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如注，一片汪洋。水位猛涨，抗洪紧急。于广东来说，西江流域苦逢400年一遇的特大暴雨，封开、德庆、高要全线告急，两岸部分村庄已成泽国；东江一线河源、新丰已有多人遇难于水祸，山体滑坡、路基坍塌、危机四伏，京九铁路受阻；而西江北江洪水可能汇合而至，珠江水则已经因为水位高居开始出现回流倒灌，广州城内大水浸街，交通瘫痪……遭逢此情此景，广东相关河段军民正奋力抗争，力求把损失减到最小。　　

　　这样的危机，这样的场景，这样的灾难，这样的损失，在量级上被醒目地标识为“百年不遇”、“千年一逢”，然则我们其实并不陌生，因为就在这短短的一二十年内，1991年，1996年，1998年，2002年，2004年，这百年千年之灾已经多次光临中国，不是此江便是彼河，不是南涝便是北涝，甚至南北同发大水，举国共忧汛情。而在3000年的历史里，几大水系流域的中国人，更是与这水祸纠缠不止，搏斗不休。在这个不断治水的国度里，在这个一脉相承的线索里，今天的洪水猛兽也许会来势更凶，但断断不可任之为祸也更烈，因为强大的社会动员机制与先进的科学技术，理当为缓减天灾提供了工具，而现代政府的职责与“人命关天”的价值观，更应当可以杜绝掩在天灾之下的人祸。

　　但我们未必可以如此乐观。远者如黑龙江沙兰镇上百小学生命丧洪水，天灾之下的人祸因素愈挖愈多；近者如西江上游的广西梧州，防洪大堤终究未能拦住江水，河东城区已遭没顶，该市水利局长则因执行“抗洪救灾指令不坚决，贻误战机”被停职。而在一次次滔天洪水过后，理当痛定思痛而修建稳妥的防洪设备，总是一次一次地在“超越历史纪录的汛情”面前频频告急呼救——甚至出现河流两岸对垒临时子堤、相互盼望对岸先溃以泄水势的场景，令人惶恐之下更该痛心疾首。

　　美国已故总统肯尼迪曾经说过:“谁能解决水的问题，谁就应该得诺贝尔和平奖和科学奖。”中国水患深重久远，未必要为什么和平奖与科学奖而发奋努力，但“历百劫未尽功”的忧患意识自是应当不遑多让的——只有忧患意识须臾不离，才能有未雨绸缪的投入，才能有人定胜天的方法，才能有谨履职责的官员，才能有同心协力的成绩，最终才能有盛世治水的气象。

　　在这一点上，曾经屡屡遭遇水灾的荷兰人可为我师。居住在低地之国的荷兰人，对水患始终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每次洪灾之后，都有专门的调查分析与治理方案争鸣，其后及至风调雨顺之年，相关准备亦不停顿，最终为了长远和整体的国计民生，荷兰人知难而上，对所有的水利工程都确定了相当高的标准，十年一遇，百年一遇，统统不被采纳，内河堤坝的防洪能力乃是1250年一遇，而防海大坝更是惊世骇俗，防洪标准高及万年一遇。灭世洪水没有再现，但荷兰人的“诺亚方舟”却已建成。他们的办法当然未必适合其他国家的情形，但他们的努力与成绩告诉世人，对于天灾不去努力想办法降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人祸。

　　而我们的忧患意识是否足够？我们对于防洪治水的智与力的投入是否足够？在这场已经到来而且必将持续一段时日的洪涝之灾面前，广东省上下动员、积极调度、紧张应战，自然会有值得称许的成绩涌现。不过居安思危，而危时思安，待得这短兵相接的搏斗之后，但愿主流声音不是急着去庆功评奖，我们悬起的心也不要急着先放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