔，更多看到的是地方政府的利益；我们知识的学习并不够，不能充分理解那只蝴蝶翅膀的扇动。为什么需要知识？知识用来干什么？知识就是为了节约未来行动的成本。没有知识，于是我们目前就不得不支付调整经济的痛苦代价。

　　调整汇率可能引起的中国商品突然变贵，对这种硬着陆的危险，我们是有充分警觉的，一直都在顶住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但对中国出口商品突然变得过于便宜，可能招致多国抵制——这种硬着陆的形式我们考虑得并不多，如今，别国的抵制真的也不期而致。

　　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让我们得以在世界攻城掠地，但同时也使自己与别的经济进入摩擦敏感时期。尤其当前。3个主要的贸易伙伴与我们都有不同的矛盾，避免摩擦的成本，需要中国人更多更高的智慧。而且，约束条件在转变，人民币升值压等等因素在变化，或许，中国不久要应对的将不是过热，而是通货紧缩，还有萧条。（作者为浙江工商大学新制度经济研究所所长、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