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一个杰出的与众不同的女性。史沫特莱1928年底来华，在中国一呆就是12年。抗战初、中期，她目睹日本对中国侵略，向世界发出了正义的声音。她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等专著，向世界宣传了中国的革命斗争，成为不朽之作。她亲自护理伤员，组织医疗活动，用行动唤醒有良知的人们。她访遍了中国华北、华中的大部分地区，用热情召唤更多的国际友人，一同为中国抗战出力。

　　史沫特莱，中国人民的朋友，在生命的最后20年中，她以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西安经历

　　1929年，史沫特莱作为外国驻华记者来到中国。1936年，在中共地下党员刘鼎的安排下，史沫特莱到达西安，等待被邀请前往延安。在这期间，驻守西安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扣留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5天以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史沫特莱在与周恩来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之后，开始每晚在张学良的司令部进行40分钟的英语广播。概述当天西安事态的发展，并报道与这场事变有关的内容。她的报道在上海引起了不小的骚动。西安的广播，使史沫特莱成了一个国际人物，并永久地被贴上了中国共产党的辩护人的标签。

　　当时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中，由于政治观点不同，有人认为她是英雄，有人认为她是无赖。美国报纸说：“她背后有庞大的军队”，“美国姑娘，赤色危险人物”，“美国妇女帮助中国人叛乱”。美联社在一篇很长的背景介绍中，说史沫特莱“从前的一个美国农村姑娘将成为千万黄皮肤人的实际上的‘白肤女皇’”。

　　延安生活

　　1937年1月初，史沫特莱正式接到共产党的邀请访问延安。她的公开身份是到前线去做战地救护工作。

　　在延安，史沫特莱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彭德怀等人进行了多次交谈，她的手提式打字机一直响到深夜。她给予毛泽东以高度评价：每个人都可以与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比得上毛泽东。他的著作已经成为中国革命思想中的里程碑。她评价周恩来：是一位学识渊博，阅历深广，见解精辟，襟怀坦白，不存门户之见，毫不计较个人的安福尊荣、权利地位的卓越领导人。她还与朱德总司令频繁接触，并征得朱德的同意——撰写朱德平生。

　　史沫特莱并不局限于采访和写作。她还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图书管理员，负责扩展延安窑洞图书馆外文书籍。她努力工作吸引外国记者到延安来。她发动了一场灭鼠运动，对扑灭延安鼠害发挥了作用。她甚至为延安引进了一种新的娱乐方式——西方式的交谊舞。

　　延安使她兴奋，延安使她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她强烈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告诉她，她应该留在党外，以便与在外面和国外做更多的工作。她听后感到极为痛苦和伤心，放声大哭起来。马海德和她谈了许多夜晚，也未能减轻她的悲伤，直到过

　　了很长一段时间，她才理解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对她说的那些话是正确的。

　　深爱八路军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史沫特莱在准备随部队开赴前线时，不慎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背部受伤，推迟了行期。10月，史沫特莱养好了伤，随身携带了打字机、照相机和简单的行李，赴八路军抗敌前线采访。她很快赶上了驻扎在太原的八路军，然后到达北部山区的八路军总司令部，成为八路军中第一个随军外国记者。

　　随八路军总部转战各地，史沫特莱与八路军战士同吃同住，她关心普通士兵的生活，增进了与他们的感情。

　　史沫特莱与八路军相处不到半年，便深深的爱上了这支部队。用她的话说：“离开你们，就是要我去死，或者等于去死。”

　　伤兵之母

　　1938年1月，史沫特莱到了汉口，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和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身份，一面救护伤员和难民，一面报道中国抗战，并向世界性组织呼吁救援。

　　史沫特莱以她火热的心吸引着来华的外国人士，这些人虽然身份不同，政见不同，但都在史沫特莱的带动下，积极地为中国抗战出力。

　　在汉口，史沫特莱多次访问美国大使馆，向大使和武官介绍八路军的活动。她多次接触约翰·戴维斯、佛兰克多恩、史迪威和陈纳德,这些人后来成为影响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人物。

　　史沫特莱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为中国红十字会募捐上，宣传中国伤兵的英勇事迹和所处困境上。在汉口，美国和英国大使馆、标准石油公司、国民党的高级官员，都曾在她的动员下提供过捐助。史沫特莱最成功的一次募捐是在一个午餐会上，她使财政部长宋字文感到羞愧，捐出1万元中国法币支持她的工作。还有一次，在行政院长孔祥熙的晚宴上，她从这位共产党人的死敌手里，拿走了一张捐给山西游击队的巨额支票。

　　史沫特莱从抗战初期就为救助伤员奔走呼吁，1938年3月，包括白求恩在内的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华，都是史沫特莱奔走呼吁的结果。1938年11月，史沫特莱在云岭新四军军部，名义上是起草一份给红十会的详细报告，但她认为自己的真正使命，是向上海和香港宣传新四军医疗队。她为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写了一系列文章，后由《曼彻斯特卫报》转载，详细报道了新四军的处境和对药品的需求。她私下还求助于一些英国朋友，以及美国红十字分会。到了春天，可观的援助从英国和红十字会纷至沓来，在史沫特莱的中国同事眼里，她简直是一位女英雄。

　　魂归中华

　　1941年5月，因病回到美国的史沫特莱，仍然表现出对中国抗战事业的忠诚。她到处讲演，撰写文章，介绍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为中国的抗战募捐。她在《中国的战歌》一书出版后，又开始写作朱德的传记——《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1945年8月，在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董必武拜访了她，并带给她撰写朱德传记所需要的材料。史沫特莱继续在贫困交加和政治迫害中奋笔疾书。1949年11月，她准备取道英国来华，在英国，她把完成朱德传记当作首要任务。不久，她的健康因患胃溃疡出血而恶化，仅靠牛奶维持生命，可她仍不肯放下《伟大的道路》书稿的修订工作。1950年4月，她在致友人的信中写到：“由我的著作而获得的全部收入，不论来自何处，全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所有，由他按照他的愿望处理——那就是说，建设一个强大和自由的中国。——如果中国大使馆来到了，如果能为我的遗体只唱一首歌，中国的国歌——‘起来’，我将不胜感激。由于我的心灵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宁，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国革命者同在。”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在伦敦病逝，终年58岁。次年5月6日，在北京为她举行了追悼大会和隆重的葬礼。她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中国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间，一块大理石墓碑上用金字镌刻着朱德写的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