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兰州6月26日电（记者马维坤）过去的半个世纪，是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同时，也是我国沙漠化速度最快，扩张规模最大的时期。这样的现实无疑使我国陷入了原本要尽力避免的“先破坏后治理”的发展模式之中。

　　随着中央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许多沙区的地方政府都制定出了防止沙漠化继续扩张的措施，如坚决制止乱开荒、乱打井、乱砍树等。这些措施无疑都是正确的，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却发现，在实际工作中，这些“坚决”都被打折扣。例如记者最近在甘肃省民勤县采访时了解到，尽管这里早已是我国沙漠化程度最严重和主要的沙尘源区，但在过去的十多年间，这里的许多单位和群众还是不顾“禁令”，在沙漠前沿开垦出了十多万亩荒地，进一步加剧生态恶化。

　　这样的尴尬迫使我们不得不去反思，建立在单一减风灾、防沙害基础上的生态治理措施，如果缺少了让社会经济发展的保障措施，就是无源之木，更是对科学发展观的片面理解。

　　寓沙漠治理于经济发展之中，我们首先应反思不合理的发展模式。在甘肃民勤，人们年复一年地种植收益低的传统作物，为了有更大收益，只好走扩大种植面积的路子。结果越多种沙越多，收成越差，陷入恶性循环；其次还应反思政策支持。历代与风沙抗争的民勤人民早就知道，治理沙漠最好种植灌木，实行退耕还草和实施封育，但这些都无法得到与退耕还林政策相应的补助。这就意味着群众退出沙漠前沿就等于失去家园，失去收入来源。从而使沙漠治理与群众生存发展产生无法协调的矛盾。

　　以经济发展支撑沙漠治理。关键是找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路子。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处在甘肃河西走廊上的黑河流域成为我国生态恶化的新典型。由于上、中游挤占大量的生态用水，导致黑河下游额济纳旗生态急剧恶化，成为影响我国北方200万平方公里的沙尘源地。进入新世纪，在水利部和甘肃省的支持下，黑河流域生态治理从地处中游的张掖入手，通过在这里打造以节水型高效农业经济为支撑的节水型社会，张掖初步形成了制种、草业、粮食、经济作物各100万亩的种植结构，这种用水少、产出高的经济结构，不仅使张掖农民人均每年增收300元左右，而且在4年多时间里，使40多亿立方米黑河水流入额济纳绿洲，生态迅速得到好转。

　　站在今天新的历史平台上，重新审视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辨证关系，我们可以冷静地说，发展是硬道理，关键是要建立与生态系统相吻合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模式，使发展变得更“硬”；面对沙漠，我们也可以“解嘲”地说上一句：“惹不起躲着走”，到属于自己的绿洲上精心经营，用节约和效益提高绿洲的承载力，用承载力的提高保障我们的发展路，同时也给大自然一个自我修复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