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6月12日上午，黑龙江省宁安市沙兰镇镇政府的一处会议室，气氛凝重。

　　这里正在举行洪水发生两天后的第一次受灾情况汇报会。当天刚刚从北京赶到现场国务委员陈至立首先说了话：“孩子是国家的，跟我们自己的一样，我们一样非常地悲痛。”此刻，每一位在座的领导都阴沉着脸，包括黑龙江省省长张左己在内。

　　紧接着，张左己第二个发了言，“看到这么多孩子在洪水中遇难，十分难过，我作为省长，有不可推卸的任务，请示中央给我处分。”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

　　一石激起千层浪。省长的这一表态透过网络迅速传播，并引起强烈回应，一场关于官员责任意识的大讨论由此发韧。有些人对此表示了肯定和支持，甚至还有人称他的主动请罚是“中国政治文明悄悄进步的一个信号”，但也有不少人指责不过是“火线做秀”。

　　很自然地，人们联想起去年吉林省吉林市中百商厦发生火灾后，时任吉林省省长的洪虎向全省人民公开道歉的行为。而和洪虎“向下道歉”相比，张左己“向上请罚”的意义显然有所不同。

　　如果不是那场突如其来的洪水，如果不是被洪水夺去的人命如此之多(截止本报发稿时，已证实有117人死亡)，张左己这个名字或许不会如此密集地被人提起。从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部长到黑龙江省省长，虽然官至部级，但张左己出现在人们目光焦点中的频率并不那么高。

　　事故频发的两年

　　宁安事件不是张左己遭遇的第一起突发性灾难。从2003年4月出任黑龙江省省长以来，短短两年间，这位出生于黑龙江的省长已经历了多起类似事件，其中尤以2004年的两次矿难和“拖欠民工工资案”最为轰动，而这三起事件无一例外都跟一个叫“鸡西”的地方有关。

　　2004年2月23日，鸡西煤业公司百兴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25人遇难。仅隔不到两个月，另一起爆炸在同一家煤业公司的正阳矿响起，9人遇难。

　　第一次矿难发生时，张左己去了现场，《黑龙江日报》的报道描述了他当时的表现：“今天(2004年2月25日)早晨6时20分，连夜从哈尔滨赶来的宋法棠和张左己一下火车，便径直来到百兴煤矿瓦斯爆炸现场，听取事故情况汇报，检查和指挥抢险救灾工作。”

　　第二次矿难发生后，张左己没有再去鸡西，根据新华社的消息：“(4月)15日下午，受黑龙江省省长张左己委派，省政府顾问索长有赶到鸡西，要求在保障救护人员安全前提下加快抢险进度，尽快抢救被埋井下矿工，处理善后及补偿抚恤工作。”

　　从这两次矿难的处理方式上，看不出张左己的工作方式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指挥抢救、处理善后。对于不到两个月内连发的两起矿难，新华社以“鸡西矿难无人负责”为题，披露了当地“互相推委责任、无人救援”的一幕。

　　同样，在鸡西发生的另一起轰动全国的拖欠民工工资案中，张左己不得不再一次面对考验。2004年2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接到举报信后马上做出批示：“法棠(黑龙江省省委书记)、左己同志：来信反映的问题要逐一核查处理，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要认真清理，限期解决，这要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

　　正在北京参加两会的黑龙江省主要领导当即批示，并随后成立了省委调查小组，专门调查此事。出人意料的是，鸡西市政府编造了一系列虚假的理由搪塞，总理为此不得不做出三次批示，直到4月26日中央调查组进驻鸡西，此事才得到解决。

　　“一个省长竟然拿一个鸡西市长毫无办法！”事后，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质疑，矛头直指张左己本人。如果说在此事件发生后，黑龙江省吸取了什么教训，唯一有迹可寻的是，当年8月6日下午，张左己主持召开的省政府第14次常务会议上，讨论通过了《黑龙江省农民工工资保障规定(草案)》。

　　从以上三起事件的处理方式到今天的主动请罚，张左己的表现可以说是个大幅度跨越，虽然这个飞跃的过程有些耐人寻味。

　　“一个富于改革创新的人”

　　张左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媒体鲜有报道。在他被任命为黑龙江省代理省长后，2003年4月10日发布的《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公报》对张左己做了如下评价：“工作思路清楚，组织领导能力强，善于协调各方面关系。思想解放，文字能力和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较强，有改革创新精神，能够较快打开工作局面。工作雷厉风行，狠抓落实。”

　　这一点从张左己后来的讲话中也可以看出一点端倪。在一次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座谈会上，他当时说：“要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拿出愈挫愈奋的精神来推动改革的前进。”

　　调到黑龙江之前，张左己做了五年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他也是该部组建之后的第一任部长。前文提到的《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公报》，对他的这段经历有这样一段描述：新部组建不久，根据中央要求，确定了“突出下岗职工再就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三个重点，落实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两个确保’，实现社会保险统一管理”的工作思路。

　　2002年9月，中共十六大前夕，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就报告会”上，张左己高兴地说，我国就业和社会保障改革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

　　在次年的一次记者会上，很多人还看到了张左己机智的一面。2003年3月12日上午，一名东北男子闯入路透社驻北京分社，声称要向记者状告黑龙江省伊春市精神病医院和法院。而就当天下午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关于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的记者招待会上，在回答日本共同社记者有关此事与下岗工人增多和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是否有关系时，张左己表示，“转轨中出现过激行为并不奇怪，社会保障和再就业是治本之策。”机智而不回避问题的态度让在场的中国记者为他叫好。

　　官员的“ 冷酷六月”

　　宁安的洪水退去后，教室里的墙壁上赫然出现了一个个让人触目惊心的黑色手印，这是孩子们在水中挣扎时留下的最后痕迹。

　　在这场伤亡逾百人的灾难背后，几乎每一个亲历者的天空都和这黑色的手印一样布满了阴霾：痛失骨肉的父母从此失去了生活的寄托，对灾难反应缓慢的沙兰镇地方官员已经在接受调查，作为上级的黑龙江省省长也主动向中央请求处分。

　　事实上，在这个炎热的六月，“黑色”已成为中国部分地方官员必须面对的主题，而不仅仅只在黑龙江逗留。

　　暴力定州

　　据《新京报》报道，2005年6月11日凌晨4点30分，天蒙蒙亮。在河北省定州市绳油村外一块荒地的窝棚里，村民们还沉静在睡梦中。

　　此时，他们不知道，二三百名头戴安全帽穿着迷彩服的青年男子正悄悄地从车上下来，手持着猎枪、钩刀、棍棒、灭火器，一步步向他们逼近。一场在警匪片里才能看到的砍杀即将上演。

　　这些人旋即冲进窝棚，不分男女老少，见人就乱砸乱砍。猝不及防的村民一下子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他们也曾用铁锹等农具回击，但与对方所持器械长短悬殊，最后只好逃跑。此次袭击至少造成6人死亡，另有48位村民受伤住院。

　　　依据人们往常的想象，当地领导肯定会在第一时间去医院看望伤者，然后做一些“严惩逃犯”之类的讲话。但是第二天，这样的场景没有出现，直到6月13日晚上，定州市电视台新闻播报一则消息：河北省省委决定，免去定州市市委书记和风、定州市市长郭振光二人的职务。

　　巧合的是，黑龙江省省长张左己正是在这一天主动请罚，而与张左己表态后引起的热议不同，定州市两位主要领导下台却受到了异口同声的讨伐，并在坊间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猜测。

　　至于和风、郭振光和这群有着黑帮背景的人之间有何关联，这还有待进一步查证，不过可以肯定是，他们在这次暴力事件中的缺位和沙河镇领导在洪水到来时的不作为一样显而易见。

　　事情源起于发电厂和村民之间的土地纠纷，2003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河北国华定州电厂，因存放煤渣征用绳油村土地387亩，村民们说，定州市土地部门说每亩补偿1.548万元，他们认为补偿较低，希望能够看到有关征地补偿标准和征地合同，但一直未果，便在土地上搭起窝棚，因此施工方也一直无法施工，双方曾多次发生僵持。

　　虽然定州市政府一名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双方的纠纷，定州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还成立了解决小组。但是在这一事件前后，政府的缺位却随处可见。

　　早在这次袭击前的4月20日凌晨两点半左右，也有约20多名不明身份者曾持棍棒前来袭击，其中一人被村民扣留，随后关在地窖中。至第二次袭击时已达50天，这位名叫朱小瑞的人还在村民手中，这期间，警方并没有介入对朱小瑞被扣押事件的调查。

　　汕头大火

　　6月10日，在北方的黑龙江发生洪灾的同时，南方的广东省汕头市发生了特大火灾，两者发生的时间仅相隔100分钟。

　　水火不相容，但面对突发灾情，恐怕省长们焦急难耐的心情都是相似的。事故发生当天，广东省省长黄华华立即中断在云南的考察学习，当晚11时30分到达汕头潮南区后急赴医院看望伤员。

　　如果说黑龙江省的洪水还有一些天灾因素的话，汕头市华南宾馆的大火却到处充满了人祸。华南宾馆的这场火灾发生在中午时分，楼高仅仅四层，却有31人死于非命，造成火灾死伤惨重的人为因素明显：首先华南宾馆原本是办公楼，未经过消防检查擅自改装成宾馆，在欠缺基本消防设施下竟也在政府眼皮底下存在了10年之久；宾馆楼体大量使用了违禁材料；黑心老板只顾“捂盖子”，火灾发生后竟阻止员工报警，甚至在事发后脱逃。

　　一场大火无情地烧焦了若干个鲜活肉体的同时，也烧出了色情和腐败，在这次火灾的31名遇难者当中，绝大多数都是陪唱小姐。这个在当地妇孺皆知的“色情楼”，汕头市副市长苏耀光在接受央视《经济半小时》记者采访时却声称：“没有这种事情。”这多少让人有些匪夷所思。

　　黑色焦作

　　大火不再燃烧，洪水亦已退去，暴力也暂时得到了平息。然而，对于焦作市市长毛超峰来说，考验似乎才刚刚开始。

　　2005年6月2日，国家环保总局公布了对全国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的监测结果，焦作市首次进入“十大污染城市”黑名单，在全国大气污染最重的十个城市中名列第八。

　　监测结果公布后，在焦作上下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一些焦作市民几乎都发出同样的疑惑：“不可能吧！焦作可是一个花园城市啊。”跟生活在焦作市市民的反应相比，一些在外工作的焦作人反应则更为强烈。

　　6月8日，在新浪网就“中国十大空气污染城市公布”的评论中，一位署名“焦作游子”的网友评论说：“一个山清水秀的城市怎么成了十大污染城市？谁该为此负责？”

　　这个帖子发布7天之后，河南省焦作市大气污染整治攻坚会议上，焦作市委副书记、市长毛超峰做出了回应，“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人民道歉，并向全市人民郑重承诺，本年度内一定摘掉‘十大污染城市’的黑帽子。”

　　《焦作日报》在当天的报道中用“痛心”描述了毛超峰说这番话时的心情。这绝不只是一句空话，相关改进措施紧随其后，焦作市环保局迅速发出了《焦作市大气污染整治指挥部关于开展市区大气污染整治“四号飓风行动”的通告》。当地一位环保人士的说，这次整治的力度可能是空前的。

　　焦作正在把解决大气污染问题列为市委、市政府今年为全市人民办的13件实事之一。在会议上，有人注意到，毛超峰用了一句很振奋人心的话——“市委、市政府已下了铁的决心，只要治理方案是科学、合理、公平的，就要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政策和法律的手段，综合整治大气污染。”

　　就像张左己在第一时间提出请罚一样，不论最后结果如何，毛超峰的行为也仍旧值得鼓励和推广，因为在中国，像他们这样有勇气的官员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从“领导先走”到主动请罚

　　这是10余年来中国官场上一段刻骨铭心的耻辱。

　　1994年12月8日下午6时10分，新疆克拉玛依友谊馆的舞台上。几块被烤燃的纱幕布条忽然落在796名师生和干部面前。刹那间，火势蔓延，灯光熄灭，烈焰毒烟无情地扑向了那些天真可爱的中小学生。

　　当燃烧的火团不断地从舞台上空掉下时，克拉玛依市教育局的官员出来叫住学生们：“大家都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

　　学生们很听话，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动，等在场的26个官员从第-排撤退到最后一排的出口处“先走”了之后，教师才开始组织学生撤离，但此时大火已蔓延到剧场四周，唯一的逃生之路已被熊熊火焰堵住。(剧场只开放一个安全门，其余安全门均锁着。)

　　这场震惊中外的克拉玛依大火带走288名学生和36名老师的生命，而当时距离火源最近、离逃生门最远的克拉玛依市官员却都“奇迹般”地生还。在这场大火的映照下，一句“让领导先走”，使当地政府官员最为卑鄙可耻的面目曝光于天下。

　　十多年后，当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时，情景已然不同。在此次黑龙江省洪灾中，不但沙兰镇党委书记和派出所所长因可能涉嫌渎职被拘留，省长张左己甚至主动请罚，这些变化足以令人感到欣慰，尽管花了10余年的时间才完成这种转变听起来有点漫长。

　　悲剧仍在继续

　　克拉玛依的大火并没有引起其他地方政府官员足够的重视，此后在中国各地相继发生的灾难可以佐证这种推测，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2000年底的洛阳大火。

　　当时的《南方周末》记者李玉霄在采访完洛阳大火后写了一篇名为“活在假设中”的采访手记，在这篇文章的末端，他这样写道：

　　“透过洛阳大火，你可以从肇事者，到现场人员，到经营者，再到政府管理人员，进而推及负有相关责任的领导，看看他们都是怎么做的，看看他们都是何表现。你会发现，这每一个环节上的身份、地位、对社会的义务各不相同的人，好像都在或多或少地漠视生命，好像都在拿法令法规不当回事，好像都不在本本分分尽职尽责。”

　　这场大火让歌舞厅中的309条生命顷刻间灰飞烟灭。生命被漠视到什么地步，才会发生如此重大的“意外”伤亡？更让人难过的是，洛阳大火并非2000年漠视生命的惟一案例，在那一年还发生了若干起无法排除人祸的惨剧：

　　3月11日，江西萍乡市上粟县石岭鞭炮厂发生特大爆炸案，当场炸死33人

　　3月29日，河南焦作市录像厅发生特大火灾，74人在大火中丧生。

　　4月6日，山东省德州市美丽华大酒店发生火灾，13人被烧死。

　　6月13日，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发生沉船事故，19人死亡。

　　6月22日，四川省合江县“榕建”渡轮翻沉，130人死亡。

　　6月30日上午，重庆垫江县沙坪镇特大鞭炮爆炸事故，10人死亡。

　　……

　　这些类似的灾难发生之后，没有人出来道歉、主动承担责任，甚至有的政府官员还互相推委责任。而故事的结局也大体相仿，某几个直接责任人(大多为老板)被判罚，伤亡者或其亲属得到数额不等的赔偿金。

　　从官本位到民本位

　　转变出现在2003年。这一年，“民本位”思想迅速成为中国官员不得不正视的命题。引发这场变革的是一连串的突发性公共事件：SARS、大批房屋野蛮拆迁问题、孙志刚事件……

　　“短时间内一连串的问题正好交叉在一块儿，会给人们带来一种很大的震撼力，这种震撼力，就会使得处在政治高层的领导敏感地抓住了这个机会，把这些民心集中到一块提出一个比较鲜明的政治观。”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严强在接受《时代人物周报》采访时说，这种政治观就导致了原先的政治文化向一种新的政治文化转变。

　　“高官问责制”就是在这样大的背景下出台的。因在SARS事件中隐瞒实情，前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前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双双被免职，当时很多人以为只是一个权宜之计的高官问责制不仅延续下来，而且开始体现在制度层面。

　　在两位官员被免职后不久，《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便被批准实施，《规定》中明确指出：“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等，不宜再担任现职，本人应当引咎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此后，官员引咎辞职成了中国官场不再陌生的一道“风景线”。

　　2004年4月，温家宝主持国务院会议，对2003年12月的中石油川东钻探公司井喷事故、北京密云县元宵灯会人员伤亡事故和吉林省吉林市中百商业大厦特大火灾事故做出处理决定，同意中石油公司总经理引咎辞职。其后，密云县县长和吉林市市长也先后辞去职务。此外，地方官员在发生重大公共事件后向老百姓主动道歉也不再是什么新鲜事(参见2005年3月7日出版的《时代人物周报》专题报道《道歉，来自公仆的声音》)。

　　2003年还出台了许多跟“高官问责制”相类似的举措：废除“收容遣送”、禁止暴力行政，将保护私有财产第一次写入宪法等等。国家本位逐渐向社会本位转变，官本位开始让位于民本位，所有的信号都在预示着官员过去那种高高在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过去，我们叫国富民强，强市富民，现在的口号都变过来了，叫民富国强，强民富市。”严强教授分析说，就是这样一个颠倒，尽管还是同样的文字，但是反应了基本的立足点、政治文化的重心发生了转变。

　　( 时代人物周报 记者 刘俊)