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当局初步认可民间金融，是对过去监管政策和监管观念的一次调整。但需要警惕的是，金融监管当局“加强对民间融资行为的规范和引导”，是否会重蹈很多行业监管的覆辙

　　5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其发布的《2004年中国区金融运行报告》中指出，民间融资“具有一定的优化资源配置功能，减轻了中小民营企业对银行的信贷压力，转移和分散了银行的信贷风险。”报告建议监管当局加强对民间融资行为的规范和引导，趋利避害，促进其健康发展。

　　“民间融资”与“民间金融”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能够肯定民间融资，目前已属难得。联系到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的表态，则可以看出，金融监管当局确实正在调整对民间金融的监管政策。吴表示，“出于对产权的尊重，国家应给资金拥有者以运用资金的自由。国家应在强化信息披露、严厉打击信息造假的同时放松对直接融资的管制，让筹资人、投资人自主决策。”

　　监管当局的这种态度转变是明智而务实的，尽管这一转变来得太晚。

　　周其仁教授在一篇文章中已经指出，“民间融资”——私人之间按照约定的条件转让使用资金的权利——的根据，从根本上来自国家保护公民合法私人财产的宪法条款。根据这一宪法条款，人们自然可以将自己的资金转让给他人使用。

　　而从效用上看，资金使用的自由——哪怕是在政府禁令之下偷偷摸摸的自由，也对经济具有巨大的正面效应。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市场制度发育最为健全的地方，就是以温州为典型的、完全自发形成的“草根市场”。而在这些地区，支持企业活动的主要金融渠道，就是民间自发的金融体系。严肃的比较研究当可证明，这些地区，民间金融的资金产出效益肯定是国内最高的。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毋须金融监管当局的认可，民间金融活动作为资金持有人宪法权利的一种自然延伸，从一诞生起，就拥有其存在的正当性。金融监管当局的正当职责是面对民间金融市场已经形成的现实，对其进行合理的监管。倘若仅仅因为其原未获得官方许可，就予以压制，那只能说明监管当局未能正确理解法治的含义，也未能正确理解自己的职责所在。

　　不幸的是，长期以来，金融监管当局对民间金融活动所采取的，恰恰就是这种不正当的压制、打击政策。之所以采取这一政策，原因或有二：

　　其一，维护官方承认的正规金融机构的垄断地位。由于种种原因，金融监管法律与政策本身就具有明显歧视性。现行金融监管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保护国有金融服务机构的垄断地位。在某些地方，由于民间金融的竞争，官方金融机构没有多少生意可做。面对这一窘境，监管当局不是推动官方金融机构提高竞争力，而是抑制更有效率的民间金融。这是目前大多数行业监管框架的痼疾：监管的结果不是推动低效率的企业追求高效率，而是让高效率的企业削足适履。

　　其二，政府之所以要维护正规金融机构的垄断地位，有一个重要理由：这些正规金融机构代表着现代化的金融制度，而金融监管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推进金融制度现代化。

　　国人自上个世纪初就形成一种“现代化崇拜症”。问题在于，人们对现代化的理解其实是片面的。他们将欧美最新的市场形态等同于现代化，殊不知，这些最新形态的背后，有着更为深厚的传统形态的支撑。比如，90年代以来，官员学者争相谈论“现代”企业制度，并呼吁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些人士却忽略了，在发达国家，绝大多数企业仍然保持着传统的家族经营形态。同样，在这些国家，民间金融，也即有些人所说的资金的“体外循环”，在企业整体融资中所占的比例恐怕也不低。

　　一旦某种漫画化的现代化图景成为监管政策的制定依据，民间金融就会因为不符合现代化金融标准而遭到刻意的压制和打击。当局和学者谈论资金的“体外循环”，仿佛资金不进入正规金融机构本身就是一宗罪。而民间金融也经常被不负责任地有罪推定为“金融风险隐患”。

　　金融监管当局初步认可民间金融，是对错误的监管政策和监管观念的一次调整。但需要警惕的是，金融监管当局“加强对民间融资行为的规范和引导”，是否会重蹈很多行业监管的覆辙，走向过度监管，扼杀民间金融的活力，从而切断民间企业主流的血管？

　　其实，在过去二十多年乃至过去几百年中，监管当局没有介入，民间金融在大多数地区也运行得相当顺畅，其金融风险水平远低于目前的国有金融机构。原因在于，在上百年的历史演变中，民间金融已形成了一套复杂而有效的制度框架，尤其是大多数交易发生于熟人社会内部，因而，其自我监管机制是非常有力的。

　　基于此，我们认为，金融监管当局在承认民间金融的合法地位之后，似宜采取“无为而治”的监管政策。唯一可以变得积极一些的监管者，应当是司法部门。法院若能及时地判定执行合同、债务，并惩罚诈骗行为，自可引导民间金融活动趋向于理性而健全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