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徐宏文 实习生 姜燕）：“我卖自己，不还价，20万。”昨天上午，本报热线接到市民电话，称在长宁路江苏路东南角电线杆上贴有“卖身广告”，记者随即赶往现场，看到这个“卖身广告”上写着“李琼，男，34岁，身体健康，特长开车，曾在镇宁路菜场骑三轮卖菜”。为了引起过路人的注意，当事人特意在广告开头用黑体大字标明“我卖自己，不还价，20万。”并且写明“真人真事”以求信任。“卖身广告”引来了众多过路人的驻足观看。

　　走投无路想到卖自己

　　记者按“卖身广告”上提供的家庭住址找到了李琼，这是一个由废弃的厂房搭建而成的“贫民窟”，推开不到6平米房间的门，在漆黑一片的屋里，只有一张破旧的床和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台8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和一台旧风扇，屋外有一个煤气罐，这就是李琼在上海的全部“家当”。就是这样一个勉强落脚的地方，李琼每个月还要为它支付160元的租金。

　　“我是走投无路了才走这条路的。”李琼告诉记者，他是安徽阜阳人，2000年来到上海打工，之前做过小工、卖过糖炒栗子，现在在镇宁路卖菜，每天的收入只不过几十元而已。“我每天推着三轮车卖菜，日子虽然苦了点，但一年还能有几千块的收入，基本能养活老家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但前两天我车上的200多元菜全部被没收，损失很多，我已经绝望了，所以想到了卖自己。”

　　李琼向记者讲述了他的“卖身”计划，“我的特长是开车，从前在乡下，我帮父亲开了9年的拖拉机。我计算了一下，如果谁愿意买我帮他开车，按每年给我六七千元计算，我给他干30年，他只要一次性给我20万就行了。”李琼还保证：“我是老实人，肯定不会中途跑掉。”

　　过去也曾“风光”过

　　李琼今年34岁，过去的10年中他一直在外漂泊。“我7岁上学，由于学习成绩太差，15岁才读到五年级，之后就干脆不读了，开始跟着父亲种菜、开拖拉机。19岁那年出门闯江湖，在天津和老家之间跑了几年，24岁时正式在天津落户，做建筑工人。”他从打短工开始，一直做到小包工头，从大包工头那儿接活干，从1996年到1999年不到两年半的时间里，就赚了二三十万。

　　1999年，李琼“衣锦还乡”，带着挣来的钱，也带着自己的梦想，他在老家开办了一家大型养猪场，最多的时候达到100多头，还买了一辆摩托车。“这在上海当然算不上什么，但在我们老家就已经很风光的了，”他对记者说，“只怪我自己脑子笨，又不懂预算上的事情，生意做亏了，从那以后，我干什么败什么，一事无成。”李琼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满是无奈。

　　2000年，他来到上海打拼，一心想着重整旗鼓，没想到的是，5年过去了，除了勉强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外，他连办驾照的钱都没赚到。“我12岁时第一次看到父亲开拖拉机就爱上车了，是个‘车迷’，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实现开车的梦想，办个驾照都要6000多块，我到哪里去找那些钱啊！”

　　卖20万心里并不平衡

　　李琼告诉记者，他曾经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里就赚到二三十万，现在以出卖自己30年才换得20万，其实心里很不平衡。“但我仔细想过，也只能开这个价，再开高了，谁会理你。”李琼说，“如果有人愿意买我，我首先得拿出4万元把办养猪场亏本后的欠债还了，其他得全部给老婆孩子，让他们跟着我这么多年，确实很苦。”

　　李琼用卖菜一天所赚的钱，印了几百张广告，从前天开始，他就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开始张贴起来。广告贴出一天后，有几个人来找过他，但多半是找他买身体器官的。“昨天有人要出18万元买我得肾，但我拒绝了，这种违法的事我是不做的，虽然人穷，但还是要凭良心做事，”李琼对记者说，“还有的人是故意找过来嘲笑我的，他们以为我是‘戆大’，疯了才会做这样的事，其实他们永远不能理解我们这样的人心里的苦处。”

　　直到记者出门要走时，李琼还嘟哝着：“虽然卖20万，要一次性付清，但我给他创造的利益远远不止20万。我打算持续贴一个月的广告，一个月内肯定有人‘揭榜’”。

　　邻里同情但不赞同

　　邻居告诉记者，“他肯定卖不出去。”“不是走到了绝境，一定不会走这条路。”不过，同样不富裕和李琼住在一起的“兄弟”们表示，他们不会仿效李琼，继续打工的生活，一天能挣30块就30块，能挣50块就50块。

　　对于“20万卖自己”的做法，上海联业律师事务所马永健律师表示，李琼所说的“卖身”，其实是一种雇佣关系，而不同于卖人。从雇佣角度上看，他报价20万，卖掉30年工作时间，付款方式是一次性付清，他发出了这个邀请，如果有人允诺愿意，是完全符合法律标准的。马律师同时强调，真正的“卖身”是与法有悖的，因为人不能成为买卖的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