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自由奖章记载着一个老兵的光辉经历。

　　特别提示

　　64年前，他是山西新军212旅特务连的一名侦察员，负责在敌占区搜集情报。他和战友们每天穿梭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刺探情报，像一柄锐利的尖刀，直插敌人的心脏……他们多次遇险，频临绝境，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文／图记者陈颖实习生冯皎

　　“有一次，我们一位侦察员刚从卫村的王老汉家里得到情报，还没来得及出门，就有一队鬼子兵进了村。王老汉急忙把侦察员推进里屋，藏到炕上的被窝里，让儿媳妇裹上头巾坐在炕沿上，在门梁上挂上一个罗面的罗罗，系上红布。依当地风俗，这表示屋里有女人坐月子，男人不得进入，否则会触霉头。走进院子的鬼子兵在随行翻译的提醒下，也不愿犯忌讳，在门口探探头就走了……”

　　这个讲述抗战年代、老乡掩护我军侦察员的故事，今天听起来像是某个电影里的情节，但却真实的发生在1941年的山西岳南游击区。亲历这一幕的杨文俊老人，如今已是82岁高龄。64年前，他是山西新军212旅特务连的一名侦察员，负责在敌占区搜集情报。他和战友们每天穿梭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刺探敌情，随时都有被识破的危险。老人有一肚子既惊险又有趣的侦察故事，让身边好几代的小学生百听不厌。

　　侦察员要深入敌占区执行任务，要求政治可靠、有孤胆，能单独完成任务，还要有点文化，能写简单的情报。

　　1941年，国民党部队在中条山与日军作战失败之后，陆续向黄河以南撤退，薄一波组织的山西新军借机进入岳南地区开辟根据地，展开游击战。而这时日本人也通过“百团大战”意识到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力量不容小瞧，他们加强了在岳南地区的兵力部署，实行强化治安运动；在各主要交通线设置“十里一大碉，五里一小碉”，妄图逐渐缩小我根据地，限制我军活动范围；并实行经济封锁，禁止各种生活物资运往我根据地；对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和“铁轨战术”进行扫荡，使新开辟地区军民生产、生活陷于极度的困难中。

　　“当时的212旅驻扎在浮山山区的三交、交口、寨圪塔和王村一带，周围各县和交通沿线的要地都驻扎着日军、伪军，阎锡山顽军配合日军、伪军常和我军搞摩擦，对敌斗争形势非常复杂。”

　　“侦察员要深入敌占区执行任务，要求政治可靠、有孤胆，能单独完成任务、还要有点文化，能写简单的情报。”杨老回忆：当时他们特务连侦察排有30余人，侦察员全着便衣，每人仅配一枝手枪。任务多是由侦察参谋授给，有时甚至是旅部参谋长直接授给；内容多是某城、镇、据点日军的番号、人数、武器装备和动向，一般情况用“鸡毛信”的方式通过群众情报线传递，紧急情报则由侦察员自己回部队报告；特别是敌人对我军进攻的动向，要迅速地报告给司令机关。

　　为了减少目标，侦察员外出多是单独行动，有时是三至五人一起出发，到敌占区后再分开活动。杨老至今记得在侦察中遭遇的几次险情。

　　日军、伪军走时捉了几只鸽子，途中未捉牢，鸽子飞了回来，而且恰恰就落在我们隐藏的楼上。伪军一进门就要上楼捉鸽子，情况危急！

　　“侦察员除了直接在敌占区刺探军情外，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在各乡镇发展情报点，联络当地一些思想进步或与日军、伪军接触多的人员为我们搜集或传递情报。”

　　当时在被日军占据的乡村里，大都设有维持会，会长多由当地乡绅担任，他们出面帮日本人建造碉堡，搜刮粮草。

　　“这些会长也不全是坏人，他们的目的在于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但一定程度上也维持了地方的安宁。通过我们做工作，一些地方的维持会会长，也成为我们的秘密情报人员。”

　　“我们的侦察参谋仪希仁同志，以青帮的行会方式，结识了一位敌维持会会长，他答应给我们提供情报。经过几次接触和验证，我们认为此人提供的情报比较可靠，便发展为秘密情报人员。一次，我和李应玉、吴发水3人到他家去取情报，恰逢日军带着10余名伪军来到该村。在这紧急情况下，我们撤离不及，就隐藏在他家楼上的粮食囤内，日军进院和该会长说了几句话后就离开了。我们也准备下楼离开，那会长坚决不让，称鬼子兵有可能杀个回马枪。果然，不到半个小时，敌人又返回来了。原来，日军、伪军走时捉了几只鸽子，途中未捉牢，鸽子飞了回来，而且恰恰就落在我们隐藏的楼上。日军、伪军一进门就要上楼捉鸽子，情况危急！该会长急忙上前将其拦下，连声称：‘太君辛苦了，您先陪太君里屋喝茶，我派人去给您捉。’说着便把敌人领到另一屋内落座，一边让一位老乡上楼捉鸽子。”

　　“日军拎着鸽子走后，该会长吓得坐在地上起不来了。他说如果让敌人发现了我们，不仅他自己要家破人亡，还可能给全村人带来灭顶之灾。之后，我们再没有去过他家，改由他私下把情报送到指定地点。”

　　鬼子兵在炮楼周围挖交通壕、架吊桥，还布满了密密匝匝的铁丝网，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我军的情报站就设在他们炮楼底下。

　　洪桐县有个叫苏堡的村子，是日本人的一个据点，村口就竖立着一座高高的炮楼。鬼子兵担心敌后武工队夜里干掉他们，在炮楼周围挖交通壕、架吊桥，还布满了密密匝匝的铁丝网，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我军的情报站就设在他们炮楼的底下。

　　原来，在苏堡负责给日军建碉堡、送柴草的维持会会长是我党一名地下工作者，他在敌人的碉堡下设立了情报站，很多情报人员的“鸡毛信”就是通过他，从敌人的碉堡下送到了我军指战员的手中。

　　“1943年，一道情报线被敌人破坏，情报送不出来，组织上派我去找那位姓魏的情报站站长。我揣着组织上的介绍信，化装成老百姓，混入敌占区，在其他情报站同志的掩护下，穿过重重封锁，一站一站地转移，深夜里才到达苏堡。”

　　“魏站长见到我吓了一跳，从驻地到苏堡一百多里地，他想不到我是怎么通过了一路上敌人重重关卡的盘查。交代完事情，我把情报缝进棉衣里，准备走。魏站长阻止说：你来了，就得听我的，不能妄动！我明白他小心的用意，若是我被发觉，不仅害了他，还可能破坏侦察员们冒险建立起来的情报线。”

　　两人谈到天亮，魏站长让杨文俊呆在自己的卧室里，叮嘱他“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出卧室一步”，因为按照惯例，日军每天都要到他家来一趟。

　　没多久，果然听到外面不断有人来报告：太君下了炮楼！太君到了巷口！一会儿，一个日本军官来到客厅，和魏站长讲了一通话后，约半个小时后才离开。

　　“当时心里非常激动，子弹都上膛了。”杨老至今回忆那次孤军深入敌后的经历，仍很自豪。

　　一次在游击区，化装过的侦察员买肉羊时无意间露出了身上的日元券，被老乡当成是敌伪的便衣队，报告给县游击大队。夜里，我们住的地方就被包围了……

　　“1943年，我和副班长吴发水带了5个人去浮山县附近进行侦察，完成任务后我们在老乡家吃过晚饭，伪村长带我们到离村一里外山沟里，在一孔看庄稼的窑洞里藏身休息。为了行动方便，我们睡觉都不敢脱衣服，不到一个时辰，就听到村里有狗叫声，我意识到有情况，马上带领大家转移。我们离开窑洞，走了几里路，看见一群羊卧在地上，大家便钻进羊群里休息。天明后，我们就听说，那晚果然有敌人得到汉奸传递的消息，到山沟的窑洞里抓我们。”

　　抗战时期的山西，斗争形势复杂，除了日军，还有游击队和国民党的中央军及阎锡山带领的顽军；地区既有日军占领区，也有我党开辟的根据地，还有各军队都光顾的游击区，这些不同地区还使用不同的钱币。作为侦察员，可能去各个地区执行任务，身上随时揣着各种钱币。

　　有次，杨文俊同战友执行完任务返回游击区，在青城村附近，想犒劳一下大家，便让一位侦察员买了一只羊改善伙食。晚上，他们吃完羊肉后就到老乡家休息，半夜里，突然听到外面枪声大作，他抓起枪冲出去，发现竟是县游击大队的大队长带着人包围了他们，幸亏那位大队长也认识他，知道是误会了，立即下令停火，才没有造成伤亡。

　　原来，那位化过装的侦察员在买羊时无意间露出了身上的日元券，被老乡认为是敌伪的便衣队，报告给“县游击大队”……

　　作为侦察员，要在敌人眼皮底下开展活动，一时一刻都离不开老百姓。

　　当年太岳山区，活跃着不少的敌后武工队，为了活动方便，他们有时穿日军军服，戴日军头盔，佯装日本兵，大摇大摆出入游击区。

　　“有一次，我们几个人下山执行侦察任务，刚拐过一个山口，迎面碰到一队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我们转身撒腿就跑，就听到后面的日军大喊：‘自己人、自己人！’停下来一问，原来是化装成日本兵的武工队队员”。

　　“作为侦察员，要在敌人眼皮底下开展活动，一时一刻都离不开老百姓。”身为山西人的杨文俊对当年冒险掩护他们的当地老乡充满了感激。

　　“有一次，我们一位侦察员刚从卫村的王老汉家里得到情报，还没来得及出门，就有一队鬼子进村了。王老汉急忙把侦察员推进里屋，藏到炕上的被窝里，让儿媳妇裹上头巾坐在炕沿上，在门梁上挂上一个罗面的罗罗，系上红布。依当地风俗，这表示屋里有女人坐月子，男人不得进入，否则会触霉头。日本兵在随行翻译的提醒下，也不愿犯忌讳，在门口探探头就走了……”

　　“最惊险的一次，是我只身下山执行任务，刚走出沟口，碰到一位老乡，主动和我打招呼，我便停下来和他闲聊了几句。突然看到不远处村口的破庙里钻出几个日本兵，拎着枪冲我跑来，我转身撒腿就跑，身后传来噼里啪啦的枪响……”

　　“埋伏在庙里的鬼子兵肯定早就发现从山上下来的我，要不是碰到那位老乡，我肯定被守株待兔的鬼子兵俘虏了。”

　　杨文俊做了4年的侦察员，一直战斗在岳南抗战一线，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他被任命为特务连副政治指导员。至今，杨老的家里还珍藏着一枚他获得的独立自由奖章。这枚小小的奖章，记载着他参加8年抗战的光辉历程。

　　解放后，杨文俊投身于国家的国防工业建设，曾任第五机械工业部驻西安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处主任，以后又被分配到国营804厂，担任过子校校长、副厂长、厂工会主席等职。在子校当校长时，他一肚子的传奇故事让学生们百听不厌。

　　离休后，杨文俊开始撰写回忆录，并参与编写山西新军的历史资料丛书。去年清明节，杨老还与一批同是耄耋之年的老战友们相约，专程回到当年的岳南抗日根据地浮山县，祭奠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

　　新闻链接

　　山西新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建制上属阎锡山军队系统，为区别阎锡山的旧军（即晋军），故称新军。

　　1937年8月1日，经阎锡山批准，以牺盟会为核心组建的第一支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宣告成立。抗日战争初期，薄一波率“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到晋东南创建根据地，当时日寇进逼山西，雁北失守，晋军溃退，山西形势十分危急。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不得不同意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责成薄一波在“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基础上，组建山西新军。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前，山西新军已组建为4个决死队和一个工人武装自卫队。后共产党领导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在晋西、晋西北组织了十多支游击队，扩编为新军，暂编第一师，接着，在中共地方党组织领导下成立的政治保卫队及一、二、三、四支队，又扩编为新军二O九旅，二一二旅，二一三旅。不断扩编后，辖46个正规团又4个游击支队，新军成为一支拥有7万人的队伍。抗战中，山西新军在开展游击战、创建抗日根据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建立山西新军是我党在山西抗日统一战线中成功有效的一招。

　　抗日胜利后，阎锡山积极反共，配合蒋介石打内战。在这种情况下，山西新军便摆脱了阎锡山的控制，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参加了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