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兴海的后代像宝贝一样珍藏着两把军刀

　　历史之魅：“毛先生”感召抚边青年

　　在小金丹巴一线采访，问及乾隆打金川的事，无论老幼，都能给你说上几段。近300年前清乾隆年间在嘉绒地区进行的两次金川之役，是乾隆“十大武功”中耗时最久、耗资最巨的战争，给嘉绒地区带来了巨大影响。

　　抚边乡原属底木达县，位于小金县与两河口的抚边河左岸，因地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要塞。乾隆打金川时，抚边曾激战，数千清兵战死，大学士温福也于战火中死在抚边象鼻山。1935年6月18日至23日，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进驻抚边，在这里留下许多动人故事。但长期以来，抚边一直在媒体视线之外，因此本报成为红军过境70年后第一家到此采访的大报。

　　记者现场采访——

　　（时间：5月17日上午；地点：小金县抚边乡野）

　　“你们是第一家来采访的报纸！”

　　说这话的是抚边乡木坡中学原校长、现抚边“九人红军文化纪念小组”宣传组长郭贵忠。

　　3年前，抚边九位老人自发成立了这个小组，他们寻访了数以百计的抚边老人，终于使70年前红军在抚边的历史重现天日。而这段历史，恰恰在党史和军史中鲜有记载，众多作家、记者（包括索尔兹伯里）均忽略了抚边。“除香港凤凰卫视外，包括央视等媒体，从来没到过抚边，”郭贵忠说，“你们是来抚边的第一家外地大报，我们要感谢你们！”

　　其实，更该感谢的是这九位可敬的老人：郭贵忠、刘顺忠、李太富、马林发、马树才、姚碧诗、罗秀品、金吉华、彭兴德。

　　毛先生说大白话

　　1935年6月18日傍晚，中央红军军委直属部队进驻抚边，一个穿灰布长衫的高个子带着警卫住进破碉村罗茂才家。罗当年40余岁，务农。罗听战士们喊长衫者“先生”，便跟着喊，后来才知先生姓毛，叫毛泽东。

　　郭贵忠说，毛先生待人客气，他说的湖南话罗茂才和邻居们都听不懂，毛就有意放慢语速，用大白话给大家讲道理，“我们穷人要团结，要打倒那些为富不仁的坏人。”正说着，警卫员喊开饭了，罗见毛与战士们吃的只有包谷糊糊，就进屋端出一碗咸菜。毛先生不受，推不过，收了。后来离开罗家时，毛叫战士给罗留下两块大洋。

　　19日夜，红军总政文工团在老街城隍庙戏台演节目，两盏煤气灯把舞台照得雪亮。演出前，毛先生登台讲话，台下有一千多群众，“抚边乡能来的人都来了。”郭贵忠说，“毛先生最后说：抚边有志气的青年，请跟我一起北上去！”

　　61人参军3人回

　　毛先生讲完话，抚边热血青年宋全胜第一个跳上戏台，挽起袖子高喊一声：“毛先生，我跟你去！”台下台上一片掌声，毛也鼓掌笑了。老人们看这支军队并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霉老二”（对红军的蔑称）模样，都愿把子女送来参军。

　　据郭贵忠调查，当地共有61位青年男女参加红军，多年征战后，只有三人回来过：邓玉兰，女，解放后曾任南京市委副书记，1962年回抚边，1986年去世，骨灰由子女送回抚边安葬；罗海清，机枪射手，1961年回过家乡；宋全胜，解放后回到阿坝汶川工作，已去世，但他的儿女们每隔几年就要回来祭祖。

　　“其他的人，大部分在长征路上和后来的战争中牺牲了。”说到这儿，郭贵忠眼睛有些发红。

　　给无名红军上坟70年

　　九人纪念小组成员彭兴德告诉记者，村民徐广才父子懂中草药，先后收治21名红军伤员，治好20位。有一位因年龄偏大、伤势严重，去世了。徐家父子把他安葬在云盘村自家坟地里。70年过去了，年年清明，徐家的子子孙孙遵从祖训，还在给这位不知姓名的老红军上坟，“他们已经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亲人！”说着，彭眼中忽然滚出泪珠。

　　村民刘兴海家曾住了6位伤员，将息半个月后，战士们要归队了，而大部队早已走远。刘担心他们找不到路，竟带着战士们翻过海拔4000多米的梦笔山，走了一两百里，才在马尔康追上大部队。临别时，红军对刘说：老哥，没啥送你的，这两把军刀留给你作纪念吧。

　　记者见到了那两把军刀。70年了，依然沉甸甸泛着寒光。

　　他们是大清戍边军人后代

　　记者行走在抚边老街上，时光仿佛正在倒流：城隍庙的戏台快坍塌了，但“大清嘉庆五年”的字样仍然清晰可辨；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的旧居保存完好；红军标语、漫画和石刻一如昨天......

　　“1986年，耀邦同志重走长征路时曾回过抚边。他说，他住的房子旁有两棵大树，不知还在不在？”郭贵忠指着两棵粗壮的榆树说，“你看，它们愈发根深叶茂了，只是物是人非......”

　　老人们自办的红军文化室设在老街文武庙里。在这里，九位老人为我们唱起了《十送红军》。歌声中，郭贵忠对记者说，“你问我们是那个民族，说实话，我们也说不清。”据称，抚边现有4800人，人口排序是藏羌回汉苗，大多数人是乾隆爷留下的军士后代，原先的任务是戍边。

　　告别时，9位老人把记者送到村口，一遍遍握手、一次次叮嘱，“一定要寄报纸来！下次请一定留下来，尝尝我们抚边的酸菜面块！”走得很远了，回头看老人们仍在挥手，蓝色的藏衫在风中飘飘欲飞。

　　第26站

　　两河口：青豌豆卖到了重庆城

　　历史之痒：“不要羡慕他们那些马！”

　　1935年6月20日，中央红军致电远在茂县的张国焘，请他“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24日，毛泽东一行从抚边来到两河口，这里是梦笔河与虹桥河交汇的地方。总政治部在镇外朝虹桥山的方向搭起了欢迎会场和帐篷。25日，天公不作美，大雨滂沱。为示尊重，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冒着瓢泼大雨，在帐篷边等候张国焘大驾光临。

　　因天雨路滑，张姗姗来迟，直到下午5点，才在30余名警卫员护卫下，翻过虹桥山来到两河口。听到由远而近的马蹄声，毛泽东等列队恭候。张策马直冲到毛泽东等人跟前。受到如此隆重的欢迎，张的自尊心得到极大的满足，于是翻身下马，同毛泽东等握手拥抱。在场红军战士欢呼起来，口号震天响。

　　索尔兹伯里在50年后的调查中还注意到一个细节：有位战士发现四方面军的马膘肥体壮，忍不住夸了几句。毛斥责：“不要羡慕他们那些马！”

　　毛与张是老相识了，他们曾一起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在1923年广州举行的党的三大之后，12年间，两人不曾谋面。尽管过去并无深交，但毕竟是久别重逢，表面上有说有笑，十分亲热。但是好景不长。张发现中央领导人个个都不是他想象中的派头，回头看看自己，身材魁梧，满面红光，队伍整齐，威风凛凛。于是，张动了叵测之心。

　　晚宴后，周恩来亲自把张国焘送到住处。张试图从周嘴里打听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的内幕，却一无所获，于是，他直接向周发问：“红一方面军还有多少兵力？”周机智反问：“红四方面军还有多少人马？”张得意地说：“我们还有十万人。你们呢？”周说：“一方面军伤亡很大，恐怕不到三万人了。”

　　张听后认为“一面方军只剩骨头了”，更感底气十足，于是在第二天的两河口会议上开始发难。会上，各方面就红军今后的方向进行了激烈辩论。博古讽刺张国焘南下西进是“麻雀钻阴沟”，张大为不满。会后，毛泽东劝说博古不要讲这样的过激话。

　　1935年6月26日至28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举行了为期三日的两河口会议，参加者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博古、刘少奇、凯丰、刘伯承、彭德怀、林彪、聂荣臻、邓小平、林伯渠、李富春和张国焘16人。会议对张国焘关于红军长征和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以及要求改组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意见进行了适当批评，进一步说明北上方针的正确性。会议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

　　党史专家称，“这是仅次于遵义会议的又一重要会议。

　　记者现场采访——

　　（时间：5月17日下午；地点：小金县两河口乡）

　　新历四、五月间的重庆，菜市场里常有青豌豆卖。豌豆颗粒饱满、色泽鲜绿，一般4块钱1斤。主妇问菜贩：哪里来的？菜贩答：成都噻。这里所谓的成都，其实指的成都方向，包括阳光灿烂的小金两河口乡，均为重庆提供了大量青豌豆。

　　从抚边到两河口，陡峭山势逐渐平缓。快到两河口时，抚边河两岸出现大片开阔坡地，绿茵茵地一直延伸到远处的森林前。

　　两河口乡党委副书记黄连军（藏族）是个有些腼腆的年轻人，读过大学，对乡上的情况了如指掌。黄介绍，全乡幅员1035平方公里，是全国土地面积最大的乡之一，人口5100人，以农业为主，牧业为辅，有耕地8210亩，牧场数百平方公里，森林66万亩。其中青豌豆种植1633亩，产量四五百吨，“我们把它卖到了成都和重庆。你们吃的青豌豆绝对有我们产的！”黄笑着说。由于调整了农业产业结构，近年农牧民收入有所增长，“去年达到1541元。这对我们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

　　谈到今后发展，黄称开发旅游资源是一个重点。乡上已经作出规划，包括“一址三沟”，即红军长征两河口会议会址和虹桥沟、马家沟与霸王沟，“这些沟有几十公里长，两侧森林密布、有山有水。借红色旅游之势开发出来，一定能吸引游客！”

　　在两河口会址，管理员曾天志（藏族）告诉记者，当年两河口乡的很多藏民都参加了红军。他指着一圈坟墓说，这里有11个无名烈士墓，埋的都是长征中牺牲的红军，是当地老百姓把他们安葬在这里的。

　　墓旁，还有一尊毛泽东塑像高高耸立。曾说，塑像是当地森工局留下的，“我们就把他老人家请了过来。”塑像刻画的是毛泽东晚年形象，与会议氛围并不协调。记者向他建议：“应该塑一座毛泽东长征时期的雕像，才与环境协调。”黄连军说早有这个想法，但苦于无钱。记者说，两河口已列入红色精品旅游线路，国投资金应该不久就到位。

　　“但愿！”他们说。

　　站在会址的关帝庙旁，可遥望一座秀美绝伦的雪山。“那是四姑娘山吗？”记者问。黄说不是。记者说，各红色网站都称在两河口可以看到四姑娘山。黄说肯定错了，“前面那座雪山叫霸王山，主峰海拔5551米，与我们要开发的霸王沟相连。再过几年你们来看，那里的风景又是一绝！”

　　记者 张卫/文 冉文/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