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后访问了吉田、小西和野吕濑三位日本友人。

　　吉田，日本工人，他有坦率爽朗的笑声和豪迈不羁的性格。1938年（被俘后）参加八路军，现在已经学会了普通常用的中国话。小西是个青年农民，这次反“扫荡”中刚被俘虏的，他的言行还保存着农民的天真和质朴，说话时稍微有些腼腆。野吕濑于今年（1942年）5月投诚我军，一个知识分子，给人的印象是坦率而严谨。

　　吉田兴奋地谈起他在这次反“扫荡”中，同敌人遭遇、战斗和脱险的情形以后说：“抱定宁肯牺牲，不能被俘的决心，敌人对我是没有什么办法的！”吉田很有把握地说：“因为我向八路军学会了游击战术的法宝。”2月反“扫荡”时，他随八路军一二九师×旅工作，积极，勇敢，热心，博得“模范工作人员”的荣誉。他几次喊话时过于接近敌人，险为敌弹所伤。

　　新来的兄弟们给吉田增添了安慰、解释、说服教育的工作。据小西说：他们的长官，终日宣传八路军如何暴虐、残酷，用尽各种想象不到的刑罚对待日本俘虏。他虽然看到过八路军许多宣传品，终究还是半信半疑，所以被俘以后，多少有些惊慌。吉田以自身经历为例，详细、耐心地为他解释八路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很快地开导了他。“八路军和气、艰苦，他们成天都很高兴。”这是小西对于八路军的新印象。

　　野吕濑对八路军有比较多的了解，所以敢于自动投诚。“但是，”他说：“开大会时我能和彭副总司令坐在一起，这却是以前万万想不到的。”

　　野吕濑今年（1942年）3月来华，5月向我投诚。三个月的部队生活，给了他许多不能忍受的刺激。他亲眼看见他的同伴们酗酒、行凶，找寻和平的中国居民发泄绝望的兽欲。他们留心探询“情报员”每天送的信，如果写着“平安无事”，大家非常高兴；如果写着“注意老八”大家立刻慌乱起来。“讨伐”两个字，几乎成了“死亡”或“受伤”的代词，“准备讨伐”的命令一下，许多健康的士兵就向上级挂病号，这种要求如果遭到拒绝，许多人就以酒醉作掩护，谩骂、殴辱长官，甚至不计后果。

　　小西是去年来到中国的，他痛切地感到：“今年的战事特别频繁，士兵的生活更苦了！”无论吃的穿的，都比以前远为恶劣。以日本士兵酷爱的纸烟为例，吉田在时吃不完，小西时代不很够吃，野吕濑来华以后，简直快没有了。小西又说：“我们累得要命，这次‘扫荡’，比2月‘扫荡’累得多。长官成天说八路军死光了，这次到山里，几天就回来。可是我们到处发现抵抗。我们在山里，东西南北都弄不清楚，在极端困苦中度过几十天，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出事情。”

　　“日本国内比日本部队的生活还要坏。”野吕濑说，“从女人的手帕到孩子的布鞋，一律实行‘配给’。农民种了粮食，却饿着肚子。米价比从前涨了四五倍，过去十几元一双的皮鞋涨到八九十元。日本人喜欢穿的套鞋也很难买到了。少女们都急于早日结婚，她们害怕自己的情人随时会被调出去打仗。不过战争毕竟是战争，许多少女变成了老处女。”日本军阀害怕前线的士兵和国内的家属交流彼此的苦痛，信件要受到严格的检查，不过从偶尔漏网的信件里看出，小西的家庭已经饿肚子了。

　　事实让小西感到不能自释的困惑：“长官说在太平洋上把英美打败了，中国也已经不行了，那么可以回国了，为什么我们还要打仗、打仗，究竟打到什么时候呢？”他喃喃自语，“我们是多么想回家！我们回不了家！”最后，小西说，他不急于回家了，他感到“知识少，希望在八路军同志们的帮助下，重新做个好人。”

　　野吕濑回味了诺门坎之战，当时他为防疫队队员。那次的恐怖和危难，给他留下永远不能忘怀的印象。苏联的飞机、大炮震昏了他们的脑袋，“武士”们身上的刺刀伤使他心胆俱裂。他并没有上火线，也受了苏联飞机的弹伤。来到中国不久，他接到国内友人一封信，信上隐晦地描写着4月东京、横滨等地被炸后，日本人民的震动，上面有几个字写道：“和诺门坎事件相仿佛！”

　　原载《新华日报》华北版，194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