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6月22日电

　　王兴菜是北京大学中文系2004级研究生。这个安徽来的小伙子有个藏族习惯：每逢碰到重要的人，他总是喜欢送上一条哈达。

　　“这不是一般的哈达。每条哈达都已经融入了我自己的成长经历。”王兴菜说。

　　2003年8月，王兴菜作为北京大学研究生支教团中的一员，来到青藏高原。

　　在很多人看来，用一年的时间好好的体会青藏高原的风土人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美差。王兴菜所要支教的地方更是美差中的美差，就是分配到被称为西藏江南的林芝地区。

　　到了西藏拉萨后，当王兴菜一个人踏上前往林芝的汽车时，这个“美差”变成了苦差。从拉萨到林芝，500多公里的距离，山路曲折。对王兴菜这个平原长大的学生来说，只能说是心惊胆战。每过一道山，他的脸色几乎就要变一次。当时又正赶上泥石流频发的季节，王兴菜的心一路都在悬着，就这样颠簸了六七个小时后，晚上10点来钟他抵达了目的地。

　　在旅馆休息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大早，王兴菜就来到他支教的学校报到。没有想象中的夹道欢迎，学校正在抓紧时间维修路面，师生们都热火朝天的在河滩上搬鹅卵石。王兴菜二话没说，撸起袖子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三四天后，王兴菜才转入正规：教学。

　　这一年的支教生活，只能用艰苦二字来形容。王兴菜的补助不高，林芝地区的消费并不便宜，春节的时候，这里1斤西红柿要卖到4．5元。为了省钱，这个不会做饭的小伙子学会了自己做饭，还学会了精打细算。授课的工作也并不轻巧。

　　和王兴菜一样，很多北京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同学们都面临着一样艰苦的环境：正在宁夏固原回民中学“服役”的张海涛也没有想过这里条件如此艰苦：严重缺水不说，火难生，炒菜不易熟。除了操心生活，每周还要上14节课，一个班就是80来人，他要教两个班的课。

　　北京大学团委书记沈千帆说，自从1999年正式派出第一届研究生支教团赴青海、山西、河南以来，北京大学迄今已有六届支教团共71名研究生志愿者参加了支教扶贫工作，他们的总服务时间超过17万个小时。

　　7年来，在祖国最艰苦、最偏远的青藏高原地区和其他贫困山区，都留下了北大研究生支教团的足迹和汗水。据不完全统计，北大研究生支教团依靠踏踏实实的表现先后获得多项荣誉。第一届的蒙晓燕同学获得了团中央颁发的全国金质服务奖章，每届青海支教团都有几位同学获得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青海项目区的优秀服务奖。“你们是来奉献的。”不止一个地方的人对支教团的学子们这样说。

　　可是很多同学都有不同的看法。

　　对很多支教的学子而言，他们放弃了大城市安逸的读书生活，自己主动选择了一个相对陌生的工作环境和恶劣的生活条件。从一定意义而言，他们不要薪水，的确是一种奉献。“尽管生活条件很艰苦，可西部支教的过程也是我们自己受教育、长才干的过程。”张海涛说。

　　已经结束了支教生活的王兴菜体会更深。他承认这一年在学业上与同龄人有了一定的差距，可是这一年中的所得足以让自己一生受用。“我学会了如何去适应陌生的环境，我学会了坚强。因为当困难来临的时候，我没有机会去逃避，只有勇敢的去面对。”

　　在校方看来，支教已经不是一件小事。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支教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彦老师说，支教是本科生与研究生之间的一种再教育，而成为北大培养人的一个重要举措。

　　实际上，自从1999年北大组建第一届研究生支教团以来，学生们参与的热情一年比一年高，支教团的建设和发展也已逐步规范化。北大团委书记沈千帆介绍，去年报名与录取的比例达到4∶1。最后，参加支教的同学必须通过各部门教师组成的专家面试才能完成自己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