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承父志讨还公道

　　“野人”刘连仁劳工案在东京终结审理

　　杨文凯

　　在北海道穴居13年的“野人”刘连仁控告日本政府战争罪行并索赔一案历经5年开庭23回，终于在2月1日进行了终结审理。由于原告刘连仁已于去年9月2日去世，其子刘焕新继承父亲遗志，来到东京地裁的法庭，代表原告做最后的法庭陈述。记者在法庭终审之后，采访了刘焕新先生，听他回忆起那些苦难的经历，转述他父亲这样的战争受害者以及全中国人民的愿望。

　　身材高大的刘焕新生于1944年。他回忆道：1944年父亲刘连仁无辜被抓去日本当劳工，当时，我还在母亲的肚子里，40天后，我便来到这个不公平的世界。从我记事开始，就经常看到母亲以泪洗面的情景，有时不言不语望着我，好像今后的希望就寄托在这个天真无邪的孩子身上。当时我还撒娇地问：我爹哪去了，怎么不来抱我？这时，母亲便揪心地嚎啕大哭一场。以后，我慢慢懂事了，我不敢再问及此事。但看到小朋友在父母的呵护下快乐地生活，没有父亲的我感到非常孤独。为减轻母亲的痛苦，我在学校和家中尽量多做些让母亲高兴的事。

　　刘焕新在14岁的时候，才第一次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父亲刘连仁。1958年春天，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刘焕新和母亲到天津去接回国的父亲。那天，他们到塘沽码头，老远看到一艘“白山丸”客船，在长鸣的汽笛声中，甲板上站着一个人高喊着：“祖国啊！我回来了！”。年幼的刘焕新跟母亲冲出人山人海的欢迎队伍，胆怯地叫了一声“爹！”父亲听后一愣，继而紧紧地抱住母子俩，放声大哭，刘焕新当时也又惊又喜，唯一的感觉是以后在同学面前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有父亲了。

　　由于长年过着非人的生活，饱受惊吓，刘连仁的身心都留下了后遗症。刘焕新提到，回到家乡后，虽是高兴事，但父亲口语不清，很少言谈，日不出屋，夜不入睡。一闭上眼睛就惊恐万状，恶梦呓语，冷汗满身。同时，由于祖父母因父亲被抓而过早去世，家破人亡，在心灵的创伤上又增添了一层阴影。刘焕新更谈及，刘连仁从1958年回国后，每年回国纪念日这一天，他会在全家聚会中重叙自己的悲惨遭遇。随着年龄增高，讨回公道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父亲对自己不幸的一生讲得越多，也更加重了刘焕新对父亲的敬重，更坚定了他继承父亲遗志，讨还历史公道的决心。

　　1996年刘连仁正式在东京地裁提出战后赔偿诉讼前后，刘焕新曾先后三次陪父亲来日本到法庭陈述，这次是他第四次来日。他说，去年9月2日父亲去世，死前，刘连仁在8月31日曾有气无力地说：“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看到胜诉的这一天，我死不瞑目呀！”父亲的话字字血，声声泪，深深刺痛着刘焕新的心，父亲的伤痕更在刘焕新的心中难以愈平。9月1日，刘连仁对全家说：“我把理想和信念留给你们，子子孙孙要讨回公道。”他还拉着刘焕新的手说：“你的担子很重呀，保重身体，把官司打到底。”老人的遗言是一代人、也是一个民族发自肺腑的真切愿望，刘焕新感到自己的责任十分重大。

　　刘焕新当天在司法会见时说：“我从远方来到日本，欲讨还历史公道。我的看法也是我父亲的看法。对刘连仁事件和他本人的受害过程，社会、法庭和裁判长内心都很清楚，即使是被告方内心也很清楚。在北海道，刘连仁的故事更是人人皆知家喻户晓。中国过去有个白毛女，在山洞居住3年头发雪白。刘连仁在北海道的深山里穴居13年，是极其不容易的。当年的报纸、书刊以及电视等都对此做过报道，在亚洲乃至世界上都有知名度，刘连仁在1960年还出任过世界和平理事。这个故事不是虚构的，希望法庭能够正视事实。老人来日时曾在法庭上说过：“我给你1000万，是否有人愿意去山里洞穴中住一天？”刘焕新认为，是坚强的毅力和执著的求生欲望支撑着刘连仁在深山野林里生活了13年，这是一笔抹不去的历史记录。

　　刘焕新在法庭陈述中最后表示：刘连仁劳工案事实非常清楚，理由非常充分，在北海道无人不知，在日本各地及世界各国了解此事件的人也很多，并十分关注日本政府的态度及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

　　花岗事件经过调解，加害企业鹿岛建设公司支付5亿日元设立基金，但是否认了自己的法律责任，拒绝向受害者及家属谢罪，因此引起了战争受害者和中国民众的极大愤慨，在中国国内和国外引起强烈不满。

　　父亲决心提出诉讼的首要目的是，希望更多的日本国民知道自己和其他劳工被绑架、被强制劳动的悲惨遭遇的历史事实，要求在此基础上对日本政府应负的法律责任进行明确的裁决。我和父亲坚信为使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明确日本政府的法律责任是非常必要的。希望法庭严正要求日本政府对父亲刘连仁及全体受害者进行真诚谢罪。

　　希望在此基础上，明确日本政府对所有受害者进行诚实的赔偿义务，对亡父进行赔偿。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1年02月28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